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洪涛:今文《诗经》之《齐诗》传授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0 次 更新时间:2015-02-20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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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洪涛  

西汉时期《诗经》是最早被立于官学传授的,为了讲述的方便,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是为今文经。正如《后汉书•儒林传下》所云:“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1]2569这就形成了《诗经》流传史上著名的“三家诗”。《齐诗》称其来源于孔子,而有文献可考的始宗是齐地儒生辕固生,《齐诗》以流传于齐国而得名。由于齐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齐诗》的传授者多引用阴阳五行灾异来解《诗》。西汉中后期学《诗经》的文人,习《齐诗》得高官者最多,在西汉政坛影响很大,这从前四史中可以看出来。故考察《齐诗》的传授,对《诗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儒家经典垄断了教育,成为人们必读之书,朝廷取士也以“明经术”作为首要标准。弟子跟着儒家经师学习,能通一经者就可以做官,凡是被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便成为师法的对象,于是经学的传授就有了师承关系。汉代博士讲经,最重师法:“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2]77具体来讲,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

(一)《齐诗》传授研究简述

对于经学的传授,前贤今哲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都是从整体上对经学进行考察,并不专门对某一经中的某一家进行研究。关于《齐诗》的传授情况,没有任何两家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也尚未发现专门论述《齐诗》传授的论著。仅王国维的《汉魏博士题名考》有其考证内容,其他各家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也各有不同,俱无考证内容,可信度不是很高。具体来说,王国维在该专著的《两汉博士•诗博士》部分①[3]31-33,考得《齐诗》博士仅西汉7人,这主要是因为该书不是专考《齐诗》的,而只考在两汉立为博士的经师。由于《齐诗》的大多数传授者没有被立为博士,故难免有一些遗漏。焦袁熹《儒林谱》有一页内容论述“《齐诗》学”,共列13人[4]8。范文澜在《群经概论》第四章有《〈齐诗〉的传授》[5]158一节,列10个传授者。王治心《中国学术体系》第四章中有《〈诗〉传授表》[6]81,列《齐诗》传授者12人。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亦附有《〈齐诗〉传授表》[7]79,共列传授者11人。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二章[8]49中关于《齐诗》的传授,亦列有一个11人的传授表,另有3人是习《齐诗》但无传授关系的学者。以上六种专著对《齐诗》传授的记载可算比较详细的了,但涉及《齐诗》的部分在全书中占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只有一页的内容。与对《齐诗》记载较为分散的《史记》、《汉书》及其他古代经学著作相比,以上文献只是集中记载了最主要的传授者,其他重要和次要的并未考察,遗漏了近一半人。但至今尚无学者对该问题作过进一步考证。

现代的《诗经》属文学类,而《诗》学传授介于文史之间,在两汉学术科目中是较冷僻的,故研究者较少。另外,因《诗》学传授者很多,前代不同学者之间看法又不太一致,如果不认真对文献的相关部分反复核查,辨别真伪,很容易出现纰漏。如《汉书》、《后汉书》等都准确地记载匡衡有三个弟子伏理、师丹、满昌,朱彝尊进一步考得师丹的弟子班伯亦习《齐诗》,而他在著《经义考》时,把班伯误作匡衡的第四个弟子(应是匡衡弟子师丹的传人)。又王著的传授表中所列匡衡弟子为:匡伯、师丹、满昌,查遍史书,唐前无“匡伯”其人。笔者认为王治心著《中国学术体系》论及《齐诗》时,已知匡衡有三个弟子而忘掉了伏理,也记得《经义考》中新考得匡衡有个弟子是班伯,但他著此章节时未对史书进行进一步核实,仅凭记忆把班伯列入匡衡三个弟子之中,又误写成“匡伯”,此处后文第八部分还会论述。这两点大概是古今学者对此问题关注较少的主要原因。

笔者曾在2003年发表《〈诗经〉之〈鲁诗〉传授考》[9]一文,五年来进一步以该文所引文献为前提,主要以上述六家经学专著所列的传授者为考察基础,以散见于史书的传授者作为深入考察的对象,同时参考记载较为分散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经典释文》、《汉艺文志考证》、《三家诗遗说考》、《诗三家义集疏》、《经义考》、《儒林宗派》等古代经学著作,以毕沅《传经表》中所列的《齐诗》人名为线索(《传经表》也是只有人名而无考证内容)[10]55-60进行爬梳剔抉,共考得23人,对争议较小者略考,对前贤今哲遗漏或争议较大的传授人详考(《齐诗》传授一览表见文后附录)。现在整理成文,希望能对《齐诗》传授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迪。

(二)《齐诗》的始授者——辕固生

《史记•儒林传》载:“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11]3118《汉书•儒林传》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辕固生坚持当时还处于劣势的儒家学说:“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齐诗》能在齐地生根,辕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11]3122-3124从两史书还可知,辕固生与信奉道家的黄生曾争论受命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来源于《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特别是与董仲舒传授的《春秋公羊传》等关系密切。可见辕固了解《春秋》,也应该能以流行于当地的公羊《春秋》来说《诗》。辕固结合齐地文化用祥瑞灾异解《诗》的做法,奠定了此后《齐诗》的基本特征。他也是一位较正直的儒生,不曲学阿世,敢于拒斥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辕固生是《齐诗》可考的始宗,诸专著均无异议。

《齐诗》属于齐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山东的儒学就有齐学与鲁学之分,大体说来,鲁学好古而齐学趋时,鲁学重章句而齐学重实用。早在春秋时期,齐地就流行邹衍的阴阳五行灾异之说。王洲明认为:“这种天人之学自然影响到齐人对《诗》的解释,所以《齐诗》的传授带有很浓重的谶纬色彩。……《齐诗》中的谶纬现象,是《齐诗》传授中的重要特点。”[12]此说颇是。由于齐地地域和学术的关系,《齐诗》从辕固开始就重实用,辕固弟子及其后学把《齐诗》逐步与阴阳五行谶纬之说相结合,以谶纬之学来解《诗》,这是《齐诗》的主要特点。具体而言,他们以阴阳明尊卑、以五行求谶纬灾异,既尊君权又抑制君权的暴虐,以谶纬灾异警告君权。这种结合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为了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也为了倡导儒家的德治,通过解说《诗》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为了方便与《诗》的结合,重要的《齐诗》传授者往往兼通儒家其他一种或几种经典,并用这些经书来说《齐诗》。

(三)武帝看重的第二代传授者——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

《汉书•儒林传》对辕固的记载与《史记•儒林传》末段稍异:“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传。”[13]3612这一段引出了夏侯始昌。《汉书•夏侯始昌传》亦载:“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13]3154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夏侯始昌习《齐诗》,善以阴阳、五行说《诗》,又兼通《尚书》等其他经书,这就进一步奠定了《齐诗》的基本特征。夏侯始昌深得武帝重视,被选为昌邑王太傅,也就扩大了《齐诗》在政治上层的影响,把《齐诗》从齐地带到了朝廷。他是辕固生最重要的传人,此点一般也无异议。

(四)开创以专著授徒的第三代传授者——后苍、孙氏

1.有专著授徒的后苍。《汉书•儒林传•后苍传》云:“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13]3613此处引文是大部分经学著作列《齐诗》传授表的主要依据。又《汉书•艺文志》云:“《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13]1707应劭把后苍抬到与辕固生相同的地位,刘跃进也认为:“后苍创为《齐诗》”[14]10。其原因正如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所云:“《汉志》题后苍不著固名也,《齐诗》之有传、说自后苍始。”[15]37

后苍所著《齐后氏故》、《齐后氏传》(已亡佚)是他用来传授弟子的重要著作。当时,如无可授的著作会导致该家的衰落乃至消亡,《齐诗》有后苍著作以后,所授弟子更多,影响更大。后苍被立为《齐诗》博士,王国维专著对此也作了考证。后苍以《礼》说《齐诗》,他的几位著名弟子又开创了翼、匡、师、伏之学,之后的传授者绝大多数都是后苍的弟子或再传。

2.被遗忘的孙氏。经学专著都没有提到习《齐诗》的孙氏。从上引《汉书•艺文志》可推知,《齐孙氏故》、《齐孙氏传》应该是孙氏的著作。宋代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中言:“《齐孙氏故》二十七卷,《儒林传》: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孙氏未详其名。”[16]焦著提出疑问:“《齐孙氏故》二十七卷,《传》二十八卷,不知孙氏何名也。”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齐诗叙录》把他列入《齐诗》传授人:“孙氏著齐诗故、传,卷帙至五十五卷之多,可谓博详矣。惜《儒林传》不载其人,遂佚不可考。”②[17]1-3

笔者以为,从以上记载能确定孙氏应有其人。有一点值得注意,《汉书•艺文志》把孙氏与后苍的著作并行排列。如果是先叙述完后苍的著作,再叙述孙著,按照辈分关系,则可推知后苍是孙氏的老师。反之则孙氏是后苍的老师。两人著作并列,则两人应为同辈。辕固生弟子是夏侯始昌,孙氏应是夏侯始昌的弟子、后苍的同辈。

(五)走向高峰的第四代传人——翼奉、萧望之、白奇

1.擅讲阴阳谶纬的翼奉。前引《汉书•后苍传》云:“后苍授翼奉等,奉为谏大夫……翼奉为后苍弟子”。又《汉书•翼奉传》:“翼奉字少君,(齐)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悼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其议皆自奉发之。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13]3167-3178翼奉又兼通《孝经》,《汉书•艺文志》卷三○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13]1719从上面我们可看出翼奉的学术经历,他主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齐诗》传授者中,翼奉讲阴阳谶纬名气最著,在两汉思想史上影响很大。他被立为《齐诗》博士,王国维专著也作了考证。

翼奉开创了翼氏学,他解《齐诗》更注重实用性,与《公羊》学一样,多引用灾异、迷信解《诗》。在《汉书•翼奉传》里,翼奉教“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而他所谓的秘道,就是把五行、五德、天干、地支分配在各个具体诗篇中,并进一步与谶纬神学结合,发挥所谓“四始五际六情之说”。王洲明、谭德兴等先生对此有过论述[12][18],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翼氏学与《公羊》学一样,对两汉时谶纬灾异思潮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翼奉演绎《齐诗》的这套理论对西汉政治思想影响很大。翼奉在夏侯始昌的基础上扩大了《齐诗》在政治上层的影响。

2.政坛高官萧望之与被忽视的白奇。后苍之后的《齐诗》传授者萧望之是儒者出身的高官。从前引《汉书•后苍传》可知后苍亦授萧望之,故萧望之是后苍的重要传人,一般也无异议,但很多经学著作都忽略了习《齐诗》的博士白奇。《汉书•萧望之传》云:“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有诏加恩,长子仅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13]3271-3288朱彝尊《经义考》也记载萧望之“复事同学博士白奇”[19]。焦著把白奇列入《齐诗》传授者,王国维专著把白奇列入《齐诗》博士中,笔者也认为应把白奇列入。他和萧望之也扩大了《齐诗》的影响。

(六)高徒最多、官至丞相、贡献巨大的第四代传人——匡衡

后苍的三个传人翼奉、萧望之、匡衡之中,萧望之致力于政治,翼奉对学说的发展贡献最大,匡衡作为后进,则兼两人之长。从《汉书•后苍传》可知后苍亦授匡衡,又《汉书•匡衡传》:“匡衡字稚圭,(山东)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他说诗时,闻者皆解颐欢笑。该传又云:“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义,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13]3331-3347匡衡是后苍之后授徒最多的重要传人,他官至丞相,政治影响很大,其后《齐诗》能理清师承的传授者,一般是匡衡的弟子或再传。在《齐诗》翼、匡、师、伏之学中,他和嫡传弟子占三派(因文献缺失,现已无法考证其异同)。匡衡及其嫡传弟子们开创了《齐诗》最强盛的时代。他被立为博士,王国维专著也有考证。

(七)与王莽关系密切的第五代传人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另类的马援

《汉书•后苍传》载:“(匡)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13]3613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范家相《三家诗拾遗》有关《齐诗》的记载都列出的最主要的传授者与上面基本相同。王著、范著、刘著、孙著和其他相关经学著作,也都列出了满昌和其再传弟子张邯、皮容。

然细考之,很多著作没有提到满昌的另一位弟子——马援。《后汉书•马援传》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东观记》曰:‘受《齐诗》,师事颍川满昌。’”但其心不在章句之上,马援也主要是以平定边患的战将而名垂青史。《后汉书》言:“善兵策,帝(刘秀)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1]827-837朱彝尊《经义考》亦云:“满昌弟子九江张邯、琅邪皮容、伏波将军新息侯扶风马援。”[19]陈乔枞遗说考、王著也把马援列入满昌门下,这些都是马援作为满昌弟子的有力证据。

笔者注意到一个与《齐诗》盛衰有关的现象:为什么马援被很多古今经学著作忽略?为何满昌没有单独记载而只在他人的传记中被简略地提及?这个问题从《汉书•王莽传》中可找到一些线索:“(王莽为其子)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又《汉书•王莽下》载:“莽鸩杀孝平帝。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縢之策,泣以视群臣。(王莽)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符命事……民知其诈也。”[13]4184这主要是由于除马援外,满昌和他的最得意弟子张邯这一派与王莽政权靠得太近的缘故。他们对王莽阿谀逢迎,通过学术上的牵强附会而获高官,以至于“民知其诈”,并被重建以后的东汉王朝所鄙视。张邯被杀,满昌、张邯这一派也就后继无人,之后的《齐诗》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阻碍。马援则较为特别,虽然其师门和前王莽政权关系非常密切,但他本人与王莽没多少关系。马援是以平定边疆的名将闻名而不以习《齐诗》的经师名,这应是他被忽略的原因之一。

(八)受王莽重视的第五代传人师丹与师氏学传人——班伯、班固

据《汉书•后苍传》载,(匡)衡授琅邪师丹。下面对师丹及其再传弟子作进一步考察。《汉书•师丹传》载:“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师丹虽然没有主动和王莽联系,因“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绶,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月余薨,谥曰节侯。子业嗣,王莽败乃绝”[13]3503-3510。师丹受封前曾依礼抗傅太后、丁太后僭越礼制,其本意并不想讨好结交王莽和王政君,但客观上却起到了维护王莽一门尊贵的作用,故师丹在王莽时期颇受重视,也促进了《齐诗》的发展。笔者发现很多经学专著没有提到师丹的弟子及再传。然朱彝尊《经义考》云:“匡衡弟子:大司空琅邪师丹公仲,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斿君,詹事颍川满昌君都,侍中光禄大夫扶风班伯。”[19]指出班伯习《齐诗》。从离西汉更近的《汉书》和其他文献来看,班伯确习《齐诗》,但班伯不是匡衡的弟子,而是师丹的传人。《汉书•叙传上》云:“(班)伯少受《诗》于师丹……”[13]4198故陈乔枞遗说考把班伯列入师丹门下[17]。王著列匡衡弟子三人:匡伯、师丹、满昌。但当时无“匡伯”其人,可见《经义考》和王著的“匡伯”说是有问题的。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因班伯是班固的从祖,班固传家学,他也应是习《齐诗》的。《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传》载:“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1330既然“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习家学《齐诗》当亦属必然。最为有力的证据,是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的记载:“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班固之从祖伯,少受诗于师丹,诵说有法,故班固世传家学。”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转引了陈乔枞的这段议论,并对陈的说法给予了肯定[20]8。从陈乔枞、王先谦的论证来看,《汉书》多用齐诗,可证班固亦习齐诗。洪湛侯《诗经学史》也认为班伯传班固《齐诗》,因为这是其家学[20]8。

王承略认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随着王莽政权的建立而被打破。治《齐诗》者选择了与王莽政权的合作,使本派臻于极盛,但由此成为东汉王朝重建以后的弃儿。”[21]122笔者同意王先生的主要观点,但认为《齐诗》在东汉重建后,不是像“弃儿”很快被抛弃,而是逐渐衰落。至于班固在《汉书》中很少提到他和班伯是师门传人的原因,笔者认为,东汉建立后,因师氏学和前代王莽朝联系较多,多谈这点在政治上对班家不利。另外,班固祖父得罪了王莽,“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13]4198,已与王莽划清界限。故他在《汉书》中不愿提到。从《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的评价来看,班固不再守家传之学,而这是《齐诗》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标志。

(九)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第五代传人伏理与伏氏学传人

《齐诗》传授系统中有争议的,就是伏氏学有无再传弟子、有哪些人的问题。从《汉书•后苍传》可知,匡衡授伏理等,由是《齐诗》有伏氏学,但未列其弟子姓名。刘著、孙著的传授表主要是依据以上记载,也没列出伏理的弟子,王著以“匡伯”替代伏理,前已析其误。伏理开创了东汉时《齐诗》有名的伏氏学,应有传人。范著、焦著各列1人;朱彝尊《经义考》列4人,“治齐诗……大司徒不其侯琅邪伏湛惠公,光禄勋伏黯稚文,司空三老伏恭叔齐,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19];万斯同《儒林宗派》列东汉具有师承关系的5人:伏湛、伏黯、伏恭、伏晨、伏无忌[23];毕著列4人。以上文献都只有人名表而无考证,难以分清他们的传授关系,下面来进一步考察。

1.世传《齐诗》的伏理、伏湛、伏晨、伏无忌一派。《后汉书•伏湛传》记载详细:“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伏湛把《齐诗》等传给后人,世代为高官:“(伏湛)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初,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1]893-898

首先,从家族史看,伏理以授《齐诗》出名,其子伏湛所传“父业”当为《齐诗》,何况他“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其后人颇有名者如伏晨,“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伏无忌学术最显,“亦传家学,博物多识”,在恒帝时写成《伏侯注》,可见伏晨、伏无忌是《齐诗》传授者。其次,从文献看,万斯同《儒林宗派》、陈乔枞遗说考也把伏黯、伏湛、伏隆、伏恭、伏晨、伏无忌列入伏氏学弟子,其中伏黯、伏恭属伏氏学的另一个支派(下面还要谈到)。该派仅有的专著《伏侯注》不完全是《齐诗》学著作,伏无忌所传家学的特点是“博物多识”,东汉中后期伏氏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刘跃进在谈到伏氏学的兴衰时也认为“伏氏家族开始由经学转向史学”[14]。传《齐诗》最盛的伏氏家族尚且如此,《齐诗》在东汉逐渐衰亡则实属必然了。

2.有专著授徒的伏黯、伏恭一派。伏氏学从伏理的子辈开始,分为两个支派,除了伏湛、伏晨这一支外,另一支是伏黯、伏恭,这一派传人著有《齐诗》专著,有自己的特点,惜已不可考。伏恭被立为博士,王国维专著也作了考证。《后汉书•儒林传下•伏恭传》载:“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伏恭也很有作为,“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1]2571“湛弟黯”,伏黯是伏湛弟,伏恭本来是“湛之兄子也”,可见他们都是伏理的后人。

伏黯、伏恭不仅习《齐诗》,而且都有重要著作,特别是伏恭,因“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当时很多今文经流派传到东汉都有“章句繁多”的问题,释经一句往往数万言,极大地束缚了《齐诗》等经学的传授。这种风气应对伏黯一派有一定影响。伏恭省减浮言虚词而成简明读本,以利于门徒接受。他对《齐诗》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伏湛“教授数百人”的盛况已不再出现,《齐诗》在不断衰落。总之,正如当时民谣所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伏氏是经学世家,从伏理以授《齐诗》成名、授予成帝并开创伏氏学之后,伏氏家族就以传《齐诗》而世居高位。伏湛与伏隆又是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亦深受宠信,政治上的优势又促进了伏家对《齐诗》的传授。伏家在东汉地位一直很显赫,也使得《齐诗》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尽管以伏氏学为主的《齐诗》同时在逐渐走向衰落。

以上是笔者对《齐诗》主要在西汉、王莽朝的传授关系所作的考察。东汉及曹魏时期的传授较难辨清,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除伏氏家族外,师丹和满昌师徒与王莽政权靠得太近,重建以后的东汉王朝对《齐诗》不重视,满昌和师丹这两派也就后继乏人。《毛诗》在东汉被定为官学,习《诗经》者主要学其他三家,习《齐诗》的人越来越少。其二,《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其著《后汉书》在陈寿《三国志》之后,帝都数次迁徙,典籍散亡。范晔只能说明学者所习何书,至于师承传授则难以详明。东汉主要有任末(《后汉书•任末传》卷七九)、景鸾(《后汉书•景鸾传》卷七九)习《齐诗》,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引证。由于上面的原因,本文主要在西汉、王莽朝对《齐诗》的传授作出力求符合史实的考察。

图1 《齐诗》传授表③

注释:

①为行文简洁起见,所引参考文献[3]在文中简称王国维专著,[4]在文中简称焦著,[5]简称范著,[6]简称王著,[7]简称刘著,[8]简称孙著,[10]简称毕著。

②以下“陈乔枞遗说考”均指陈乔枞《齐诗遗说考·齐诗叙录》。

③实线表为经多种文献考证后的传授,虚线表为有文献依据、但未能明确的传授。其中,白奇既是萧望之的同门也是其老师,故用斜箭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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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2009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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