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伊拉克战争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5: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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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以当前的伊拉克战争为案例,从梳理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认识入手,对当今世界政治主要矛盾进行了初步论证。认为,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谈论“世界政治”比“国际政治”更有意义。由于世界政治包含“国际政治”和“超国际政治”两个范畴,因此当今世界是两对主要政治矛盾并存。一对是传统国际政治范畴里的称霸与反霸(或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矛盾双方分别是美国与多强;另一对是超国际政治范畴里的各国联合应对全球性难题的矛盾,当前主要集中在恐怖与反恐这对矛盾上。伊拉克战争使两对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重叠,导致世界战略格局出现强力颠簸。在这两对矛盾中,中国都不是焦点,这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得以保持的根本前提。

  

   没有人否认,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超越反恐、具有全球影响的局部性战争。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在战争前后的各种较量表明,冷战结束以来不断演变着的世界战略格局继“9·11”事件后经历了又一次重大冲击。本文不想就格局本身做深入分析,而想对影响世界战略格局更实质性的因素——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冷战后美国战略家对世界主要矛盾的认识

   从分析主要矛盾入手观察世界政治,一直是把握时局的关键。因此,随着冷战后美苏两极对立矛盾的突然消失,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必须解决一个最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不分国界,但问题的答案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其中,美国战略家凭借冷战胜利的“王者之气”和以全球为视野的学术传统,率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由于具备超强综合国力,同时受称霸世界的思想影响,美国战略家们在看待世界政治主要矛盾时,往往将美国自身看作矛盾的主体,然后以此为前提寻找美国的对立面。在他们眼里,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自己与美国在建立霸权秩序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之间的矛盾。

   日裔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明确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因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注:[美]费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换句话说,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无非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如何巩固并扩展自由民主成果的问题。福山的思想代表了相当一批美国学者的观点,转换成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的语言,便是认为世界从此进入美国独领风骚的“单极时期”。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可被视为“单极论”的始作佣者。(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0/1991.)

   然而,无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克劳萨默的“单极论”都没能完全解释冷战后十几年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活力及广大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发展路线等诸多现象,表明“历史”远未终结;而美国虽实力超群,却并不能在所有重大国家问题上我行我素,也至少说明“单极世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于是乎,另有一批战略家对时局进行了更为谨慎的诊断。其中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人最为引人注目。三人都承认美国的单极优势,但都同时意识到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存在,因此不同意“历史终结”说,也不赞成美国利用单极地位推行单边主义路线。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从“文明冲突”、传统地缘政治和新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了关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各不相同的结论。

   亨延顿认为,旧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虽然终结,但新的“文明间的冲突”则取而代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将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转为“西方对非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儒教—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对抗。亨廷顿并不否认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但他强调:“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于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在他眼里被简化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中东世界为主体的“伊斯兰+儒教文明”之间的矛盾。

   布热津斯基则更倾向于强调地缘政治的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将围绕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及在此过程中美国与各大力量进行角逐而展开。在这场矛盾冲突中,日、欧盟国是美国借重的力量,中、俄两国则是“潜在的对手”。美国的主要战略就是利用空前绝对的优势地位,团结盟国,将中、俄融进西方体系,完全控制欧亚大陆。(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世界政治矛盾的主体将是美国及盟国为一方,俄罗斯与中国为另一方。(注:Zbigniew Brzezinski,"Living with China","Living with Russia",National Interest,Spring,Summer 2000.)

   约瑟夫·奈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言人。他一贯认为,冷战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传统国际关系的主导形式(即主权国家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新内涵。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新的视角看待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国际格局。他在著名的“三维棋盘论”里指出,美国只是军事层面的超霸,经济层面实际是美、欧、日三足鼎立,而在跨国关系层面,力量则更为分散,可谓多极并存。(注: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2,p.133.)因此,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新威胁,美国与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不必然构成矛盾的对立面。

   除了从美国全球战略大视野观察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外,美国另有一大批学者直接从谁是美国的“主要挑战对手”角度审视国际格局,分析主要矛盾,并因此得出了多种不同看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类:(1)美中矛盾是主要矛盾。理由是,中国综合国力最被看好、地缘上与美有现实冲突、意识形态与美相左、反美情绪与日俱增、与西方文明很难相融等,其代表言论是“中国威胁论”,代表作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龙年》等,代表人物则是美国媒体、智库、国会、政府内的所谓“蓝队”成员。(2)美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看法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现实主义战略家头脑里根深蒂固。除了认为俄罗斯是唯一能对美构成现实军事挑战的国家、“帝国雄心”没有泯灭(注:Zbigniew Brzezinski,"Living with Russia",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0.)、占据欧亚大陆主体位置等原因外,更主要的理由是,俄罗斯民族和文化中有中华民族和文化所缺乏的“侵略传统”和“掠夺本性”。正是这一传统,使得当年的苏联共产党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天壤之别”(注:基辛格1999年9月在“21世纪前夕的中美关系”会议上的讲话,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4日电。),也使得俄罗斯的挑战潜力比中国更让人担心。(3)美欧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此最雄辩的论证出自两位学者,一位是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另一位是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前者认为,随着欧洲作为一个联合的政治力量的崛起,美欧联盟终将分裂为北美和欧洲两部分,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分裂成罗马帝国和康斯坦丁堡帝国那样。“尽管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但东、西两个帝国成了死对头”(注:Charles A.Kupchan,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lfred A.Knopf,New York,2002,p.120.),因此,美欧矛盾可能成为今后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后者指出,“现在是我们停止假装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拥有一个同样的世界的时候了”。(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No.113.对美欧矛盾更全面的论述,参见:Robert Kagan,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Alfred A.Knopf,New York,2003.)美欧矛盾冲突已成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一论调引起了大西洋两岸激烈的论争。

   “9·11事件”的发生,在极大程度地撼动美国内外战略的同时,也促使美国战略家们进行适度的战略反思,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新思想。大体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利坚帝国主义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矛盾都退居其次。(注:James Kurth,"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Current History,December 2002.)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充斥美国报刊杂志,兹不一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倾向可以看出美国思想的实用主义传统。

   第二类认为,恐怖主义固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但传统大国威胁仍不容忽视,因此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同时应对恐怖主义与大国挑战这两种威胁。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2001年9月30日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该报告的起草者们一方面谈论恐怖主义的危害,一方面则一再提及所谓“地区强国”的威胁,尤其是到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拥有惊人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注: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September 30,2001.也可参见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军事改革基本根据这一思路。

第三类思想可以说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和克劳萨默“单极论”的深化,即是目前在美国甚嚣尘上的“新帝国主义论”或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该论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美国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又有反恐提供的绝对时机,就看美国领导人敢不敢于“承担责任”,建立“新帝国”。(注:有关美国新帝国的论述很多,最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美国《威尔逊季刊》2002年夏季号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专刊共5 篇文章,见:The Wilson Quarterly,Summer 2002。其他较为重要的论著有:Robert D.Kaplan,Warrior Politics:Why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Random House,2002;Andrew J.Bacevich,American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Stephen 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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