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中国制造业若成功升级还能再保二十年优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15-03-27 16: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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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勋  

   身为新兴市场国家而又拥有较完备制造业体系的国家并不多,中国算是其中较为突出者。现有的体制环境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极大空间,若能实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势必大大提升。

   国务院前天的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与之前出台或定义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这次强调,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中国制造2025”只是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迈进的第一步。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国大致需要三十年,分三步走,“中国制造2025”是三步走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不同于人们熟悉的五年规划,这个规划年限扩至2025年,更注重中长期规划,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在第一个十年里,将先出台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三年行动计划,着力在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很显然,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不仅过去的增长模式遇到了问题,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瑞银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吸引力还在,但一些发展趋势正在逐渐削弱这种优势。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术短缺,自主创新政策的歧视性适用,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法治基础薄弱,国有实体对企业的抑制等。

   中国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不断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的过程,随着老龄化,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逐渐达到极限,增长模式将不得不转向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和创新。在经济政策中,将转向追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通常叫技术进步率,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增长核算中,作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政策与学术领域。所谓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指那些难以具体化的技术进步。

   而中国经济要维持长期竞争力,出路就是提升制造业。近年来,随着服务业、金融业以及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去制造业”的倾向。劳动力、土地、环境、能源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制造业举步维艰,利润越来越薄,很多资本开始离开制造业。这种制造业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非得尽快扭转不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看发达国家的案例,顶尖的经济强国往往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如美国 、德国 、日本 ;较小的发达国家即使不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也必有几个制造业门类很发达,如瑞士、意大利 、瑞典、芬兰。前苏联曾大力发展军工制造业,成为今天俄罗斯努力维持昔日尊严的制造业老底子。身为新兴市场国家而又拥有较完备制造业体系的国家并不多,中国算是其中较为突出者。

   “中国制造2025”是升级版的中国制造。一条主线是——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中国制造2025”还有八项战略对策——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提升产品设计能力;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制造业基础;提升产品质量;推行绿色制造;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这些对策展示的方向,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所在。显然,在目标上,中国将德国作为制造业发展的标杆。不过,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院长郭重庆教授所言,我国不可简单照搬德国“工业4.0”。因为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过于强调技术,着眼点太微观,而且是自上而下的人为导向变革,这和当前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精神有出入。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改革到位,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将继续保持至少二十年。改革到位,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关键内容:

   第一,强化制造业升级与教育培训的良性循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因为长期“空心化”已经影响到了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尤其是就业选择;而中国毕竟离欧美的发展阶段尚远,产业升级必将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需求刺激如果能通过针对性的教育来很好的满足,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因为教育反过来会促进产业更好的发展。

   第二,现有的体制环境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极大空间。目前在体制上还存在着政府过度管制、资源价格扭曲、利率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资源和利润过度向国有大企业集中、宏观运行机制容易导致大起大落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虽是负面的,但反过来看,也意味着巨大的弹性。

   第三,提升制造业与城市化和发展服务业并不冲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抓手,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服务业也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亮点。但是,这两个抓手与提升制造业并不构成策略上的冲突。没有制造业支撑的城市化和服务业都缺乏牢固的产业基础。

   第四,未来的制造业是一种新型制造业。在全球最讲究创新的美国正在推动“再工业化”,这不是简单地重归工业化,而是一种“精细工业化”,振兴的是富于高质量、技术创新、设计创新、有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美之间差异虽大,但提升制造业的策略值得借鉴。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要追求创新、高品质、环境友好,在政策和制度上应该围绕这一核心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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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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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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