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诗经》是最早被立于官学传授的，为了讲述的方便，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是为今文经。正如《后汉书•儒林传下》所云：“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1]2569这就形成了《诗经》流传史上著名的“三家诗”。《齐诗》称其来源于孔子，而有文献可考的始宗是齐地儒生辕固生，《齐诗》以流传于齐国而得名。由于齐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齐诗》的传授者多引用阴阳五行灾异来解《诗》。西汉中后期学《诗经》的文人，习《齐诗》得高官者最多，在西汉政坛影响很大，这从前四史中可以看出来。故考察《齐诗》的传授，对《诗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儒家经典垄断了教育，成为人们必读之书，朝廷取士也以“明经术”作为首要标准。弟子跟着儒家经师学习，能通一经者就可以做官，凡是被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便成为师法的对象，于是经学的传授就有了师承关系。汉代博士讲经，最重师法：“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2]77具体来讲，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
（一）《齐诗》传授研究简述
对于经学的传授，前贤今哲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都是从整体上对经学进行考察，并不专门对某一经中的某一家进行研究。关于《齐诗》的传授情况，没有任何两家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也尚未发现专门论述《齐诗》传授的论著。仅王国维的《汉魏博士题名考》有其考证内容，其他各家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也各有不同，俱无考证内容，可信度不是很高。具体来说，王国维在该专著的《两汉博士•诗博士》部分①[3]31-33，考得《齐诗》博士仅西汉7人，这主要是因为该书不是专考《齐诗》的，而只考在两汉立为博士的经师。由于《齐诗》的大多数传授者没有被立为博士，故难免有一些遗漏。焦袁熹《儒林谱》有一页内容论述“《齐诗》学”，共列13人[4]8。范文澜在《群经概论》第四章有《〈齐诗〉的传授》[5]158一节，列10个传授者。王治心《中国学术体系》第四章中有《〈诗〉传授表》[6]81，列《齐诗》传授者12人。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亦附有《〈齐诗〉传授表》[7]79，共列传授者11人。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二章[8]49中关于《齐诗》的传授，亦列有一个11人的传授表，另有3人是习《齐诗》但无传授关系的学者。以上六种专著对《齐诗》传授的记载可算比较详细的了，但涉及《齐诗》的部分在全书中占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只有一页的内容。与对《齐诗》记载较为分散的《史记》、《汉书》及其他古代经学著作相比，以上文献只是集中记载了最主要的传授者，其他重要和次要的并未考察，遗漏了近一半人。但至今尚无学者对该问题作过进一步考证。
现代的《诗经》属文学类，而《诗》学传授介于文史之间，在两汉学术科目中是较冷僻的，故研究者较少。另外，因《诗》学传授者很多，前代不同学者之间看法又不太一致，如果不认真对文献的相关部分反复核查，辨别真伪，很容易出现纰漏。如《汉书》、《后汉书》等都准确地记载匡衡有三个弟子伏理、师丹、满昌，朱彝尊进一步考得师丹的弟子班伯亦习《齐诗》，而他在著《经义考》时，把班伯误作匡衡的第四个弟子（应是匡衡弟子师丹的传人）。又王著的传授表中所列匡衡弟子为：匡伯、师丹、满昌，查遍史书，唐前无“匡伯”其人。笔者认为王治心著《中国学术体系》论及《齐诗》时，已知匡衡有三个弟子而忘掉了伏理，也记得《经义考》中新考得匡衡有个弟子是班伯，但他著此章节时未对史书进行进一步核实，仅凭记忆把班伯列入匡衡三个弟子之中，又误写成“匡伯”，此处后文第八部分还会论述。这两点大概是古今学者对此问题关注较少的主要原因。
笔者曾在2003年发表《〈诗经〉之〈鲁诗〉传授考》[9]一文，五年来进一步以该文所引文献为前提，主要以上述六家经学专著所列的传授者为考察基础，以散见于史书的传授者作为深入考察的对象，同时参考记载较为分散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经典释文》、《汉艺文志考证》、《三家诗遗说考》、《诗三家义集疏》、《经义考》、《儒林宗派》等古代经学著作，以毕沅《传经表》中所列的《齐诗》人名为线索（《传经表》也是只有人名而无考证内容）[10]55-60进行爬梳剔抉，共考得23人，对争议较小者略考，对前贤今哲遗漏或争议较大的传授人详考（《齐诗》传授一览表见文后附录）。现在整理成文，希望能对《齐诗》传授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迪。
（二）《齐诗》的始授者——辕固生
《史记•儒林传》载：“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11]3118《汉书•儒林传》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辕固生坚持当时还处于劣势的儒家学说：“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齐诗》能在齐地生根，辕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11]3122-3124从两史书还可知，辕固生与信奉道家的黄生曾争论受命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来源于《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特别是与董仲舒传授的《春秋公羊传》等关系密切。可见辕固了解《春秋》，也应该能以流行于当地的公羊《春秋》来说《诗》。辕固结合齐地文化用祥瑞灾异解《诗》的做法，奠定了此后《齐诗》的基本特征。他也是一位较正直的儒生，不曲学阿世，敢于拒斥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辕固生是《齐诗》可考的始宗，诸专著均无异议。
《齐诗》属于齐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山东的儒学就有齐学与鲁学之分，大体说来，鲁学好古而齐学趋时，鲁学重章句而齐学重实用。早在春秋时期，齐地就流行邹衍的阴阳五行灾异之说。王洲明认为：“这种天人之学自然影响到齐人对《诗》的解释，所以《齐诗》的传授带有很浓重的谶纬色彩。……《齐诗》中的谶纬现象，是《齐诗》传授中的重要特点。”[12]此说颇是。由于齐地地域和学术的关系，《齐诗》从辕固开始就重实用，辕固弟子及其后学把《齐诗》逐步与阴阳五行谶纬之说相结合，以谶纬之学来解《诗》，这是《齐诗》的主要特点。具体而言，他们以阴阳明尊卑、以五行求谶纬灾异，既尊君权又抑制君权的暴虐，以谶纬灾异警告君权。这种结合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为了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也为了倡导儒家的德治，通过解说《诗》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为了方便与《诗》的结合，重要的《齐诗》传授者往往兼通儒家其他一种或几种经典，并用这些经书来说《齐诗》。
（三）武帝看重的第二代传授者——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
《汉书•儒林传》对辕固的记载与《史记•儒林传》末段稍异：“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传。”[13]3612这一段引出了夏侯始昌。《汉书•夏侯始昌传》亦载：“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13]3154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夏侯始昌习《齐诗》，善以阴阳、五行说《诗》，又兼通《尚书》等其他经书，这就进一步奠定了《齐诗》的基本特征。夏侯始昌深得武帝重视，被选为昌邑王太傅，也就扩大了《齐诗》在政治上层的影响，把《齐诗》从齐地带到了朝廷。他是辕固生最重要的传人，此点一般也无异议。
（四）开创以专著授徒的第三代传授者——后苍、孙氏
1.有专著授徒的后苍。《汉书•儒林传•后苍传》云：“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13]3613此处引文是大部分经学著作列《齐诗》传授表的主要依据。又《汉书•艺文志》云：“《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13]1707应劭把后苍抬到与辕固生相同的地位，刘跃进也认为：“后苍创为《齐诗》”[14]10。其原因正如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所云：“《汉志》题后苍不著固名也，《齐诗》之有传、说自后苍始。”[15]37
后苍所著《齐后氏故》、《齐后氏传》（已亡佚）是他用来传授弟子的重要著作。当时，如无可授的著作会导致该家的衰落乃至消亡，《齐诗》有后苍著作以后，所授弟子更多，影响更大。后苍被立为《齐诗》博士，王国维专著对此也作了考证。后苍以《礼》说《齐诗》，他的几位著名弟子又开创了翼、匡、师、伏之学，之后的传授者绝大多数都是后苍的弟子或再传。
2.被遗忘的孙氏。经学专著都没有提到习《齐诗》的孙氏。从上引《汉书•艺文志》可推知，《齐孙氏故》、《齐孙氏传》应该是孙氏的著作。宋代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中言：“《齐孙氏故》二十七卷，《儒林传》：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孙氏未详其名。”[16]焦著提出疑问：“《齐孙氏故》二十七卷，《传》二十八卷，不知孙氏何名也。”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齐诗叙录》把他列入《齐诗》传授人：“孙氏著齐诗故、传，卷帙至五十五卷之多，可谓博详矣。惜《儒林传》不载其人，遂佚不可考。”②[17]1-3
笔者以为，从以上记载能确定孙氏应有其人。有一点值得注意，《汉书•艺文志》把孙氏与后苍的著作并行排列。如果是先叙述完后苍的著作，再叙述孙著，按照辈分关系，则可推知后苍是孙氏的老师。反之则孙氏是后苍的老师。两人著作并列，则两人应为同辈。辕固生弟子是夏侯始昌，孙氏应是夏侯始昌的弟子、后苍的同辈。
（五）走向高峰的第四代传人——翼奉、萧望之、白奇
1.擅讲阴阳谶纬的翼奉。前引《汉书•后苍传》云：“后苍授翼奉等，奉为谏大夫……翼奉为后苍弟子”。又《汉书•翼奉传》：“翼奉字少君，（齐）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悼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其议皆自奉发之。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13]3167-3178翼奉又兼通《孝经》，《汉书•艺文志》卷三○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13]1719从上面我们可看出翼奉的学术经历，他主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齐诗》传授者中，翼奉讲阴阳谶纬名气最著，在两汉思想史上影响很大。他被立为《齐诗》博士，王国维专著也作了考证。
翼奉开创了翼氏学，他解《齐诗》更注重实用性，与《公羊》学一样，多引用灾异、迷信解《诗》。在《汉书•翼奉传》里，翼奉教“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而他所谓的秘道，就是把五行、五德、天干、地支分配在各个具体诗篇中，并进一步与谶纬神学结合，发挥所谓“四始五际六情之说”。王洲明、谭德兴等先生对此有过论述[12][18]，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翼氏学与《公羊》学一样，对两汉时谶纬灾异思潮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翼奉演绎《齐诗》的这套理论对西汉政治思想影响很大。翼奉在夏侯始昌的基础上扩大了《齐诗》在政治上层的影响。
2.政坛高官萧望之与被忽视的白奇。后苍之后的《齐诗》传授者萧望之是儒者出身的高官。从前引《汉书•后苍传》可知后苍亦授萧望之，故萧望之是后苍的重要传人，一般也无异议，但很多经学著作都忽略了习《齐诗》的博士白奇。《汉书•萧望之传》云：“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有诏加恩，长子仅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13]3271-3288朱彝尊《经义考》也记载萧望之“复事同学博士白奇”[19]。焦著把白奇列入《齐诗》传授者，王国维专著把白奇列入《齐诗》博士中，笔者也认为应把白奇列入。他和萧望之也扩大了《齐诗》的影响。
（六）高徒最多、官至丞相、贡献巨大的第四代传人——匡衡
后苍的三个传人翼奉、萧望之、匡衡之中，萧望之致力于政治，翼奉对学说的发展贡献最大，匡衡作为后进，则兼两人之长。从《汉书•后苍传》可知后苍亦授匡衡，又《汉书•匡衡传》：“匡衡字稚圭，（山东）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他说诗时，闻者皆解颐欢笑。该传又云：“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义，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13]3331-3347匡衡是后苍之后授徒最多的重要传人，他官至丞相，政治影响很大，其后《齐诗》能理清师承的传授者，一般是匡衡的弟子或再传。在《齐诗》翼、匡、师、伏之学中，他和嫡传弟子占三派（因文献缺失，现已无法考证其异同）。匡衡及其嫡传弟子们开创了《齐诗》最强盛的时代。他被立为博士，王国维专著也有考证。
（七）与王莽关系密切的第五代传人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另类的马援
《汉书•后苍传》载：“（匡）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13]3613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范家相《三家诗拾遗》有关《齐诗》的记载都列出的最主要的传授者与上面基本相同。王著、范著、刘著、孙著和其他相关经学著作，也都列出了满昌和其再传弟子张邯、皮容。
然细考之，很多著作没有提到满昌的另一位弟子——马援。《后汉书•马援传》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东观记》曰：‘受《齐诗》，师事颍川满昌。’”但其心不在章句之上，马援也主要是以平定边患的战将而名垂青史。《后汉书》言：“善兵策，帝（刘秀）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1]827-837朱彝尊《经义考》亦云：“满昌弟子九江张邯、琅邪皮容、伏波将军新息侯扶风马援。”[19]陈乔枞遗说考、王著也把马援列入满昌门下，这些都是马援作为满昌弟子的有力证据。
笔者注意到一个与《齐诗》盛衰有关的现象：为什么马援被很多古今经学著作忽略？为何满昌没有单独记载而只在他人的传记中被简略地提及？这个问题从《汉书•王莽传》中可找到一些线索：“（王莽为其子）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又《汉书•王莽下》载：“莽鸩杀孝平帝。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縢之策，泣以视群臣。（王莽）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符命事……民知其诈也。”[13]4184这主要是由于除马援外，满昌和他的最得意弟子张邯这一派与王莽政权靠得太近的缘故。他们对王莽阿谀逢迎，通过学术上的牵强附会而获高官，以至于“民知其诈”，并被重建以后的东汉王朝所鄙视。张邯被杀，满昌、张邯这一派也就后继无人，之后的《齐诗》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阻碍。马援则较为特别，虽然其师门和前王莽政权关系非常密切，但他本人与王莽没多少关系。马援是以平定边疆的名将闻名而不以习《齐诗》的经师名，这应是他被忽略的原因之一。
（八）受王莽重视的第五代传人师丹与师氏学传人——班伯、班固
据《汉书•后苍传》载，（匡）衡授琅邪师丹。下面对师丹及其再传弟子作进一步考察。《汉书•师丹传》载：“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师丹虽然没有主动和王莽联系，因“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绶，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月余薨，谥曰节侯。子业嗣，王莽败乃绝”[13]3503-3510。师丹受封前曾依礼抗傅太后、丁太后僭越礼制，其本意并不想讨好结交王莽和王政君，但客观上却起到了维护王莽一门尊贵的作用，故师丹在王莽时期颇受重视，也促进了《齐诗》的发展。笔者发现很多经学专著没有提到师丹的弟子及再传。然朱彝尊《经义考》云：“匡衡弟子：大司空琅邪师丹公仲，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斿君，詹事颍川满昌君都，侍中光禄大夫扶风班伯。”[19]指出班伯习《齐诗》。从离西汉更近的《汉书》和其他文献来看，班伯确习《齐诗》，但班伯不是匡衡的弟子，而是师丹的传人。《汉书•叙传上》云：“（班）伯少受《诗》于师丹……”[13]4198故陈乔枞遗说考把班伯列入师丹门下[17]。王著列匡衡弟子三人：匡伯、师丹、满昌。但当时无“匡伯”其人，可见《经义考》和王著的“匡伯”说是有问题的。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因班伯是班固的从祖，班固传家学，他也应是习《齐诗》的。《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传》载：“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1330既然“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习家学《齐诗》当亦属必然。最为有力的证据，是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的记载：“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班固之从祖伯，少受诗于师丹，诵说有法，故班固世传家学。”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转引了陈乔枞的这段议论，并对陈的说法给予了肯定[20]8。从陈乔枞、王先谦的论证来看，《汉书》多用齐诗，可证班固亦习齐诗。洪湛侯《诗经学史》也认为班伯传班固《齐诗》，因为这是其家学[20]8。
王承略认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随着王莽政权的建立而被打破。治《齐诗》者选择了与王莽政权的合作，使本派臻于极盛，但由此成为东汉王朝重建以后的弃儿。”[21]122笔者同意王先生的主要观点，但认为《齐诗》在东汉重建后，不是像“弃儿”很快被抛弃，而是逐渐衰落。至于班固在《汉书》中很少提到他和班伯是师门传人的原因，笔者认为，东汉建立后，因师氏学和前代王莽朝联系较多，多谈这点在政治上对班家不利。另外，班固祖父得罪了王莽，“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13]4198，已与王莽划清界限。故他在《汉书》中不愿提到。从《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的评价来看，班固不再守家传之学，而这是《齐诗》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标志。
（九）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第五代传人伏理与伏氏学传人
《齐诗》传授系统中有争议的，就是伏氏学有无再传弟子、有哪些人的问题。从《汉书•后苍传》可知，匡衡授伏理等，由是《齐诗》有伏氏学，但未列其弟子姓名。刘著、孙著的传授表主要是依据以上记载，也没列出伏理的弟子，王著以“匡伯”替代伏理，前已析其误。伏理开创了东汉时《齐诗》有名的伏氏学，应有传人。范著、焦著各列1人；朱彝尊《经义考》列4人，“治齐诗……大司徒不其侯琅邪伏湛惠公，光禄勋伏黯稚文，司空三老伏恭叔齐，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19]；万斯同《儒林宗派》列东汉具有师承关系的5人：伏湛、伏黯、伏恭、伏晨、伏无忌[23]；毕著列4人。以上文献都只有人名表而无考证，难以分清他们的传授关系，下面来进一步考察。
1.世传《齐诗》的伏理、伏湛、伏晨、伏无忌一派。《后汉书•伏湛传》记载详细：“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伏湛把《齐诗》等传给后人，世代为高官：“（伏湛）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初，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1]893-898
首先，从家族史看，伏理以授《齐诗》出名，其子伏湛所传“父业”当为《齐诗》，何况他“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其后人颇有名者如伏晨，“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伏无忌学术最显，“亦传家学，博物多识”，在恒帝时写成《伏侯注》，可见伏晨、伏无忌是《齐诗》传授者。其次，从文献看，万斯同《儒林宗派》、陈乔枞遗说考也把伏黯、伏湛、伏隆、伏恭、伏晨、伏无忌列入伏氏学弟子，其中伏黯、伏恭属伏氏学的另一个支派（下面还要谈到）。该派仅有的专著《伏侯注》不完全是《齐诗》学著作，伏无忌所传家学的特点是“博物多识”，东汉中后期伏氏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刘跃进在谈到伏氏学的兴衰时也认为“伏氏家族开始由经学转向史学”[14]。传《齐诗》最盛的伏氏家族尚且如此，《齐诗》在东汉逐渐衰亡则实属必然了。
2.有专著授徒的伏黯、伏恭一派。伏氏学从伏理的子辈开始，分为两个支派，除了伏湛、伏晨这一支外，另一支是伏黯、伏恭，这一派传人著有《齐诗》专著，有自己的特点，惜已不可考。伏恭被立为博士，王国维专著也作了考证。《后汉书•儒林传下•伏恭传》载：“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伏恭也很有作为，“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1]2571“湛弟黯”，伏黯是伏湛弟，伏恭本来是“湛之兄子也”，可见他们都是伏理的后人。
伏黯、伏恭不仅习《齐诗》，而且都有重要著作，特别是伏恭，因“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当时很多今文经流派传到东汉都有“章句繁多”的问题，释经一句往往数万言，极大地束缚了《齐诗》等经学的传授。这种风气应对伏黯一派有一定影响。伏恭省减浮言虚词而成简明读本，以利于门徒接受。他对《齐诗》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伏湛“教授数百人”的盛况已不再出现，《齐诗》在不断衰落。总之，正如当时民谣所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伏氏是经学世家，从伏理以授《齐诗》成名、授予成帝并开创伏氏学之后，伏氏家族就以传《齐诗》而世居高位。伏湛与伏隆又是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亦深受宠信，政治上的优势又促进了伏家对《齐诗》的传授。伏家在东汉地位一直很显赫，也使得《齐诗》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尽管以伏氏学为主的《齐诗》同时在逐渐走向衰落。
以上是笔者对《齐诗》主要在西汉、王莽朝的传授关系所作的考察。东汉及曹魏时期的传授较难辨清，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除伏氏家族外，师丹和满昌师徒与王莽政权靠得太近，重建以后的东汉王朝对《齐诗》不重视，满昌和师丹这两派也就后继乏人。《毛诗》在东汉被定为官学，习《诗经》者主要学其他三家，习《齐诗》的人越来越少。其二，《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其著《后汉书》在陈寿《三国志》之后，帝都数次迁徙，典籍散亡。范晔只能说明学者所习何书，至于师承传授则难以详明。东汉主要有任末（《后汉书•任末传》卷七九）、景鸾（《后汉书•景鸾传》卷七九）习《齐诗》，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引证。由于上面的原因，本文主要在西汉、王莽朝对《齐诗》的传授作出力求符合史实的考察。
图1 《齐诗》传授表③
注释：
①为行文简洁起见，所引参考文献[3]在文中简称王国维专著，[4]在文中简称焦著，[5]简称范著，[6]简称王著，[7]简称刘著，[8]简称孙著，[10]简称毕著。
②以下“陈乔枞遗说考”均指陈乔枞《齐诗遗说考·齐诗叙录》。
③实线表为经多种文献考证后的传授，虚线表为有文献依据、但未能明确的传授。其中，白奇既是萧望之的同门也是其老师，故用斜箭头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