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白居易的“自适”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1 次 更新时间:2023-09-04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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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  

白居易有首《首夏病间》诗,自省39年间非忧即疾,甚喜近年来忧息病愈,身心安泰,故言“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他提到的“自适”,出自庄子《大宗师》《骈拇》的“自适其适”,与他把自己的诗专列一类“闲适诗”的“闲适”很不一样,“自适”无物无我,不像“闲适”物我俱在,像《闲居》诗说的“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之类。而他的“自适”说,与庄子相系,说来颇有意味。

“忘我”而自适。与《首夏病间》同时,白居易的《隐几》写道:“身适忘四支(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四十心不动,吾今其庶几。”这“身适”与“心适”之忘,是庄子“心斋”“坐忘”的追求,《大宗师》说“坐忘”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忘却身心以合于“大通”即“道”的表达。诗中“今日复明日”的时间转换,是“心斋”说的内心渐修以抵“身心忽两遗”的空寂明净境界。而“隐几”两忘后的百体如槁木、方寸若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的南郭子綦隐几而坐,荅焉似丧其耦,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这既揭示了白居易诗题为“隐几”的本源,又说明了白居易“丧我”即“无己”以求“自适”的思想指向。此前,他任谏官左拾遗,多次激谏得罪了不少当朝官吏。而这一年他仍是翰林学士,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为贬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辩护,又上疏请罢用兵河北,均不被采纳,于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心渐淡,欲效庄子不问世事。其后,他在《适意二首》其一里说:“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其二则有感于居朝为臣不易,自己本有的浩然之气十年内已消磨殆尽,表示“悠悠身与世,彼此两相弃”,既要忘身,又要忘世。白居易的“适身”“适心”说,身与心的关系被他定义为“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风雪中作》)。因此,心足方得身安。而“适身”“适心”,有时被他生成为“三适”,他有《三适赠道友》诗,称足适忘屦、身适忘衣、心适忘是非,三适为一,要在适性。犹如庄子《养生主》的“泽雉”、他《山雉》诗“适性遂其生”的山雉。

“无何有”而自适。白居易忘身忘心忘世,最佳的生存环境是庄子说的“无何有之乡”。他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急请捕贼事,遭权贵忌恨被贬,在江州给元稹写了《与元九书》,言及往年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为师,先兼济而后独善。然事不如意,兼济未果而走向独善。他有一首《读〈庄子〉》:“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当时,白居易离开京城前往江州就任九江郡司马,情绪低落,第二年送客到湓浦口时,闻琵琶女的琵琶声,作《琵琶行》感慨琵琶女的遭遇,诗中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既悲悯琵琶女,也自我悲悯。他在《读〈庄子〉》诗里为排解内心郁闷,引庄子为同道,寻求庄子《逍遥游》里的“无何有之乡”。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是逍遥彷徨,无物侵害而一无所有的广漠之野。白居易据此说“认得无何是本乡”,为的是超脱尘俗,避祸全身。白居易被贬江州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隐几》的基础上,他的思想与人生沦落相合,从此以独善为主调。而“无何乡”也成为他人生的向往。他垂钓渭上,自言“身虽对鱼钓,心在无何乡”(《渭上偶钓》),不似姜太公钓鱼,七十岁钓得周文王,而诗中的人鱼兼忘正是“无何乡”的准则。“无何乡”是出世的,他的《昭国闲居》诗有一个很俗且现实的说法:“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他提到的“居处僻”即待在僻静地修养,与世事无干,是想处在“无何乡”里。他44岁时还写过一首《自诲》,劝自己从此饥食渴饮,昼兴夜寐,无喜无忧,病卧死休,了此一生,也是在僻静处自我修养的方式,只是这僻静处未必真是“无何有”。

“虚静”而自适。白居易的《求玄珠赋》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为韵,用庄子《天地》黄帝游于赤水遗其玄珠、众人求而不得唯象罔得之的故事,指出庄子之意在于颐神保真方可得“道”。这是避祸养生的要诀,白居易在《养拙》里说:“逍遥无所为,时窥《五千言》。无忧乐性场,寡欲清心源。”《五千言》即《道德经》,白居易接受庄子影响的同时,也受了老子影响,他的《策林》有一篇《黄老术》主张学汉文帝,为政清静宽简以致太平。而这里的逍遥无为、寡欲清心,同属于老、庄,也是颐神保真之道,由此会有“虚静”无为的主张,白居易说,“淡然无他志,虚静是吾师”(《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他有时把“虚静”说成“虚空”“虚白”,如“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负冬日》);“恬然不动处,虚白在胸中”(《初病风》),要保持内心的空明虚静,不滋生欲望,以免外物伤身害性。他在《闻庾七左降因咏所怀》里安慰被贬的庾七,说布衣委弃草莽,偶尔贬官不算人生失意。然话题一转,说道“外物不可必,中怀须自空。无令怏怏气,留滞在心胸”。“外物不可必”是庄子《外物》的首句,在外物不可强求的主张下,庄子讲了一些强求外物者的悲惨命运,白居易没有深说,让庾七心中自空其实是放下欲望,不为外物所累,方能无忧。他还在《逍遥咏》里说:“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所谓的“莫恋”“莫厌”说,只因人生一世本是虚空,知此而淡然忘身忘心忘世,有了无待也是无欲无为的逍遥。白居易想做逍遥人。前提是“虚静”或“虚空”。不过,这既是庄子的“无己”逍遥,又是世俗“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的逍遥。

“穷通”而自适。元和七年(812)白居易写了《归田三首》,其三回忆人生,三十为近臣,四十为野夫,十年巨变,深感“穷通”倚伏,不必像鱼困于深水、鸟束于高木。随即表明“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这化用了庄子《大宗师》子舆的话。子舆病,子祀前往探望,见他弯腰驼背、脸腮藏于肚脐、双肩高过头顶的怪模样,问他是否讨厌自己。子舆说毫不讨厌,“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这番生动的描述归结为发自内心的安时处顺,白居易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归田而心不系形骸,不系荣辱。也是看到人寄天地间,万事转头空,没有必要弃穷求通,况且人生通达终究也是大梦一场。其后,当友人“平生青云心,销化成死灰”(《谕友》)时,他劝慰道:“朱门有勋贵,陋巷有颜回。穷通各系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谕友》)还在《咏怀》自言:“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白居易的安命思想也本于《庄子》。庄子《人间世》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名言,与它相应,白居易的《无可奈何赋》说人生当与“道”逍遥,委化从容。而这里值得注意的仍然是他的“穷通”说。不同于“穷通”倚伏所示的相互依存、转化,而是以“穷通”为命,有才竟穷,无才亦通,正是世上的不可奈何。所以庄子让人安时处顺,呼我为牛则为牛,呼我为马则为马,人生也就自然豁达而无悲戚。

白居易也说齐物,有时还把庄学与佛学相关联,如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岁暮道情二首》其一);“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前晏坐》),庄与佛难解难分。他还为自己写了《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墓志铭》,后者中的“其生也浮云然,其死也委蜕然”,仍是庄子式的表达。在庄学的熏染下,白居易乐于“自适”,只是他即使赋闲,也不可能真正脱俗以实现“自适”,庄子理想化的逍遥游始终是他人生的憧憬。

(作者:阮忠,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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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08月28日 13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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