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懂才要学

编辑《读书法》，是想为大学本科以上程度和一般有志于人文学科的爱好者提供一本方便的参考书，以便寻得门径，可以循序渐进地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书籍。诸如此类有利于新进学习寻找进入堂奥之道的门径书，共计划编辑4种，已经出版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国学的历史》等3种。就今日的普遍程度而言，这类浅显的入门书或许已经有些深难，因而对于以上层级或许也不无参考价值，因为不读书或读不懂书显然已经不是初学者才面临的困惑，只要程度适合，有所裨益，好读书者都不妨翻看。与之相应，还有《程师》一种，尚待编辑。只是对象有所不同。

《读书法》试图向特定读者群提示与读书有关的下列各点：一是历代读书之法；二是读历代书之法；三是一般读书之法；四是读书与治学。这几点虽然可以分开来讲，其实基本是一回事，而且只有明白为什么是一回事，并当成一回事来做，才能真正懂得读书之道。

编辑本书的初衷当然是为后学新进提供一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入门书，但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可消费式精神快餐，也绝不如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所宣称的一般中学生也能够参与其事。一味迎合青年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在流行与赚钱之余，难免误导和愚弄的无穷流弊，自身也往往陷入趋时即容易过时的尴尬。中国文化虽然一脉相承，未曾中绝，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深浅的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远的不论，晚清编辑的一些中学教科书，民国时期就升格为大学参考书。而当年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之际所举为力证的宋元明清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今日大学文史专业的本科生已经视同难以卒读的文言文。后来严耕望特意为穷学生撰写的治史小书，如今不仅开本放大，内容也不是青年学生容易领会的，甚至不少青年教师也觉得有些费解。

所谓入门，含义有几层。其一，虽然只是入门，仍然不要抱着一看就懂的幻想，有志趣者必须通过认真学习和仔细揣摩才能有所领悟，充斥书肆坊间的那种貌似一看就会的文字和自诩不学而能的办法，大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江湖骗术。正如学习各种程式化的技艺，除了少数天赋异禀者与生俱来的一往情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长时间不断重复的基础性练习可能相当枯燥乏味，却是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饱受后人诟病的记诵式学习，道理相同。梁启超所鼓吹的“学问之趣味”，也只能由此而滋生。

其二，入门阶段，必须取法正确，若是行差踏错，走岔了路入偏了门，再努力也是缘木求鱼，甚至南辕北辙，以致终生横逸斜出，参野狐禅。时下学界乱象横生，良材被雕为朽木的情况屡见不鲜。无知者无畏，越是乱来则越是敢于一往无前。一般情况下，读书得法，常常伴随由涩而顺的渐进过程。

其三，入门不过起始，进得门来，可以望见那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已是井然有序，但是要想进一步深入堂奥，还须放眼读书。取法得当，读书越多，读懂的可能性越大，读书的能力越强。如果没有高远志向，有书不读，办法再好也是无用的。

其四，探寻门径不是专讲方法，如钱穆所说，方法是为读过书的人讲的，对没有读过书的人讲方法，有害无益。因此，博览群书与揣摩读书之法必须相辅相成，读书不富而欲深谙读书之道，绝无可能。恰如要学会游泳不能只在岸上练习、懂得吃饭的方法而不吃则永远不饱一样，读懂书的妙诀便是大量读书。只有多读书，才有可能领悟读书法的奥妙。

本书虽然是为后学新进而编，却不适合浅尝辄止之辈，娱乐游戏之众以及钻营取巧之徒，而是面向有志于学之士。雅俗共赏不过是客观效果，如果刻意追求，很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流行一时与垂范长久实在不易兼得。那些连《红楼梦》也读不下去且无意读下去的受众未必愿意读，而饱学之士则不必读。若一味以生意眼取舍，旨在向广大微阅读人士提供消费快餐，以为读书法应该一看就懂，看了读书法就可以读懂所有书，未免自欺欺人。诸如此类的娱乐游戏乃至江湖骗术早已充斥坊间，若以一般受众现时的阅读能力为准，而不是着眼于提升其阅读能力，要想读懂历代书乃至一切书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此，则编辑本书的意义就荡然无存。

二、读书与读教科书

关于读书，宋以来专论不少，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论述尤多，前人已经编辑过若干种专书，内容各异，取法不一，主观目的与基本取材则不无相似。之所以还要再编一种，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选本尚有未能尽意之处；另一方面，则是鉴于读书已成普遍难题的现状，希望借此提示一些读书门道，留住一些读书种子。

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信息爆炸，令人无暇读书，除了通过各种形式获取资讯外，只能浏览快餐式的书刊。不仅如此，连习称的上学读书，也早就变了味道。从小学到大学，所谓读书，其实主要是读教科书，很少有机会真正读书。不仅如此，即便进入研究乃至教书阶段，如今通行的做法大概也不大读书。虽然每日少不了或主要是与书打交道，只能说是翻书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并非读书。作者的立意，全书的主旨，似乎与己无关。如此看来，读书已成一项奢侈之事，许多人一生当中读书的机会甚少，真正通读过的书自然为数不多。

既然读书不多，如何才能读懂，便成为问题。在力求读懂之前，首先应当明白，上学读书，就是要逐渐读懂那些读不懂的书，并且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如果一味只看那些一看就懂的书，获取感官愉悦，而美其名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则无论读多少书，也是低水平的重复，至多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有知识水平的进步提高。上大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努力读懂自己原来读不懂的书，使得读懂的书越来越多，读不懂的越来越少。检验上大学收效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原来读不懂的书读懂了多少，还剩下多少。以此为准，分为各个学期学年，可以验看提高进步的程度幅度，总体考察，则读懂的书越多，读不懂的书越少，成效越大。如果毕业之际与入学之时读懂书的能力相差无几，则有虚度光阴之嫌。

上大学的学习方式与中小学有所不同，初学发蒙，是从全然无知到逐渐有知，灌输式的教学必不可少，待到由背诵记忆积累起一定的知识，便具备相应的自学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延伸学习和扩展知识。大学阶段则应转变方式，以自学读书为主，听授为辅。大学老师的作用，首先是明道，即探求指示学问整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其次则解惑，照本宣科式的授业只不过是初级形式。若学生不读书，不问学，教师便只能盲目施教。而一视同仁的讲授无论多么认真规范，其实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起不到因材施教的作用。由于高考以中学教育的内容为据而不以大学教育的需求为准，以致太阿倒持。如今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已经相当程度地高中化，不仅以课堂听授为主，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高中阶段的延续翻版，学生学习的时间被大量规范化的课堂讲授填满，以至于很少有时间进图书馆系统读书。

当然，学生即使有时间也不读书的情形同样相当普遍，许多人在应付课程、交游、上网、闲聊等之后，如果还有余暇，才随意翻书，而且由于心浮气躁，只看那些容易看懂的书，看不懂的便束之高阁。类似情形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据媒体调查，彼处大学生每天读书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即使对于专门读书的大学生，读书也成为一项业余活动。不从被动转为主动，大学学习的效果自然不佳，学生掌握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力很难得到切实提升。近年来学生普遍反映大学阶段没有学到东西，原因至为复杂，家长和社会对于大学期望值的错位、大学理念的流失、教师资质的下降等之外，就学生自身而言，最应该反躬自省的就是是否实现自觉转型，主动学习。被抱进大学的一代要做到这一层，实属不易。

大学阶段，要推动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由耳学而眼学，主动进图书馆博览群书的环节至为关键。尝戏言大学里唯一增值的就是图书馆，其余包括所谓高科技在内，都是高投入、高消耗。尽管图书馆的书籍也有一些时过境迁即无甚价值，但有相当部分的图书随着光阴的流逝反而不断增值。珍本原版典籍产生的视觉冲击效果，很难为其他形式所取代。由于资源稀缺，不仅价格高昂，后设的大学图书馆财力再充足，收藏也极为有限。当然，藏书家与学问家对于书的需求有所分别，有心向学者偏重于后者。时下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找书（包括进图书馆和利用网络），也不喜欢看书，而不是无书可看或看不到书。尤其是随着网络资源日益丰富，坐拥书城已是普遍状况，无书可读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而上学不读书的现象却依然是到处的共相。章太炎曾经预言大学不出学问，原因之一，正是鉴于大学只听授而不读书的教学方式。因而认真读书，正是防止其不幸言中的可行之道。

胡怀琛论及1920年代学界的风气，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憍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1]

时间过去90年，所描述的情形即使不能说变本加厉，至少不见显著改善。那些抱怨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到东西的学子，不妨自我反省，而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当作出调整。近年来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不断，正如清季停罢科举一样，在欧洲成为文官考试楷模的科举制本身未必非废止不可，今日高考制度的症结，当在上一级学校的考试录取以下一级学校的教学为标准，本末倒置。所谓升学率，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中学阶段的学习，不能逐渐接续大学的教学，结果导致进入大学后不得不从头做起。而大学不断强化的规范化教学，反而有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式的转型进一步延迟到研究生阶段之势。如果大学教师希望学生忘却其原来所学知识，彻底脱胎换骨，那么，此前的教育就应当全面反省。

三、要读书，不要只读《读书》

端正了基本态度，接下来就是了解恰当的取径和掌握行之有效的办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如何读书的问题，却并非古今一贯地困扰着人们。唐以前受书写材料和相关技术的限制，书籍的种类和阅读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中古自魏晋至两宋受佛教影响，成为中国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如何解读先秦的原典，先有两汉经古今之争，后来又进一步加入了清人的所谓汉宋之分。宋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庸大道，古今兼顾，考据义理并行，中外相辅相成，读书讲学并重，很有些相反相成的辩证意味。随着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普及，宋儒开始着重关注和讲究读书法的问题，力求既正确理解原典，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而有所创获。明代偏重讲学，流弊所及，以致空谈误国。有鉴于此，清初诸大儒提倡读书，反对讲学，影响所及，有清一代风气重读书而轻讲学。清代可以说是继宋之后又一特别讲究读书的时代，无论学校还是书院，讲学之事越来越少。进学主要是读书，而非听授。

晚清中西学从冲突到共存，始终无法兼收并蓄。科举改革，主要是试图解决中西学两套系统如何兼容的困扰。停科举兴学堂，等于在经历了夷夏大防、中体西用之后，中西学的地位乾坤颠倒，不仅事实上用夷变夏，而且形式上以西为优为尊。清季改科举为学堂，本意是培才与抡才合于一炉，实际上不得不将中学纳入西学。学堂里按照西式架构设置的科目课程，不仅变读书为读教科书，而且教学形式由读书改为听授。与之相应，中学内容不得不以西式分科为模范，分门别类编成教科书，以适应教学的需要。而学术的分科与学制的分科相互影响，中学当中貌似文史政经的部分被西学吸纳，至于找不到适当对应的经学，在经历了一圈进入学堂的巡游之后，尴尬地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分解。

清季民初的输入新知确有全盘西化之势。两宋和明清之际诸儒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的苦心孤诣，变成高扬西化大旗的挟洋自重。民国时期讲学之风再兴，便是借助多位来华西哲的西风而成弥漫之势。再加上明治后新汉语的大量输入，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条理中文，以及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看似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出现明显深刻的断裂，造成古今的隔膜，如何用学堂里学来的知识解读历代文献而不至于穿凿附会，成为令有识之士头痛不已的一大难题。

尽管西化蔚然成风和讲学盛极一时，汉语言文字和历代典籍毕竟是绝大多数国人知识的源泉以及汲取外来新知的凭借。为了解决沟通古今中外的难题，民国时期学人尤其好讲读书法，名目繁多的读书杂志层出不穷，作者贡献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经验，介绍各种新书，提示中外名著的要义以及阅读办法，激发一般读者看书的兴趣。可是久而久之，却使得一部分读者将读书类的报刊文章当作书来读，将后人的认识当成原作的本意和全貌，反而有碍于读书解书。所以曾经戏称要读书，不要读《读书》，意思就是不要将读书类的报刊等同于原著，不能以阅览《读书》来代替读书。这与不要将教科书当做书来读一样，不要误以为后人的认识都是当时的事实。同理，阅读《读书法》也不能替代读书，任何读书法，只能提示读书的门径，只有读书的人，才能用得其所。

即使按照读书与治学分为不同阶段的观念，作为基础性的读书也并非轻而易举可以讲好之事。在好讲读书治学方法的近代学人当中，胡适尤其喜欢金针度人。可是，深入浅出如果流于浅薄，就容易误导众生。1928年清华研究院毕业的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在日记中写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2]读书高明者，所讲读书法才能得其要领，而善读者既不作两脚书橱，也不会专家自诩，而是精博相济，繁简两宜。

一个时代要学问好，建树多，首先要育人，出人才能出货，有高人才会有佳作。而史学面向今天以前的一切，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即使天纵奇才，也非经长期训练积累不能奏功。所以钱穆说读书要志向远大，虚怀若谷，否则读不进，参不透。人才可否成群结队的来，固然有时代环境等机缘，不可强求，师资的良否也是关键因素之一。而师资同时又是治学的主体，一身二任，关系重大。抗战结束时，王重民鉴于学界乱象，希望胡适办研究院，连二掌柜一起收。“要教习翰林，还要把作教习的人，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不得不学习的机会，则学术的生长点上，方有不断的新的进步。”[3]尽管胡适好讲方法，后来影响也大，在见识稍深的学人看来，未必是拨乱反正的最佳人选。只是仅仅以学问为职业而非事业志业者，与小夫下士相差无几，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就足以成为他们暗自参考的枕中秘籍了。这也是胡适可以为一般人树立新的学术典范，而近代高手大家治学却并不经过亦不遵循其所创范式的要因。

四、书多终有读完时

古今中外的书籍数量庞大，一般读者当然无须尽阅，也无暇博览，无力通读，但是对于有志于学者而言，读完书却不仅是应有的抱负，也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

读书必须志向高远，才能沉潜持久。钱穆说过：“为学标准贵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先以卑陋自足，则难有远到之望。标准之高低，若多读书自见。所患即以时代群趋为是，不能上窥古人，则终为所囿。从来学者之患无不在是，诚有志者所当时以警惕也。”[4]

有志者事竟成，书再多，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读下去，总有读完终卷之日。况且书籍的形成及其传衍，自有其历史脉络，数量再大，也是有迹可循，而非无法可读。中国历代典籍种类卷帙之多，在世界之林或可称最，可是善读者却说30岁以后即无书可读，而不得要领者却终生如牛负重。

诚然，今日的国民教育体制，有分段约期递进的时限，教人先读教科书，然后进入专题研究，在大量课程的压力下，即使到博士研究生阶段，也基本没有阅读教科书或讲义以外的真正读书，更不要说有充裕的时间放眼读书，加之训练有限，学生读书的速度和读懂的能力都明显不足，一般情况下亦不敢或不愿尝试缓不济急的放眼读书。好在学习阶段，还有老师指导把关，虽然未经博览群书，若得良师随时提示指教，一定程度可以弥补读书的不足，不至于乱读胡解。当然，若是不读书之人教书，横通妄言，势必误人子弟，贻害大众。随着老师宿儒的逝去，由今日通行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人，好以自己的经验为治学的要诀，传授弟子，鼓励其择一前人未曾着手的领域，长期钻研，美其名曰占领制高点。可是在占山为王的取向下，因为没有整体观念，不能衡量高下当否，难免误以洼地为高峰。退一步讲，开垦一座荒山，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否当了山大王就是占领制高点，也大有可议。胡适当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公权便意识到可能出现看朱成碧的误会，主张在大胆假设之前应有一放眼读书的阶段，以免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凡此种种，都表明博而后约不可逾越。拖延越久，则后遗症越重，或举步维艰，或不断重复，或盲目冲撞，学问难以精进。

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很难循着先博而后约的正途大道，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应该尽可能多读书，并且设法掌握读书的技能。本科阶段，应该读懂基本书或必读书。各种学问均有基本典籍，熟读大书，又知渊源流变和条理脉络，即可执简御繁。蒙文通认为：“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5]此说不乏具体范例，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反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6]

在保证熟读基本书的基础上，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书，可以适当放宽阅读范围。放宽不等于盲目随意，最好是围绕研究的题目前后左右延伸。傅斯年曾经批评留学生乱读书：“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考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7]理不清条理头绪，犹如一团乱麻，自然分不出轻重主次。

以问题为单位，由博返约，适宜于研究阶段精读西书，但对于新进之人也会产生漫无边际无所适从的困惑。昔人读书，以目录为门径，由目录入手，“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经的目录书，只有《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差足以当之”。[8]这两种书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不少成名学人自修的指引。所谓学海无涯，很难无师自通，没有师承，也只是说不一定拜师入门而已，若无高人指点，大都盲人摸象。为师的作用在于明道，不仅要指示读书治学的一般轨则，更须具体讲究学问整体和各个部分的源流流变。张之洞鉴于“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所编《书目答问》特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清代学人曾经系统整理历代书籍，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9]历代学术经过清人依据清代意识的条理和谱系化，固然添加了清人的时代意识，却也指引了门径和途则。尤其是清代学风受顾炎武等人的影响，反对讲学，鼓励读书，编撰《四库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这样的目录书，使得后学者一书在手，不啻于获得读书的钥匙，可以循序渐进，自学成才。所谓指点迷津，金针度人，此之谓也。

读书须明道，所谓明道，包括人与学的传承的渊源流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能仅仅将目录简单地当做簿记索引看，而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其要旨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窥知门径，可以逐渐登堂入室；其二，把握学问的整体及其来龙去脉的大势；其三，可知全系统与各部分的关系；其四，可辨主干与枝蔓，分别主次轻重，有选择地着重阅读原创性的经典，以求执简御繁。

前贤法古尊圣，以学问为天下公器，著书大都述而不作，着力于注疏解释发挥圣言旨意，真正原创性的典籍，为数有限。这倒不一定是先圣智慧超凡，而是在书写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反复琢磨自然、社会、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道理，并以极为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来。即便读书一事，基本要旨既经指出，后人不过领会发挥而已。而且，既然圣言已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而非一家之言的私议，就不必详细注出，也没有所谓著作权的概念。老师宿儒之所以过目成诵者不乏其人，凭借之一即在于熟记原创性典籍。一些中外学人于此有所误解，用当今通行的西式观念，断为前人好抄袭沿用，进而追根寻源，穷追不舍，看似旁征博引，其实形同废词。因此，只要熟读原典，再看其余多数著述，可以如风扫残云一般席卷而过。

古人识字与背书相辅相成，不仅识字快，而且记诵深。循序渐进，终生受用。若有家学渊源，更是锦上添花。所以老辈学人治学，成竹在胸，又能相对地贯通各层面，自然拿捏得当，游刃有余。清季教育革新，推行西式学堂，即使所谓“私塾”，也比照学堂，大加改良，基本典籍不再是一定阶段识字讲书的凭借。古文虽是文言，却讲究声韵，因而读书是要发出声音的，诘屈聱牙，读不顺则文不通。近代改文言为白话，号称我手写我口，读书反而变成默认。缺了童子功，单靠后天弥补，往往事倍功半。由于近代以来西学新知取得压倒优势，中学不得不按照西式分科重新编排安置并据以实施传承教育，误读错解中学的问题一段时期内看似无碍大体，甚至利大于弊，而各种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或许可以提供权通的办法。只是技术的发达不仅不能取代读书，反而更要讲究读书，否则一味仰仗技术进步而不谙读书之法，容易走火入魔。读过书的人利用新技术可以如虎添翼，若是不读书而滥用，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今人大都简单地以为中国传统目录学所言只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科，晚清以来，受到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才将四部与七科相对应。固然，以为近代学术转型是从四部到七科，很大程度上是误解中西学术及其相互关系的格义附会，但是以为中国固有的目录学只是图书分类，同样受到西式分科治学观念的制约，而对传统学术有所误解。如果目录书起不到提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作用，过去学人能够缘此进学就有些不可思议。关于此节，宋育仁明确指出：“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10]钱穆也说，不把书籍作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只是今人翻看目录学书籍，大都感觉茫然，只能当作索引找书，很难把握其中指示的系统。而书中有学，因书究学，恰是中国目录学与西式索引本质不同之所在。

五、如何读懂

看得完之外，更重要的是读得懂。今人阅读历代书籍文献，大都需要借助预设的架构观念，而且还是挑拣自己想要的片段，不然的话，很难看懂本来和整体的意思。而各种预设，基本上都是后出外来的，除非穿凿附会，否则与前事本意不相凿枘。

清季以来，朝野上下为了将中西学熔于一炉，经历过纳西学于科举和纳中学于学堂的调整转变，结果等于用西学的架构肢解重组中学，学堂读书逐渐变为读教科书，而教科书的观念体例往往取自域外，不过是外来后人的认识而已。将教科书所说内化为知识，误以为教科书所描述的就是事实，流弊深远。民国时期流行一时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将中国原有书籍统统视为无系统的断简残篇，而非学问的对象，进一步造成强古人以就我的偏向。加上多将前人著述当做史料，不见作者的主观用意，所有的意思必须以后来观念重新认定，更加积重难返。古今之间隔着中外这一重，等于戴上西式有色眼镜，虽然善于借助新进观念方法者对于古籍可能有新的或进一步的解读，可是若生搬硬套，所解读的古籍难免扭曲变形。

如何才能与古人沟通，程度不同，主张各异，如果奢望多数人能够做到，只好翻译成当今通行的语言。如此一来，固然能够起到引起普遍兴趣的作用，可是经过几重的转换，未必符合古人的意思，却容易造成误会。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只要了解大意即可，不必深究，即使有所错误，也无伤大雅。但是对于有心向学之士，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自知，以致贻误终生。理解古人的本意，不读书、少读书或只读当下懂的书，要想提高读懂的能力就只能是刻舟求剑。书只有读，才可能懂，读得越多，懂的几率越大。将难读难懂的书读懂，阅读能力才会不断提升。恰如发蒙的学童，如果只拿其看得懂的文字作为编辑教材准则，岂非终生目不识丁？

要想读懂文献的本意，避免用后来的观念解读前人前事，必须努力接近作者及其时代，不见古人面，须懂古人心，若需仰视才见，则只能猜来猜去，很难沟通理解。具体做法可以尝试如下几点。其一，读书先逆行而上，尤其注重民国、清代、两宋、两汉、先秦等关键时代；再顺流而下，回到无的境界，探寻有的发生及其演化。今人以为古典难读，实则经过历代注疏，大都可以通解。当然，也难免掺杂后人的观念意见。先逆上去的好处，一是行文习惯近今，逐层上溯，可以逐渐熟悉，功力不深者或许看得下去；二是可以发觉后人的渐次附加的意思以及前后不一的渊源流变，力求接近前人而不带后来的意识。等到能够回到没有后人附加成分的状态，理解各种学说观念的原生形态，再顺序看下来，可见后人层累叠加的演化。如此，则能够顺时态解读历代文献的本意，进而了解把握各种学说观念发生演化的历史轨迹。

其二，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循着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具体联系，了解把握文献的本意与史事的本相。据说当年欧阳渐研治俱舍学，三年不成，后来沈增植告以应从俱舍宗入手，结果三个月即通。此事不仅提示一般读书之道，对于阅读中国文籍，尤为关键。中国素重伦理政治，罕有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各种思想学说，均有具体的时空人等相关因素，要前后左右读书以通语境，由求其古以致求其是，尤其要将影响思想学说生成演化的所有具体要素全面掌握，循序展开相关历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力求在重现史事的进程中呈现思想言说的本意及其流变。如陈寅恪所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11]这对于主张但凭己意直面文本而欲求其是的高论妄言，可谓当头棒喝。而要将思想还原为历史，解今典究实事至关重要。

其三，要读通篇，知本意。读书应当首先读懂全文本意，不可全当翻检材料。为此，读书要虚怀若谷，力求理解前人通篇的本意，不要设定架构，先入为主，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也就是说，读书是要读出作者的意思，而不能一味挑拣自己想要的材料。若存了前人无本意，不可求的成见，读书再多，也犹如“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12]六经注我式的强古人以就我，不过是借古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仅难脱好依傍的积习，而且是看似自信实则自卑的表现。所谓自信，即自以为胜过古人，所谓自卑，则是不敢直言己意，而要托庇于古代圣贤以张大声势。

读不懂典籍又喜欢望文生义地理解域外学说者有两说，一是历史不过人们心中的历史，二是古书无所谓本意。关于前者，其实是误会第一历史与第二历史的分别，史实即所谓第一历史须由历史记述即所谓第二历史加以展现，任何历史记述都不完整，有视差。因此，历史认识与本事只能近真，难以重合。但这并不能否定历史事实的存在，也无从改变其任何形态。关于后者，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断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13]

其四，要由书见人，知人解书。读书应当了解把握作者行事著述的习惯风格，揣摩其人其学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所属时代风尚与人的做派、学的趋向的相关性以及前后变异。理解书的本意不仅以学为断，更以人为判。对不同书的解读要因人而异，若一概而论，则势必肤浅外在。知人与解书应当相辅相成，才能领悟本意。近代崇尚科学化的学人一度批判中国学术不以学分而以人分，其实恰好是研究中国学术的一大关键。

学人著述，心中或显或隐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重，心思越是细密繁复，或是故弄玄虚，则言说对象越是复杂，层面越是丰富。阅读此类文献，能够揣摩到哪一层，实在考验读者。若不能层层揭出，领悟其具体所指与要旨所在，读懂本意，便是空话。由于读书不细，或学力不足，看不懂他人著述，又好妄加揣度，常常曲解人意，不仅故意挑剔，甚至深文周纳，借批判以扬名。诸如此类的解读，既不符合文本的纸面意思，距离作者心中所想更加离题万里。有时则明明意思显然，却故意混淆抹杀，非但以狗尾续貂为临门一脚，还自诩佛头着粪是满树新花。

宋儒和明末清初诸名士，深受佛教和耶稣会士的影响，却要取珠还椟，以免用夷变夏；清季西学东学相继涌入，与中学相互掺杂，发生变异。如此，还须沟通域外，由文本而语境，比较解读，才能得其头绪，条理史料史事可以具有统系且不涉附会。当然，这类书比较难读，仅从字面望文生义，固然隔膜，追究历史渊源，则实证未必是实事，而实事却往往不得实证。

六、读书与治学

古人读书与治学本为一事，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人解读为“古之学者纯意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今之学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纯于德行。至其下，则又为利而学也。”范晔指为己是因心以会道，为人则凭誉以显扬，前者为了完善自己，后者旨在沽名钓誉。因此晁说之说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或将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意思，解读为要有创见，显然还存在不小的距离。这样泾渭分明的区别，后来却有些含糊其辞，以致演化为读书为己之后应当为人。胡适在《略谈人生观》一文中，从王安石的诗文找出其为己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认为王安石曾将古代极端为我的杨朱与提倡兼爱的墨子相比，说：“为己是学者之本也，为人是学者之末也。学者之事必先为己为我，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并且解释道：“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为自己有余的时候，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这样的解读，如果作为读书之道，显然与孔子的意思差异甚大。

今人或盲目望文生义，或有意别出心裁，将读书为人说成是贡献于社会，提出读书有为知、为己、为人的三为说，而且宣称三为之中，为知、为己比较容易被常人理解，为人则必须有大胸怀和大抱负。如此一来，为人的境界犹在为己之上许多。只是此为人非彼为人，言辞相同，意思迥异。或者进而称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并以兼及二者为上佳。诸如此类的转义，与胡适等人所说又有分别。虽然各有凭借理据，可是容易混淆读书为己的本意，看起来反而为人较为己不仅先后秩序有别，而且境界犹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也有人不愿模糊分际，晚清放过广东学政，又长期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的刘熙载就依然坚持为己为人不可混淆，断言：“学有九分为己，参以一分为人，则此一分便能移掇九分一同向外，最可怕。”（《持志塾言》）

即便按照读书为己之后为人的说法，也应该读完书后还有余力和创见才能有所撰述。这样的取法，今人听来或有故标高的之嫌，不仅压力之大无暇读书，取径之偏无缘读书，甚至被人误导以为不必读书。1928年，正式主持新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鉴于“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针对中国传统治学首重读书的风气，明确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还要用找东西的成果，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14]傅斯年此番言说的对象，其实是史语所那些读过书且训练有素的学人，同时高揭旗帜，划分壁垒，借以排斥那些在他看来不能扩张材料而想进入史语所的读书人。可是对于所内的新进后学以及社会上的好学青年，仍然产生不小的流弊。民国以来，不仅学生只读教科书而不读书，学人也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找材料。普遍而言，今日之学界，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已经荡然无存，如西洋人那样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成为时趋常态。

当然，近代学人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的风气，并非始于傅斯年的旨趣。此前王国维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担心之一，就是“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帐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帐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15]为此，萧公权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思而不学则殆”。[16]到了抗战期间，民族危机促使学人重新检讨战前学术风气的偏蔽，以及学术的社会功能。1941年4月，钱穆应邀在江苏同乡会演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批评“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17]

按照君子协定，中研院史语所不治近代史，很长时期近代史领域由社会所、经济所兼顾。可是傅斯年的旨趣对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影响尤其大。如果说古代史领域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的问题也有日趋严重之势，毕竟文献有限，多翻亦可以熟悉，而在一般人认为书多读不完的近现代史领域，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正确取径，读书治学或许已成例外。清代以来，史料大幅度扩张，图书、档案、报刊、民间文书、影像资料和口述史料等，每一项均超过此前历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加上各种文献不仅数量庞大，形式内容多样，而且大都未经过认真梳理解读。而晚近史料史事繁杂，各种可能性激增，大量今典本事，解读起来较古籍更加困难。所谓放眼读书，如何实现？

面对既读不完也读不懂的现实，在专精与博通的两难取舍之间，学人往往倾向于前者，连陈垣等详于文献的老师宿儒也主张缩短战线。本来缩短是由于人力所不及，不得已而为之，相沿成习，居然演变为成名捷径。学界通行的抢占制高点之说，成为师弟口耳相传的独门秘诀。可是读书治学，志向高远才能有成，若以为书太多读不完而干脆放弃放眼读书的努力，开头即囿于一隅，一味窄而深的结果，不仅必然偏，而且容易错。断代和分门别类的小圈子自成一统，日积月累，形成集体无意识，不能察觉偏蔽之所在，更无法探寻致蔽的根源和除蔽的解决之道，反而不断强化先是自娱自乐继而自欺欺人的所谓行规。这样破绽百出、衣不蔽体的乞丐装看似时髦，在放眼读过书、治学胸有成竹的高人看来简直就是难以遮羞的破渔网，何谈八面受敌，滴水不漏？

读书少而著述多，为时下学界通病。读书不够，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即以过于狭隘的知识做凿空蹈隙的专题。不仅见木不见林，甚至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其二，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以今日出版的不断加速以及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学人坐拥书城的梦想早已成为普遍的现实。遍览群书，可做的题目俯拾皆是，即使近现代史，也罕有完全不能下手的问题。但找材料不读书，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踏破铁鞋得来的珍馐美味，或许不过是珍珠翡翠白玉汤。

学人应当多读书，不能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为写书而翻书，即是不为己而但为人的表现，等于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目的，并据以权衡取舍，难免看朱成碧的危险。尽管如今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毕竟没有整体，具体很难把握得当。所谓非碎无以立通，前提还是放眼读书，然后由博返约，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并非由碎开始，以碎为通。通与碎的关联，全在于能否拿捏适当，得其所哉。将局部放大整体、将局部等同于整体或用个别片断拼凑成整体，都是想通而不能通的表现。专题研究有通与不通之别，宏观通论也有胡言乱语与贯通无碍之分。

对于有志于学者而言，放眼读书的好处无穷，概括列举，至少有五方面：一是能从常见材料查知真历史，不一定要踏破铁鞋找前人未知，却能敏锐捕捉和善于应用新出材料。二是无须竭泽而渔。一般而言，用五成功夫可得八分材料，再用五成功夫只能增加一成或一成半材料，另有一至一成半只能阙疑以待。做什么即看什么，由于不知大体边际及脉络底细，仿佛暗夜摸黑，总感到茫然忐忑，不知究竟要看到何种程度才能掌握事实本相的来龙去脉。经过放眼读书，则用五成功夫已经了然于胸。三是大体不错。一味找材料容易先入为主，只见确证，不见反证。以晚近文献之多，筛选过滤出来的材料即使偏于一端亦往往能够立论，虽然看似自圆其说，却与本事不合。放眼读书，没有成见，则不至于对反证视而不见。据此立论，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四是先慢后快，先涩后畅。不经过下苦功读书，终生或局于一隅，或翻来覆去。每换一研究专题，就要将所有文献重新翻检一过。读过书则不必如此繁琐，同时可研治多项专题，相互支撑贯通。五是厚积薄发，功力可以日益精进。放眼读过书，犹如练过少林内功，功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继长增高，前10年未必胜，中10年不会败，后10年不必战。

概言之，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18]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19]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20]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21]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复次，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最后，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22]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23]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不仅如此，善于治史者，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4]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参考文献]

[1]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14期，1923年8月8日。

[2]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29页。

[3]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

[4]《致唐端正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456-457页。

[5]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6]《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52页。

[7]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9页。

[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24页。

[9]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

[10]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1923年。

[11]《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2-263页。

[12]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8页。

[13]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59页。

[14]《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2页。

[15]蒋复骢：《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

[16]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17]严耕望：《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18]王锺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1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5、10页。

[20]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第5页。

[21]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5页。

[22]《吉川君来书》，《制言半月刊》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23]黄侃：《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2、392页。

[2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