袁鹏:当前中美关系性质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7: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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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到底为何?中美两国学者为此煞费苦心,围绕“战略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人”、“非敌非友”等等定位曾展开激烈辩论。但大体从1997年开始,随着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似乎成为中方对“定位”问题的主流看法;而随着不久前小布什所谓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的提法被正式纳入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时下“最流行的美中关系用语”,似乎也在相当程度上凝聚美国的主流共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呢?

  

   一、中美不是“战略伙伴关系”

   布热津斯基说过,美中关系“具有催化作用”,(注: Zbigniew Brzezinski,"Coping with China",National Interest,Spring2000.)如果这一关系发生变化,除美欧关系外,美俄、美日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发生变化,这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我国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其他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注:阎学通:《冷战后的延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 )这是从双方的冲突和矛盾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克林顿多次强调,美中关系的发展“攸关21世纪美国人民的福祉”,这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两国关系的战略性。总之,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深具战略利害,这已成为中美乃至国际社会的共识。

   而这种战略利害性从表面上看,似乎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双方要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大目标,离不开对方的配合和协调;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又需时时防范对方的潜在破坏或挑战,或者更进一步说,一方国家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很可能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国家根本利益为代价。比如,美国要实现“世界领导”梦,必将防止中国实力地位与其“平起平坐”,必将推行它那一套民主人权价值观,这就与中国追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根本目标相悖。反之亦然。

   这一悖论实际上涉及到贯穿近现代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两个重大课题。一是守成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如何共同相处;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如何避免冲突。19世纪末美利坚帝国崛起过程中与大英帝国的矛盾冲突,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分别反映了这两种情形。在前一情形中,尽管美英同文同宗制度相同,英国当时陷入外交孤立而无力西顾,但双方“关税战”、间谍案、小规模冲突仍时有发生,而美国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则可说是美国代表的北方和英国支持的南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之战(注:[美]J.布卢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版。)。“日不落帝国”的衰落和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是在摩擦、矛盾和冲突中完成的。显然,双方没有找到繁荣与共、和平相处的有效途径。美苏之间更是在势不两立中以一方的“惨败”而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略竞争状态。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用比较消极的眼光看,不仅集上述两种矛盾于一体,而且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这正是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后近十年的“磨合期”仍具不确定性的原因所在。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一方面,美国有关中国的大辩论一直都在进行,但对中国却总难作出准确的战略定位,因而“非敌非友”、“潜在敌手”、“竞争对手”等等说法,不一而足。(注:有关这方面比较集中的讨论参见: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cture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o the 21st Century —— An Asian Studies Center Symposium,November 21,1995",Heritage Lecture No.551.)另一方面,中国在判断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时,也多少存在同样的问题。用“西化、分化”一言以蔽之,似乎稍嫌陈旧、简单,但要相信美国政府宣称的“一个稳定、强大、繁荣、开放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注: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思今年5月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所作的演讲,题为“21 世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又未免将信将疑甚或自欺欺人。不能不承认,中美正式交往时间虽然已经不短,但由于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不断变化,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始终在摇摆游移之中。

   1997年中美两国首脑达成的“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从深层次讲,其实是两国领导人希望跳出历史的窠臼,为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规划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合作关系的努力,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第一,它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并表达了双方不希望走向对抗而希望实现双赢的良好愿望。诚如美国前总统布什评价的那样,美中两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保持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良好关系对世界和平最为有利,对美中两国人民的繁荣最为有利。(注: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书面采访,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8月21日电。)第二,它为处理两国关系首次确立了从首脑热线到人权对话机制、从军事交流到执法合作的全面、系统、有效的框架。正是由于这些框架的建立,才使得两国关系不因困难而倒退,历经风浪而前进。

   但须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框架在表达良好愿望、展现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包含相当程度的“实利主义”成分。从美国方面看,和欧、日等“冷战朋友”巩固同盟关系,与同中、俄、印等“转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是其新世纪全球战略的“两大支柱”(注:"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Institutef 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0.),功能虽然不一,地位却同等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北约一俄罗斯“和平伙伴关系”、美印“新型伙伴关系”,都只是美全球战略布局题中应有之义,服务于其“参与、领导”的全球战略总目标。其在双边关系中的特殊意义,因而不宜被估计过高。从中国方面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同世界主要国家构筑的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也都共同服务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准则和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的总体外交目标,同样含有美国学者宣称的所谓“策略”的成分,因此,在看到其重大战略意义的同时,在现实关系的应对中不宜对此作不切实际的幻想。

   简言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只是对两国关系未来的期待,不是对两国关系现状的定位;是主观需要的结果,不是客观现实的描述。

   然而,这一实质显然没有被所有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国内许多报刊杂志上,“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具有多重限定的提法,往往被简化为“战略伙伴关系”六个字,并被用来描述或理解当前中美关系。这种简单化的做法看似言语上的简略,实则反映了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简单、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实践上造成不良后果。比如,以“战略伙伴”标准来衡量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状况,自然就会对“考克斯报告”、“炸馆事件”以来一系列事态产生困惑,进而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值得一提的是,在“炸馆事件”后,某国政府在致中国政府的慰问电里,就用了“美国对自己的‘战略伙伴’尚且如此”这样的语句,表明上述“简略”不仅对国内也对国际社会至少造成了认知上的偏差。

  

   二、“战略竞争对手”说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不是小布什等人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呢?

   首先,对“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概念本身不宜作简单否定或排斥。不仅因为这一概念被许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所认同,而且在逻辑上也站得住:(1)如前所述,中美关系构成了“战略关系”;(2)从本质上说,国与国关系就是“竞争关系”;(3 )“对手”不等于“敌手”。“竞争对手”本身是个中性词。正如一家美国媒体所称,大国竞争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和平调整分歧”(注: Los Angeles Times,November 23,1999.);小布什也一再强调,此一定位只是表明对中国“不怀恶意,但也不抱幻想”(注:参见美国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对外关系部分,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英文电。)。其次, 当我们仔细审视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状况时,会发现,在涉及双边关系的几乎各个重要领域,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确乎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国际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美国则希望建立“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搞所谓“霸权稳定”。

   安全领域,第一,中国倡导“相对安全”或曰“共同安全”,美国则显然在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双方在NMD和TMD问题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两国安全观的不同。第二,中国主张利用多边合作对话(比如“上海五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则仍不肯放手双边军事同盟。美国人爱把北约说成是多边或集体安全机制,但在北约这一多边组织的形式之下,体现的还是地地道道的美欧双边军事同盟的实质,根本不是中国倡导的“集体安全”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外交领域,中国积极发展“睦邻外交”和“伙伴外交”,通过前者,中国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换来了相互信任和共谋发展的局面;通过后者,则与世界主要大国构筑了形式不一的“伙伴关系”,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美国则惯搞“制衡外交”和“同盟外交”,“以邻制邻”、“海外制衡”地缘战略思想仍显见于美国冷战后的外交实践和新世纪的外交布局(注:袁鹏、傅梦孜:《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 一些美国保守派学者还把中国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理解为中国想重新构筑以“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伙伴关系网”,从而最终埋葬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同盟(注:Larry M. Wortzel,"U. 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The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December 1998.)。

   文化意识领域,中国坚持“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则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对所谓“人权”、“民主”的捍卫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中国主张世界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而和平共处,美国则认定它那一套制度是全人类理应追求的目标。而在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美国希望长期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战”局面,以利美国继续居中制衡、渔翁得利;中国则希望尽快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伟业。

从上面这些比较来看,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够得上“战略竞争对手”关系。较之“建设性战略伙伴”或“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局面”等提法,“战略竞争对手”更能反映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因而不失为一种相对客观、准确和简练的表述。但问题出在,小布什在用“战略竞争对手”一词时,却不仅仅是对美中关系现状客观的定位,而更是出于对未来对华政策取向的定调,它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太过“虚幻”,应当舍弃;第二,克林顿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显得一手硬、一手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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