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胜 金耀基 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9 次 更新时间:2015-05-09 2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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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胜   金耀基    

  

   【作者简介】

   张德胜,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兼副校长,博士

   陈海文,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杨中芳,香港大学心理学系高级讲师,博士

   赵志裕,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博士

   伊莎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有关中庸的论述很多,但基本上走不出文史哲的范围,其论述方式大抵以考据及义理的阐释为主(如葛荣晋,1991;杜为,1986;王民,1987;郑琳,1992;王大千,1994;王邦雄,1984;王开府,1970;罗光,1989;Chou,1979)。从社会或行为科学的观点来探讨的,为数甚少,而且集中于心理学范围,主要视中庸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杨中芳、赵志裕,1997;赵志裕,2000;郑思雅等,1999;黄晒莉,1996;Peng and Nisbett,1999)。

   中庸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题目,一方面由于它是儒家思想中理论性较强的概念,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有感于它作为一种行动取向,在价值标准林立、工具理性横肆的现代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一方面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充分发达,以致手段强悍;可是另一方面,赖以界定行动目标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则缺乏客观共认的准则,因此冲突难免,所造成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Bellah etal.1985,p.284)。于是乎,理性(指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竟然使人类的生活处境变得更不理性(指价值理性),这就是所谓"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

   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便是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可以透过理性的沟通建立共识。不过理性沟通需要有个"理想的言谈处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在这种处境之中,权力和欺诈都不存在,只有最佳论据的力量发生作用。而哈氏本人也很清楚,现实社会是不可能有这种处境的。他因此退而求其次,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标准,而不是可以达到的境界。

   本文的主旨在于论证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是一种理性,它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有共通之处,却不完全相同。它的特色,是以整全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这种行动取向,正好替哈贝马斯所企求的理性沟通提供了心理的意向和准备。即是说,在工具理性横肆的现代社会,它使透过理性沟通达到价值共识的努力成为可能。

   中庸之道一向只是儒家所标榜的德行和行动取向,至于如何落实到生活层面,是个尚待证立的实证课题。本文第三节以三个不同来源的资料检视华人的中庸取向,包括传统及当代的儒商研究、五个华人地区的价值观调查,以及广东农村调解纠纷的实地观察纪录。

   一、理性的类别及其吊诡

   韦伯以理性和理性化为切入点,藉此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变迁,确有画龙点睛、纲举目张的效果。虽然一般认定,西方社会由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便已进入现代纪元,不过现代意识趋于成熟,则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事。那时,理性的力量不断彰显。正如卡西尔指出的,启蒙时代的哲人普遍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通过各种形式流布于社会,他们称之为"理性"(reason)。卡氏说:"理性成为这个世纪的中心点和统合点,表达了这个世纪人们梦寐以求的,以及实际上已经获得的种种成就"(Cassirer,1951:5)。自此之后,理性在西方社会逐渐取代宗教的地位,成为统合社会的力量(Tarnas,1991:298-308)。到了韦伯在世之时,他已觉察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全方位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在经济、法律、行政、宗教及科学等领域尤为明显。他甚至认为,正是这股理性化力量,把西方社会带入现代的纪元(Morrison,1995:217)。

   然而什么是理性和理性化呢?韦伯虽然以理性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却从未清楚地界定过这个名词。卡尔伯格直截了当指出,韦伯对理性和理性化分析所引起的混淆,基本上应由他本人负责(Stephen Kalberg 1980:1146)。布鲁贝克曾经计算过,韦伯使用理性一词,起码有16种不同含义(Rogers Brubaker 1984:1-2)。所谓不同也者,其实只是同一东西所呈现的不同面相,此即苏东坡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参见张隆溪,2000)。卡尔伯格(Kalberg,1980)尝试就韦伯对理性的用法,来个全盘整理和分析,并且归纳为四个主要类别,即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

   任何纯粹以个人自身利益来定位的俗世活动,均属实践理性范围。这类生活方式强调权宜之计,讲求效益,即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之下,用最有利的手段去解决困难,达到目标。韦伯强调,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理性,并不是西方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他说:"营利,为求利得、金钱、尽可能多的金钱而奔走努力这件事,就其本身来说,与(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奔走努力,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妓女、腐败的官吏、军人、贵族、十字军骑士、贿徒及乞丐;可以说,凡是有客观机会可以藉以牟利,这一努力也就见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各种各样之人士中间"(引自杭之,1998:113)。

   理论理性有时又称为心智理性(intellectual rationality),基本上是通过愈益精确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行动)去操控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是人的认知思想活动,诸如逻辑论证、因果推断,乃至于意义体系的创设等。韦伯认为,理论理性与纯粹适应性的实践理性不同,它并非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理性行动,而是思想家基于一种自然的"形而上的需求"(metaphysical need),一种"不可压抑的冲动"(irrepressible quest),跨越既定常规,给日常生活的零散经验赋予连贯意义。换言之,理论理性表现于秩序、系统性和内在一致性。

   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有时又叫做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伦理理性(ethical rationality)或规范理性(normative rationality)。它与实践理性一样,可以直接作为日常生活行动的指南,但不是为了解决日常问题而计算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而是建基于某些价值信条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的立场(或方向)为依归。实质理性可以体现于价值体系及个人行动两个不同的层次;价值体系的理性,在于它的内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系统性(systematic character)及绝对详尽性(absolute comprehensiveness)。韦伯认为,价值是不可能依靠科学方法判定高低的,因此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就无所谓哪个比哪个更为理性的问题。对于行动者来说,只要他服膺于某一价值体系,那便是他的终极立场。至于他的行动在价值上是否理性,纯粹视乎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且有系统地、有条不紊地、一丝不苟地奉之为行动的守则。这样的行动之所以称为理性,是因为它既非盲目地跟从传统,也不是基于情绪的冲动。起码在行动者心目中,有强烈理由相信自己的作为是合理的(Boudon,1997:7)。

   所谓形式理性,就是指超越个别的、具体的,因而是有实质的经验(包括人、事、物和情境等),以普遍的、抽象的规则和可计算的程序为依归,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作出合理的安排。韦伯认为,无论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在所有人类社会都可以找到。惟形式理性,只在社会工业化之后才逐渐孕育出来,特别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和科学几方面最为明显。在经济领域,形式理性是指决策时使用数量化计算的程度,而货币的作用居功至伟。法律方面,形式理性表现于以抽象的、形式化的条文为判案准则,从而排除了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此即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至于行政管理,则以科层制度(bureaucracy)为形式理性的典型,因为它依照普遍适用的抽象规则,以最精确和最具效率的手段去解决问题。韦伯认为,形式理性最充分体现于科学领域。无论是实证经验的观察、数量化计算、还是有系统的量度,科学(特别是在实验室里的)都攀上了严谨控制的颠峰。

   上述四种理性,真实可以提高抽象层次,特别是从行动取向的角度而进一步归为两类:第一类处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包括实践理性和形式理性。虽然韦伯力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实践理性没有轇轕,而形式理性只见之于资本主义,但他并未说明形式理性与实践理性并非两个不同范畴的理性。事实上,二者在处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方面,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或者说,形式理性是实践理性的充分体现。第二类就是价值或实质理性,它所关注的不是选择最佳手段去达到目标,而是绝对地、无条件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准则行事。至于理论理性,由于并不直接涉及人的行动,不必另外归类,但可以体现(或者说依附于)上述两种理性之中。如上所言,理论理性是指思想概念的系统性、内在一致性和详尽程度,既有助于操控客观现实世界以达到既定目标(工具理性),亦见之于信仰体系、价值准则的理性化(价值理性)。

   韦伯将人的行动分为四类,即传统行动(traditional action)、情感行动(affective action)、目标理性行动(purposive-rational action)及价值理性行动(value-rational action)。前二者属非理性行动;后两种则是理性行动。目标理性行动包含了实践理性、形式理性和理论理性,价值理性行动则混合了实质理性和理论理性。这里要补充一点,韦伯所称的目标理性行动,是指达到既定目标而作出的理性行动,其理性在于手段的运用,并非目标的制定。如果目标的制定也讲求这种理性的话,那么有关目标必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达到高一层次目标的手段。所以,韦伯所指的目标理性,其实是指手段的理性,不是目标的理性。为避免混淆,本文把所有涉及手段与目标之间关系的理性,称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以别于足以支持或确立终极目标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或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其实韦伯也用过工具理性一词,指的就是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Habermas,1984:170),不过他总是漫不经心地与其他性质相近的词交迸使用。到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ort School)的学者,才把现代社会的矛盾直指工具理性(Horkheimer,1994,1974)。

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这个问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1930)一书总结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他一方面认识到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趋势,各方面都朝向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可是另一方面,他觉察到工业化、资本主义和科层制度的高度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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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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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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