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白居易的节日生活

——兼及俗民个体实践与节俗传承、变迁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5-03-31 10: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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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  

   目前对节日的研究往往重视具有模式化的节俗活动而忽略了个体丰富多彩的节日生活,本文尝试对白居易——一个俗民个体的节日生活(即民俗主体的节日活动与节日情感)加以研究,探讨一个唐代人——一个如吉登斯所说的“既定位于日常生活流中,又定位于他的整个生存时段即寿命中,同时还定位于‘制度性时间’的绵延,即社会制度超个人的结构化过程中。最后一点,每个人都以‘多重’方式定位于由各种特定社会身份所赋予的社会关系之中”(安东尼•吉登斯,1998:44)的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运用民俗惯制通过具体参与操作的方式来度过那一段被称做“节日”的时间。“呈现”是本文的目的之一。它将通过对白居易节日生活的描述,呈现一个唐代人,至少是一个中唐时期人的节日生活面貌。本文的目的之二在于阐释,即阐释白居易的节日生活何以能够如其所是。最后,本文希望在理解白居易节日生活的基础上对俗民个体实践与节俗传承、变迁的关系做出初步探讨。

   笔者选择白居易的节日生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因为白居易十分注意编辑、保存自己的作品,因而为后人留下了可据以研究的重要资料。他先是在大约43岁时为自己编了一个十五卷的集子,52岁时又由好友元稹帮助结集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此后不断增补,直到74岁时,终于编定七十五卷的《白氏文集》。其中包括《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后集五卷,共收诗文3840首。虽然由于世事变化,白居易亲自编定的文集并未能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唐以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得以留存。今人朱金城先生有《白居易集笺校》①,全书“笺校全部《白集》及补遗诗文共三千七百余篇”,据笔者统计,其中与节日有关的诗文有120多篇,涉及节日近20个,创作时间从16岁一直到75岁,跨度长达60年,创作空间也随作者的流动不拘一处。

   此外,白居易还是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出生于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武宗会昌六年(846)的白居易,其生命历程恰恰伴随着由安史之乱后的凋敝走向中兴的中唐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是唐代节日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他是一位多产佳作的诗人,并因此受到时人的推崇。他还是唐政府中担任公职的一名官员,通过刻苦学习由科举走向仕途,但他的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政治漩涡中被抛来抛去后,终于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中选择了后者。他曾经吃过道家的药以求长寿,但对佛教更加衷情,晚年曾自号香山居士,最终成为一名在家修行的佛教徒。所有这些,都使白居易非常适合作为我们的分析对象。

   一、白居易诗文中展示的节日生活

   正如前面已述,白居易在其75年的人生生涯中,留下了120多篇节日诗文。为了分析的方便,笔者依据《白居易集笺校》一书提供的资料绘制出《白居易节日诗文及其展示的节日生活表》(见下表),集中呈现白居易的节日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20多篇的数目不可谓不多,但显然白居易并没有将自己有生之年度过的所有节日的生活都以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短小精悍、言志言情,对于节日活动的状写难以铺陈开来,因此,那些入诗的节日活动展现得并不完整。这样一来,白居易诗文里呈现的节日生活当然不是白居易真实节日生活的全部。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诗文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白居易真实的节日活动,尤其是反映了他在特定节日氛围中的种种感受和心情。不仅如此,由于绝大多数诗文的创作时间(多写作于节日当天)和创作地点十分清晰,这使得我们不仅有可能将白居易状写的节日生活和当时的节日习俗及其多重身份相联系,而且有可能放在他的日常生活之流和生命历程中去解读。

   为了后文分析的方便,表格以白居易节日诗文涉及到的节日名称为第一分类关键词,以创作时间作为第二分类关键词。

   表中的节日生活一栏呈现了白居易在不同节日中的活动和情感。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将白居易四维的民俗生活抽象为没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民俗事象,指出他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节日中具有稳定性(反复多次举行或产生)的活动和情感,比如我们可以说白居易在元日里会举行家宴,与朋友宴饮,吃春盘和胶牙饧,会思念朋友和家乡,会感叹时光匆匆和自己的衰老;在上巳节会参加宴会,会出游、赏花,等等。但这样做显然忽略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白居易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节日中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节日活动和节日情感,甚至在不同的年份表现得完全相反或互不相容。

   那么,为什么既相同又相异的节日活动和情感会并存于同一个人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节日之中?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白居易节日生活的构成要素

   要解答上文中提出的问题,就要解读作为整体呈现的节日生活。而要解读作为整体呈现的节日生活,除了必须考虑与个体节日生活密切相关的节俗外,还必须将时代风尚、其他习俗规则、情境和个体的生命、经历、身份与选择②

   等纳入思考的范围,因为它们都是白居易节日生活的构成要素。

   1. 节俗

   节俗是那些特定时日里在反复发生的过程中沉淀下来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活动。由于它事实上具有规范性和引导性而成为一种能够约束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则。白居易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节俗规则而形成自己的节日生活的。当然,如果活动和情感完全不受制于节俗规则,白居易在那段节日占据的时间里的生活就根本不能称作节日生活。

   白居易受制于节俗规则,一方面体现在他所过的节日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在特定的节日里总是遵循着业已存在的节俗规则进行活动。

   从表中“涉及节日”一栏可以看出,白居易诗文中涉及到的节日有元日、人日、上元、正月晦、中和节、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八月十五、重阳节、腊日、小岁日、岁除、诞节、社日等近20个。结合白居易对这些日子的称呼及他在这些日子中的具体所为所思来看,在他眼里,上述节日确实是非常时日,或者换句话说,白居易确实是将这些日子作为节日来度过的。

   再就他从事的活动而言,许多明显是对节俗规则遵循的结果。比如元日吃胶牙饧、春盘亦是早已有之的习俗惯制。《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元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白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中就提到“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笺校,1988:1651)《七年元日对酒五首》其中之一也提到:“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笺校,1988:2099)再如人日吃蔬菜饼饵,三月三水边祓禊,寒食禁火吃饧粥,端午竞渡,重阳出游登高、赏菊饮酒,除夕守岁等早已存在的习俗惯制③

   在白诗中均可见到,如《六年立春日人日作》:“二日立春人七日,盘蔬饼饵逐时新。”可见盘蔬饼饵等食品是他会昌六年正月初七这天饮食的重要内容。又开成二年三月三日,白居易曾与朋友祓禊于洛水之滨,并撰有《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并序》对这次活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元和五年和元和九年寒食节,白居易都没有用火,“无月无灯寒食夜”(《寒食夜》),“可怜时节堪相忆,何况无灯各早眠”(《寒食夜有怀》)等诗句,均可为证。元和七年重阳节,他与兄弟们“起登西原望,怀抱同一豁。移座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元和十四年重阳节,他不仅登高巴子台,且“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菊花杯”,在涂溪边籍地而饮。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习俗乃白居易节日生活的重要构成要素。白居易是在对先已形成的节俗规则或多或少的遵循和实践中度过那一段称做“节日”的时间的。

   2. 时尚

   除了节俗——往往是历史地形成的并具有超越时间特性的节俗——之外,时尚也在白居易的节日生活中打下了烙印。而作诗、游宴、中秋赏月、大过中和节等都是颇值得书写的时代风尚。

   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是当时最普及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唐人用诗抒情,用诗言志,用诗纪事,用诗结交朋友,用诗博取声名,用诗干禄仕进,诗歌创作是唐人的风尚,是唐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人固然不只是在节日里才创作诗歌,但由于节日的特殊性质,它无疑成为诗歌创作的高潮时间,结果便是出现了大量的节俗诗。④

   而大量节俗诗的出现,正体现了节日作诗乃唐人的一种时尚。白居易生活的时期,这种时尚更加风靡。唐德宗李适就是这一时尚的代言人。《全唐诗》卷四中收入他的作品共15首,竟然有13首与节日有关,占全部作品的86%。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⑤(陈寅恪,1978:87)这当然可以视为上述时尚更加风靡的历史背景。

   生活于这一时期的白居易正是这种时尚的积极参与者。白居易120多篇节日作品,除了大约10篇外全部是诗歌,且多创作于节日当天。虽然制作上表(《白居易节日诗文及其展示的节日生活表》)时没有把“作诗”作为其节日生活的内容列出,但实际上,作诗以描述节日风俗或表达节日情怀或记录节日活动,几乎是他在所有节日里都会从事的活动。

   作诗以外,节日游宴也堪称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唐时期的风尚。《唐国史补》中就有“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2000:197)的记载。当时,皇帝不仅于节间频频赐宴群臣,而且还赐给大臣宴会钱,鼓励大臣们于户外举行游宴活动。⑥

   关于游宴,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曾经有如下概述:

   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马,赐酺纵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彩缕达于王公,籹粔不废俚贱,文人纪赏年华,概入歌咏,又其待臣下法禁颇宽,恩礼从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诸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后改晦日,立二月朔为中和节,并称三大节。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本秦之隑洲,开元中疏凿,开成、太和间更加淘治。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环池烟水明媚,中有彩舟;夹岸柳荫四合,入夏则红蕖弥望。凡此三节,百官游宴,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胡震亨,1985:284,285)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游宴也成为白居易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格“节日生活”一栏中频频出现的出游、宴饮字样就可以证明。而三月三、寒食、清明、重阳节等节日,都是白居易游宴的重要时间。

   再如中秋赏月,也是当时风尚。⑦《全唐诗》中收入数目不少的中秋赏月诗,可为明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题目中含有“中秋”二字的诗作约90首,含“八月十五”字样的诗作30多首,共计约130首,诗作者共计70余位,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唐以后。这就反映了中秋赏月乃中唐之风尚这一事实。白居易显然也是这一风尚的积极参与者。他作有7篇有关八月十五的诗,从中可见,无论是在天子脚下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退居故里还是任职他乡,白居易都以赏月作为八月十五生活的重要内容。

   另外,大过中和节也是中唐时期的风尚。贞元五年(789),唐德宗下诏将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同时要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并鼓励人们出游宴会。(《唐会要》卷二九)这天,百官进农书,皇帝则赐“大臣戚里尺”。(《唐诗纪事》卷二七)这种风尚显然也在白居易的节日生活中打下了印迹,他不仅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中和节颂并序》,赞颂中和节的设置与做法,而且也在节日里受到过红牙银寸尺等节物的赏赐。

中唐时期有关节日的时尚当然不止于作诗、游宴、中秋赏月、大过中和节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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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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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京)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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