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联邦经济的大规模衰退？
从官方统计数据上看，俄罗斯联邦在上世纪90年代转型之初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是只要同时期是在俄罗斯联邦生活过的人，都会感受到情况并没有象宣传的那样严重。让我们来看看下列理由：
理由之一是，苏联的经济产量中包括了大量的军事产品、未完工建设项目和劣质消费品，而这些产品在1991年以后的需求量很小，甚至完全没有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不再有任何理由生产无法销售的产品。尽管降低这类毫无用处的产品的生产在短期内导致了GDP经济数据的下降，这些下降对公民生活的之间影响并不明显，军事产品的减少会带来GDP的降低，但并不意味着面包的减少，相反未完工建设项目和劣质消费品生产的减少会提高了俄罗斯经济的整体效率。前苏联的国民经济的大部份由军工和相关的重工化学电子工业等组成。苏联剧变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向人民生活急需的消费品方面转移。大部份军工企业被迫停产改造，连带引起重工化学电子工业的停产和减产。军工产品特别昂贵，它们形成的产值特别高，一辆坦克的产值等于几十辆普通汽车，更不用说飞机导弹核武器了。这些东西一减产或停产，必然出现整个国民经济成果大幅度下降的局面。然而，这种形式的国民经济大幅度下降并不全是坏事，因为军工项目的停产会节约下大量生产资料，可供日后转向消费品生产。如果前苏联的军工企业继续轰轰烈烈生产，GDP会保持很高。但同时把大量资源转化成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的昂贵凶器。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还要耗费更多的维护费用。
理由之二是，在苏联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公职人员和公司经理们往往虚报夸大他们的生产数据，以便捞取更大的奖励。因此，俄罗斯在改革前的产量多半要大大低于官方报告的数据，随后的下降也就相应地变小。这也是GDP迅速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方便，政府官员总会想法把统计数字弄好看些，以维护执政地位。过去苏共执政不许反对党派存在，对统计做假行为只能靠自查自改。这种监督改错机制效率很低，比起反对党的监督来说真有天壤之别。举例来说，那个俄罗斯共产党失去政权后决不甘心。强烈的复辟欲望驱使他们千方百计找政府的不是。他们的党员很多还在政府里工作，这对政府的监督就更严密了。一旦发现政府做假的证据，定会穷追猛打，把政府搞得臭上加臭。在这种严厉监督下，俄政府官员再也不能象在前苏联时期那样随意制造辉煌成就，他们现在搞出的统计数字里的水份肯定要大大减少。
理由之三是，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终结，这些经理则希望瞒报产量，以减低他们要交的税额。私有企业倾向于少报成绩。以前国营企业领导喜欢多报产量和收入，这样有利于他们升官。而私有企业主并不追求升官而是追求利润，多报产量收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反倒要多交税。所以倾向于少报产量和销售量。俄罗斯的大部份企业都私有化了，这对国民经济统计数字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理由之四是，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在90年代发展迅速。虽然我们很难估计这些地下经济活动的规模，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估计的手段的，那就是通过测量电力消耗来评估整个经济。这是因为，即使是地下经济，他们的活动也离不开电力。有资料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间官方的GDP数据和电力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尽管在此期间官方的GDP数据下降了29%，但同期的电力消费量只下降了19%。这表明，俄罗斯在此期间经济产量的下降幅度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大。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往往会更节约地使用电力，因此，以上面的电力消费量的下降来推算实际经济产量的下降幅度，结果很可能仍然是高估的。 理由之五是，其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平均生活水准在90年代的下降并不很大，有的甚至还有改善。例如，俄罗斯官方统计报告显示，1990至2001年间的最终家庭消费按不变价格计算只下降了4%，实际零售额则上升了4%。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的16平方米上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家庭拥有的收音机、电视机、磁带录音机、冰箱、洗衣机和真空吸尘器的数量在1991至2000年间都有增长。私人轿车拥有量则翻了一番，从1991年的每百户14辆上升到了2000年的27辆。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1993年的160万人上升到了2000年的430万人。而到2004年已经达到650万人。
二、对私有化政策的再检讨
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由90年代被误导的政府的一些政策所造成的。这一说法进一步认为，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和“债转股”计划尤其具有破坏性。在1993至1994年间实施的私有化计划，将绝大多数公司的股份从政府手里转让给了公司经理、职工及社会公众。这意味着到1994年中，大约70%的俄罗斯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肇始于1995年的债转股计划则将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企业的股份转让给了一些大商人，其代价是后者承担政府的债务。这一计划加速了一些大的金融集团的合并，这些金融集团是被所谓的金融寡头控制的，他们在随后的年代里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不得不承认，私有化和债转股计划是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经济的萎缩的。这是因为，官方GDP数据和电力消费量的下降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994年以前，那时，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主要部分还未完成，而债转股计划则尚在酝酿中。在1994年以后，此时私有化的效果才可能显现，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实际上已经减缓，而从1999年起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
将90年代俄罗斯的表现与其它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表现相比较，我们更能看出，那种声称俄罗斯经济的一蹶不振是特别异常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在东欧所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中，官方统计的产量都下降了。这种下降，既发生在新生的民主国家中，如俄罗斯和波兰，也发生在继续保持专制统治的国家中，如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既发生在激进改革的国家中，如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也发生在渐进改革的国家中，如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普遍下降的情况表明，下降的背后存在共同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军事产品和无效经济活动的下降，而先前它们都是被计算在产量中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解体时经历的暂时混乱。官方统计数据与这两个解释是一致的，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产量在几年后都开始恢复。
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相对下降，对另一个有关俄罗斯经济下降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有人认为，过快的改革加剧了经济衰退。他们还将“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政策与“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相比较，更偏爱前者。事实上，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里，改革的快慢和官方经济产量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根据官方数据，下降最轻微的国家里既包括了激进改革的国家，如爱沙尼亚、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包括了渐进改革或不改革的国家，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下降最严重的国家里同样包括了不改革国家（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某些试图改革的国家（摩尔多瓦）。
将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比较特别有意义。乌克兰拥有庞大的人口（1991年大约5200万），其经济已经工业化，自然资源丰富，而其政治文化在变革前与俄罗斯相类似。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乌克兰保留了原来的共产党领导（尽管已经改名），采取了谨慎改革的路线，国家继续控制了经济的绝大部分。然而，在1991至001年间，它的官方人均GDP值下降了45%，降幅几乎是俄罗斯的两倍。
从这一可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表现与预期大致相当。而最好的评估是，俄罗斯在1990至2001年间的实际产量稍有下降，随后两年增长迅速，因而其下降趋势到2003年得到完全扭转。考虑到改革前的产量中大量的不正常需求、虚夸的统计和无用产品，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总体来说要好于1990年。
总而言之，俄罗斯在90年代开始时是一个正在解体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但在这十年结束时，它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教科书样板。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国家一样，俄罗斯受到许到问题的困扰，如不平等、金融危机、庞大的地下经济，以及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互相勾结。但是，那种声称俄罗斯的经济是特别的畸形的论调，则完全是一个巨大而无知的夸张。
三、如何看到寡头经济？
人们常常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寡头阶层，他们在债转股计划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了颇有价值的公司，然后榨取了公司的财产。据这种说法，榨取财产的行为造成了投资萎缩和经济衰退。
俄罗斯的大企业当然是由一些大亨控制的。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从墨西哥、巴西、以色列，到南朝鲜、马来西亚和南非，它们的大企业也是这样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瑞典那样的发达国家，大公司常常要么是国家经营的，要么是家族经营的。一些家族常常通过金融和实业集团控制了国民生产的很大份额。大商人总是和政治相联系，从政府手里得到贷款和补贴（如南朝鲜和意大利），参与私有化（如墨西哥和巴西），或者在保持与公司联系的同时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如意大利和马来西亚）。公司所有权的寡头化现象也出现在其它经济转轨国家，如拉托维亚和多个中亚国家。
这种产权政治化的体系曾经伴随过某些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并在马来西亚和南朝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快速复苏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体系被贬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个国家的产量统计数据的急剧下降是发生在寡头诞生的1995年之前，而不是之后。在此之后有几年的经济停滞，然后开始了快速增长。
事实上，寡头控制的公司表现非常优异，远远好于许多继续由国家或苏联时期的经理们控制的同类公司的表现。具体来看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在叶利钦的债转股计划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现在狱中）得到了尤克斯（Yukos）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现在流放中）与他当时的合伙人罗曼．亚伯拉莫维奇一起获得了另一家石油公司西伯奈夫特（Sibneft）的控制权，弗拉迪米尔．波坦宁则得到了生产镍的公司诺里尔斯克镍（NorilskNickel）。自1996年以来，这三家公司的利润和生产率急剧上升，公司的股价也一路疯涨。从1996年到2001年，尤克斯、西伯奈夫特和诺里尔斯克镍的经审计的税前利润分别上升了36倍、10倍和5倍。三家公司的股票市值也大幅攀升，其中尤克斯和西伯奈夫特膨胀了30倍。这一表现明显地好于煤气垄断公司盖斯泼洛姆（Gazprom）和公用电力公司尤伊斯（UES）的表现。那两家公司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或者是由诸如卢克伊尔（Lukoil）--由私有化前的管理层控制--的大型私人公司所有。
对于在私有化中获得的公司，寡头们是不是没有对其投资，而只是榨取其财产呢？分析这些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资产增长巨大，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在刚完成私有化时，尤克斯的资产为47亿美元。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14亿美元。诺里尔斯克镍的资产同样在有数据纪录的期间增加了。确实，西伯奈夫特的资产起初降低了，但在1999年后每年都有增长。主要寡头们已在他们的公司里投资了上亿美元的钱。例如在2001年，尤克斯在房屋、工厂和设备上投资了9.45亿美元，西伯奈夫特的资本开支达到6.19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继续由国家控制的公司中发生了最大的榨取财产的丑闻。盖斯泼洛姆的前经理层被控通过营销公司的复杂网络盗窃财产。国有航空公司爱洛夫罗特（Aeroflot）的资产在1998至2001年间也报告为下降。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寡头们更有公心，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或者善于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事实上，寡头们从与政府的暗中交易中获得好处，大大稀释了少数股东的股权以便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控制。而且，俄罗斯的投资保护和公司监管还很薄弱。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指出，俄罗斯的情况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质的区别。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剥夺和忽视少数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几乎是普遍现象。司法改革最终会减轻这些问题，但是，这样的举措一般要在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以后才会出现，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还未到这样的水平。
其实，声称寡头们将公司私有化是为了榨取公司的财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寡头们从国家控制的公司里榨取财产的目的，是为了购买更多待售的公司。他们企图以最低的价格来购买国家财产，然后通过各种合法（有时是非法）的途径来巩固他们的控制权。但是，一旦成了完全所有者，他们的行动就和任何别的所有者一样，对公司进行投资，以改善公司的运作。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在学世界其它地方的寡头的样。这些榜样不胜枚举，从美国的J.P.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到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在2004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100名富翁中，俄罗斯人占了27名。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寡头。而在我看来这是俄罗斯联邦的一种光荣与自豪。
四、俄罗斯联邦是“假冒民主”？
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权力的最直接表现是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并为此颁布了宪法性法律《全民公决法》和联邦法律〈国家杜马选举法〉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
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选举频繁。从1991年到2004年，全民公决就有7次：4次议会大选，4次总统大选。每次选举中，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候选人都参与了角逐。人们可以自由地组织政党和选举团体，很少有例外。很多人进行了参选登记。尽管国际观察员们对媒体报道的不平衡和偶尔的差错提出批评，但他们对整个选举还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这与他们对邻近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中等收入国家的选举的评价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把1993和1995年的选举评价为“自由和公正”。随后的代表团在评价1996和1999年的选举时，认为“巩固了代表性民主”。1999和2000年选举的计票过程也显示了“透明、可靠和精确，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OSCE对2003年的议会选举持强烈保留意见，认为“国家机器和媒体偏袒的广泛使用”使支持普金的政党党受益。不过，它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中的“职业水准的组织工作”表示了赞扬。
那些被认为是冷漠的俄罗斯选民参加投票的百分比实际上比美国选民还要高。在所有俄罗斯的选举中，投票率从未低于54%（1991年为最高，达到75%），而在美国最近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平均只有约50%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如果是“假冒民主”，那么选举结果自然会与当权者的愿望一致。然而在俄罗斯，选举结果常常令政治精英都感到震惊。例如在1991年，当时在野的候选人叶利钦以57%的得票率击败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产党领袖，当选俄罗斯总统。在1993年，精英们被弗拉迪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和他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极端民主主义者的强劲表现弄得目瞪口呆。在1995年，共产党获得了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这一结果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这一结果在1999年重演，当时的共产党赢得了24%的选票。相反，与当权者有关的主要党派在1993年只得到了15%的选票，在1995年则只有10%。
五、新闻到底自由不自由？
无论如何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宣布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并且颁布了正式的大众媒体法。在俄罗斯联邦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应该说这些媒体是自由的。根据法律在俄罗斯联邦发行1000份以下的刊物甚至不需要任何登记手续就可以发行。
对俄罗斯新闻自由情况的批评有两个不完全一致的说法。在90年代，批评的矛头集中在寡头对主要电视台和报纸的控制。最近，批评家们则指控国家企图骚扰和恐吓独立记者，关闭寡头拥有的媒体。
这两种批评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断言俄罗斯的媒体特别的不自由就没有道理了。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国家里，最大的电视频道、电台和报纸都是由几个家族或政府所有的。环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媒体老板为了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总是在自己的网络上优先对他们进行政治报道。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里，记者和他们的老板被指控在报道中带有偏见，以换取各种好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记者也总是将他们的报道尽量与诸如贝卢斯科尼和鲁伯特．墨多克这样的媒体大亨的观点保持一致。
最近所谓的国家对媒体的骚扰又是怎样呢？当然，如果是压制，那么即使发生一起就已经太多了。但是，可悲的是，国家对新闻机构的干涉几乎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都有发生，即使在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也有发生。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学会在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属国家里收集了国家对新闻业的干涉的各种数据。从1999到2000年，在被监测的48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发生了至少一起事件，不是媒体被审查，就是记者被判刑，或者被课以“高额的”罚款。尽管同一时期俄罗斯的纪录相对较差，但它与整个名单里最差的土耳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两年里，俄罗斯记者被判刑或“高额”罚款的次数是6次，土耳其则为22次，匈牙利和白俄罗斯各为7次。在俄罗斯，报道过的新闻检查有19次，而土耳其为62次。
考虑了其它国家中国家对媒体的骚扰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这方面是再正常也没有了。在2000年和2001年，当普金政府企图将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迪米尔．古辛斯基赶出媒体圈时，西方新闻界拉响了警报。遗憾的是，他们对在南朝鲜发生的极其类似的事件却几乎视而不见。当时，韩国国税服务与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了23家媒体公司，对他们处以了几百万美元的罚款。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金大中总统出于政治原因对批评他的政府的报纸进行惩罚。3家批评金总统最严厉的保守派报纸的主管们被检察官逮捕，并被关禁闭。金的助手，卢武玄，也是后来代替金的总统，据称曾说过：报纸“与有组织的犯罪毫无两样”，并告诉记者，他计划将它们国有化。
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同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现在他们为了争夺议会的席位而参加竞选。尽管新闻出版业还要为抵制严重的政治干预而抗争，但与80年代中期躁动的宣传机器相比，要更加专业、独立得多。在10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总结：在过去的15年里，俄罗斯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变革。它从一个专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通过定期的选举选择公职人员。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被改造为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它从东欧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平撤军，使后者成为独立国家。对西方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将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对准它们的好战对手，而是一个合作伙伴，愿意在裁军、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内战等方面进行合作。（学人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