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说民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15:26:20

进入专题: 尊重生命   野蛮   文化  

王学泰 (进入专栏)  

   去年看凤凰卫视播的《两极之旅》,报导小组采访玛雅古文明遗址——祭坛,报告人介绍古代玛雅的“人祭”(用活人的心祭)的情景,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这是令人震惊的一幕,作为牺牲的人,要涂成蓝色,把他仰面放置在祭坛的凸起部分上,使胸部隆起,然后开膛破肚,把还在跳动的心脏取出,放在盘中,心脏的血涂在神灵的偶像上;然后把这人的遗体从祭坛上踢下,低级的祭司还要剥下牺牲者的皮自己披上。与“人祭”配套的还有残酷的“篮球赛”,那也是以“人头”赌输赢的。报告人一面介绍,一面赞美古玛雅文明的成熟和文化发达。我听了只感到野蛮。

   有一次和同事讨论起这个问题。他说:“野蛮也是一种文化。如果见到人,就把人杀了或吃了,而没有什么文化目的,这叫野蛮;有一定的文化目的,有一定的程式和规范,这就是文化了,或可以叫做‘野蛮文化’。”听了这段高论,心中颇不以为然;也可能我受中国传统影响大一些。我总觉得文明、文化都是以善待生命为基本出发点的。没有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本文要说的就是善待生命,所以题作“民命”,那是因为达官贵人的生命不需老百姓操心,“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是古有明训的。何必自作多情呢!

   善待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小时候听长辈讲“人命关天”,就知道这一思想是深入民间的;稍长读古书,读到“死生亦大矣”的时候也不由得激动。可是当身经浩劫,你看到普通的生命,就像你一样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被人们随随便便抹去的时候,当时恐怖,茫然和内心所经历的震荡现在还都历历在目。上面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面高呼着“活着干,死了算”。这些好像不是没有战争的太平社会人们所应有的心态。可是人们觉得很自然,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那时如果你对生命所遇到的不幸有点同情心、怜悯心,轻者被嘲笑为“活命哲学”;重者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有次下乡,看到一位同学活剥青蛙皮,青蛙在挣扎,一堆同学围着看,我说了一句“多残忍!”那位同学马上以嘲笑的口吻反唇相讥“你真是蛙道主义啊”!“人道主义”尚且反动,何况“蛙道”!我只得落荒而走。

   一、谁告诉我们应该尊重生命?

   上溯历史,我们也有对生命不怎么尊重的时代。商代就存在着人祭和人殉制度,在甲骨文的卜辞中记载的人祭就有二千多次,用作牺牲者一万九千多人。还有五百多条没有记载具体人数的。1976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掘了一个祭祀场,发现一千一百具牺牲的遗骸。男子去头,女子、小孩全尸。

   今年春天去河南安阳,参观了殷墟、妇好墓,看到那些被迫殉葬的人们蜷曲的遗骸,想象当时“临其穴,惴惴其慄”(《黄鸟》是描写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子”临下葬情态的诗篇)的情景,看到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也有过这样蔑弃民命的时期,心情是复杂的。这不是“野蛮文化”,是赤裸裸的野蛮!

   对生命的顾念和尊重来自周文化及其发扬张大者的孔子。从五四以来,我们就批评儒家、批评孔子,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凡事情都应该有分析。儒家是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从经济上说,它反映农业社会人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这些固然不符合工商社会的需求,环顾中国和世界上代表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中,比它高明的还不多见。这是题外的话。

   应该说在商代,人们还弄不清楚殉葬的牺牲者是与自己一样具有感知和系着他人牵念的人。那些或是奴隶、或是族人中平民,把他们抓来为自己殉葬,在死者看来似乎是对牺牲者的宠幸,牺牲们应该高高兴兴地追随自己到那未知的世界中去。《黄鸟》诗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诗的作者是位旁观者,但他不是无情的看客。他见到“子车氏三子”在秦穆公墓穴前,浑身发抖的情景,对这三位精英十分同情。诗人感慨为什么不用普通人换换他们呢?他写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难道那些去“赎”的人就不是人吗?就没有对死恐惧和对生的眷念吗?这说明存在着人祭人殉的时期,人们普遍缺少同类意识,他们似乎感觉不到那些牺牲和从葬者也是自己一样,有着鲜活的生命。“孔子西行不到秦”,秦文化与中原地区诸国比较是落后野蛮的。

   第一次把同类意识告诉我们的是孔子。孔子提出的“仁”的学说,现在看起来是那么没有思辨性、那么简单。可是它是第一次向国人宣讲了“同类意识”。“仁”“从二,从人”它揭示了,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与你相同的人的存在。从这点出发,“仁者爱人”就是理所当然的。有了大家都是人这种同类意识,才会有推己及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主张。同类意识是孔子人生哲学的出发点。

   人的生命在孔子那里获得了极高的价值,人的价值超过了一切财物。马厩里失了火,孔子首先关心的也是伤了人没有?在殉葬问题上,孔子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即使用木偶(俑)殉葬也受到孔子的批评,“俑者不仁”;并带有点诅咒的口吻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因为俑像人,用他殉葬,孔子都认为这是亵渎了人尊严的。所以“始作俑者”应该受到诅咒。

   作为孔子继承者的孟子把重视生命的意识归结为人类本性。他认为因为每人都有“恻隐之心”,所以生命遇到威胁时,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同情之心。关键是人应该不断地培植这种初露端倪的仁心,使之发扬光大,用之于政治和社会,孟子是肯定的。从爱人出发的孟子的政治思想、社会理想必然充满了理想主义。《尚书•武成》记载周武王灭商纣,两国交兵,死人极多,有“血流漂杵”之说。孟子认为以周武王攻打商纣王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人无敌于天下”,这种战争怎么会死伤那么多人呢?所以他说对于《武成》只“取其二三策”,其他部分是不可信的。他的理想政治是“以德服人”,就像孔子的徒弟“七十子”服从孔子一样,他认为这样的“服”才是心悦而诚服。他对统治者提出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在文明与野蛮交织的社会是可能的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文明目标的深深的向往。

   后世中国人谈到生命尊贵、谈到民命应该受到重视都离不开孔孟的这些教导。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孟的这些思想意识通过儒家经典灌输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头脑中。

   二、现实的残酷与帝王的绝对权力

   然而生活中还有另一面,就是赤裸裸的残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自不必说,就是太平时代,刑罚中的数不清肉刑也足令人胆战心寒。儒家也知道治国需要有规矩方圆,但其理想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但现实中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的“刑”绝大多数是肉刑,是伤害“罪人”“身体肤发”。于是,有些儒生就设想以“象刑”代替肉刑,如犯重罪的穿上赭红的罪犯的衣服;中罪穿杂色鞋(两只鞋一鞋一色),小罪以黑头巾蒙头(大约像现今的“嫌犯”出镜的样子)。荀子还说:“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儒家认为这种刑罚不是摧残肢体,给人造成痛苦;而是诉诸人的羞耻心,使人知耻。

   这些恐怕都是儒者的善良愿望,刑罚这一摊儿就没有让儒生管过,儒生也耻于与刀笔为伍。宋代的苏轼在写给其弟苏辙的诗中以讽刺的口吻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于是,律法就成了苛酷寡恩的法家的世袭领地。法家驾驭天下,注重刑赏“二柄”,在刑罚上力主严刑峻法,韩非子有句名言“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一百多斤烧得通红的金子,强盗也不敢去拿)。意思是说,刑罚残酷才能制止犯罪;在“赏”上,则力主首功。商鞅变法中有“尚首功”的政策,这说白了就是杀人赏官。杀一个人,给爵一级,要做官则为五十石之官。杀二人则倍之。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幼皆死。做官刺激杀人的积极性。无怪当时的人们痛恨暴秦,称它为“虎狼之国”。后代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也是对秦人创造性的发展。

   在刑罚上,肉刑不是随着社会和文明进步越来越减少,越来越轻,而是重刑、酷刑都有所增加,极人间之惨状。像北宋发明的“肌肉已死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的“凌迟”之惨,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专制主义的统治原则是恐怖,他们使用残酷的本意是吓唬民众,他们没有想到,这也正使得民众习惯于残酷,安于残酷,甚至是有意无意地培植暴民。当人们的灵魂习惯了徜徉于五花八门刑罚之中的时候,我们骂人的语汇中就会增添了“你这杀千刀的”!“你这千刀万剐的”!“你这下油锅”!等等。人们甚至也用这样语言表达爱之深,情之切的。

   .法律已经很严酷了,刑罚更为残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还给了皇帝以法外特权——皇帝可以在法律之外随意处置他认为犯了罪的人。西汉张释之做过司法官——廷尉。一次汉文帝出行,过中谓桥时,突然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惊了给皇帝驾车的马。文帝把他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审理后得知,原来他原在桥上,听见皇帝来要戒严,马上藏到桥下。等了许久,他以为皇帝车驾已过,就走了出来,不想还是惊了驾。廷尉根据实际处以罚金。汉文帝听了很不高兴,对张说:“幸亏我的马柔和,否则要受伤的。”要求严办。张释之说:“法律是面对公共的,法律规定对于惊驾就是罚金。如果皇帝当时把惊驾者杀了,也就杀了;您把他交给了廷尉,那么廷尉只能按法律处理。”文帝思考了很久,承认张释之做得对。汉代文帝大约是最开明的皇帝了,张释之也是少有的直臣,这位惊驾者保住了一条命。可是张也承认皇帝有直接杀他的法外权力,不必走司法这条路,直接杀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出身低微,总有一种自卑感,所以他无法无天、最爱运用皇帝的法外特权,借此张扬其权威的绝对性,也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管合理不合理,我说合理就合理。他把自己法外(《大明律》已经较前代律法严酷)处理的一些案例编成《大诰三编》作为《大明律》的补充。其中许多律条是自我作古,是以前法律所没有的。在以前严的基础上更加严厉,老百姓动辄得咎。《大诰》中有些律条除了表明朱元璋的不讲道理以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秀才剁指”一条,对不愿在明朝做官、并因此剁去了手指的秀才夏伯启,朱元璋的处理是押回本乡枭首。历来新朝不杀遗民,也允许其不出仕做官。这在各代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而“和尚打伞”的朱元璋不管这一套。

   朱元璋立法的极具任意性,有时就是胡来。例如道教流品很杂,道士吃荤吃素、娶妻不娶妻的都有。“火居道士”就是有家室的道士。朱元璋看着别扭,于是下诏规定:许可人们诈火居道士银子三十两,宝钞五十两;如果道士没钱,打死勿论(见《万历野获编》)。这叫什么法律!简直是以民命为儿戏。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审案,惩治被打者,因为他没出息;奖励打人者,因为他勇敢,是条好汉。

至于朱元璋刑讯之惨,明代的野史笔记多有记载。《孤树裒谈》中有段概括地介绍了明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脏贪吏之皮,置公座侧,令代者见而警惩云。”这种刑罚不仅令人不寒而栗,更令人厌恶。正像西汉吕后将她的情敌戚夫人斩四肢,去耳目,置于厕中,令人便溺,号为“人彘”。吕后儿子,做了皇帝的孝惠帝见了大哭说:“此非人所为。”从此再不尽皇帝职责,让吕后失望。朱元璋的残忍,不管其政治目的是什么,其做法本身已经超出正常人类心灵所能承受。他的做法影响了明清两代,延祸至今。明代那位保卫北京、一生清廉的于谦,在英宗复辟后,要对于谦处以“凌迟”,后来说是宽大,只是先断其手足,再予斩首(说起于谦的遭遇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明统治者如此对待臣民,明末造反蜂起,他们在运用酷刑方面丝毫不亚于统治者。鲁迅先生说,明朝是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朱元璋与明末的张献忠一脉相承。暴君、暴政教育了暴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学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尊重生命   野蛮   文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546.html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