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中西”与“科际”的沟通和跨越——中国的治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22-08-30 20: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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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翔  

  


   案:香港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沈裕挺正在从事一项以“沟通中西知识体系:一项关于人文社科学者双文化经历的研究”为题的科研项目。该研究的宗旨是“探讨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如何成功沟通中西知识体系,特别关注他们有关专业领域的双文化经历”。研究目标是“帮助研究者和未来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在专业领域成功会通中西知识体系的学者的教育和学术经验,并促进其他学者的学术职业发展和年轻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邀请人文社科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介绍他们“教育和学术经历的人生故事,分享对如何协调中西知识体系的看法和实践。”

   另一位博士研究生朱彦臻则在从事一项以“人文社科中的中国治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化”为题的研究。该研究以“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治学方法、态度和理念”为内容,旨在“探讨在西式的学术体系内中国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治学经验和对待治学传统的态度”。具体包括“如何积累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和如何看待和运用中国治学传统”等问题。

   沈裕挺和朱彦臻两位同学邀请彭国翔教授参与了她们的研究,以下是她们两位对彭国翔教授的访谈。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15:00-17:10。

  

   沈裕挺:好的,那老师我就开始了。第一个大问题是有关您的求学历程以及其中对您学术成长最有影响的人和事。所以先想请您回忆一下从小到大的这个求学历程,比方说喜欢看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文化方面的兴趣爱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啊,学校啊,社会生活环境对你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尤其是对您后来选大学的专业有什么样的作用?

   彭国翔: 这个问题挺大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不能细谈。首先是家庭的背景吧。我小时候在价值观方面,受我父亲家庭那边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我奶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籍贯是河北,家父兄弟几个都是在河北出生的。后来我爷爷在抗战时期因躲避日本人南下,才到了江苏徐州市定居。我们知道,20世纪初“五四”以来,北京(当时叫北平)较早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辐射到了周边的地区。所以,我奶奶小的时候,同时接受了两种教育:一种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另一种是西式的教育。这个在当时是比较特别的。新中国建国之初,像她那个年纪的女性,很多是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当时邻居很疑惑这个老太太怎么有文化,怀疑她的身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去查她。总的来说,她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基本上儒、释、道三教的观念都接受。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她受儒家的影响更大。所以,她经常把儒家的观念教给我们。而且,她特别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我记得小时候,她经常讲一些古代小说里的故事,像包拯啊、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身教胜于言传”,她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来体现一些价值,以这种方式来教育我们。当然,我小时候并不明白,大了以后慢慢才知道这一点。我印象较深的记忆之一,是她七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可以背诵《大学》,并给我们讲解。另外,她对佛教也是相信的。我曾经到书店里帮她买过佛教的一些书,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了,之前是买不到的。我奶奶的这样一个情况,对我影响是蛮大的。

   当然,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传统方面的一些书,比如古典小说以及儒、释、道的经典之类。这对我的人生也有直接的影响。刚才你问我大学专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遵从父母的意见。我父亲是学物理的,他当然希望我学理科。当时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句话啊?(沈裕挺: 知道,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这样说的。)但我好像理科方面的细胞比较少一些。退而求其次,如果实在学不了理工科的话,他说那么你学个法律吧,可能会比较有用一些。但我自己对法律也不太有兴趣。所以呢,当时我自己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后来回想,这种选择无形中是受了儒家文化所谓“治国平天下”这种观念的影响。这是当时很天真的一个想法。那个时候,我大学是在南京大学,当时我们政治学专业是第二届。第一届是八七年,八八年是第二届。当时的目标是要培养公务员的。而且,我们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年,半年在政府部门实习,半年写毕业论文,叫3+0.5+0.5的体制。当时半年时间在江宁县政府的实习,让我对中国的基层政府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学政治学还可以,但真的要去参与实际政治的话,我的性格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我比较早地能够清楚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笑)。

   不过呢,虽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但其实从大学入学第一年没多久,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到了文史哲的方面。这当然有一个大的背景,80年代末国内知识界有一股普遍的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关注,当时叫“文化热”,影响非常广泛。我是受到了“文化热”影响的人。虽然我是政治学系的学生,但平时的时间几乎全部放在文史哲方面的阅读上去了。那个时候,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出版的书对本科低年级的学生还不开放,一般情况下大一、大二的学生是不给看的。只有到毕业的时候,或者研究生阶段,有写论文的需要,经老师介绍,才能够到专门的“港台阅览室”去阅读。我当时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文化热”的缘故,海外的一些学者的文章陆续地进入到我们大陆,有些是辗转的引用,有些是部分的节选,这就带进了一个新的空气。我看了以后,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历史方面,之前我们很少知道钱穆先生;但那个时候钱穆先生的文字就通过各种文章的转引进来了。我读他的文字,就觉得比较亲切。再比如中国哲学方面,像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作品也引进来了。虽然我不是念哲学系的,但我读了很多哲学类作品。我那时也看了大陆出的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但给我的印象不深。而且,和海外学者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比较,比如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我觉得后者更能够说服我,也比较有论证的力量。这样我慢慢就开始接触并主动去找海外学者的书去看。

   当时我修了一门历史系的课,教师是高华,他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讲师。我修的那门课叫“近现代中西文化论战史”,基本上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讲到80年代文化热。高华的特点是介绍很多材料,告诉你哪些人、哪些书、哪些事情,并不做太多自己个人的判断,而是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那门课我是认真听的,他还给我打了比较高的分数,我记得是90多分,也是我比较认真上的一门课。课后我们还有一些交流,一直到我毕业之后。我有一次还在途经南京时特意去看过他。现在他已经过世好多年了,很可惜我后来念中国哲学之后,博士毕业以来,基本上没有再见过他。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我当时想看港台学者的书,但大一的我是不能进入港台阅览室的。于是我就跟他讲,我说“高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写个介绍信,说我现在修你这课需要看港台出版的书”。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当时那个负责港台阅览室的是一个老太太,一脸严肃。第一次去给她看了高老师写的介绍信,后来我基本天天去,只要它开放我就去,她也就不再每次都要求有介绍信了,应该算是认识我了。我印象中那个阅览室没有太多读者,经常是我一个人,偶尔会来一些人,以老师为主,很少看到学生去。这样差不多四年下来的话,我就了解了不少海外中文世界或者华人学者的著作,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著作。刚才提到的那些人物的著作,对我比较影响大的,就是那个时候在港台阅览室阅读的,比如哲学方面的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等等;史学方面就是有像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等。

   当然,大陆学者的书我也是看的。从接触到的顺序来看,首先也还是大陆学者的书。其中有些印象比较深,有些看过就看过了。印象比较深、看得比较认真的,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的著作。我认真看了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记得认真看了两遍。还有像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书,比如像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杨国荣先生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都是我认真看的。

   阅读海外学者的著作有一个好处,哪怕是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的,包括中国哲学、历史、文学,里面都会提到西方学者的一些著作,有些纯粹是西方哲学、史学、文学的著作。那个时候,这些著作也引起我的兴趣。那些纯粹的西方学者,他们自己都有哪些书?在阅读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人文学的著作时,凡是里面提到的,我自己也会找原书来看。所以说,从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了直接阅读英文著作的习惯。这样一直到后来在北大念硕士、博士。这是我大学阶段的一个情况。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文化热”嘛。

   四年大学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如果你认真去念书的话,还是可以有些积累的,这个要看自己了。我在南京大学念本科时,图书馆还没有电脑检索,图书目录都是记在图书馆抽屉里的卡片上。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挑选什么书,就把卡片上哲学类的、思想史类的书的题目都一个个抄下来,然后看完一本勾掉一本。等大学毕业时候,大陆的不算,我基本上把港台阅览室抽屉里的哲学、思想史类的都看完了。然后,我就对港台学界的情况非常清楚了,有哪些学者都写了什么东西、大概他们是什么训练和取向,就非常清楚了。所以2000年在我博士阶段最后一年初次访台时,我对台湾学界了解的程度,很让一些当地的学者吃惊。当然,这是后话了。

   后来就到了北大的研究生阶段。北大的海外交流更频繁、更丰富。因为我已经在大学时代有一定的积累,对海外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到了北大之后呢,我就继续这样保持大学时养成的阅读习惯。当然,北大和南大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北大有很多海外学者来访,自然而然的我就跟他们有些接触。90年代中后期也更开放,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墨子刻先生,这个人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 Metzger。他原来写过一本《摆脱困境》,比较早地翻译成中文。后来又写了一本很厚的、研究现代中西政治理论的冲突的书,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有800多页。他应该是30年代生人,如今当然年龄很大了。我记得他到北大访问的时候,我是《北大研究生学志》的主编,就带着两个编辑同学去采访了他。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些。这样一来,我就跟海外来访的一些学者有了直接的接触。当然,我并不热衷于和海外学者接触。对他们思想的了解,主要还是透过阅读他们的著作。顺便一提的是关于《北大研究生学志》的事。你们在读研究生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印象?其实,我在的时候叫《北大研究生学刊》,不叫“学志”,“志”这个字是我改的。这个故事后来的人可能就不知道了。1998年我当主编的时候,收到团委的一个要求,说新闻出版署有指令,所有的这类学生刊物都不能带“刊”字,要把“刊”字去掉。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这个北大研究生的刊物也算有传统了,对吧。改动最小最好。改什么字呢?我想德国有个杂志,研究中国学问的,叫《华裔学志》,台湾有个杂志,叫《鹅湖学志》,“鹅湖”就是中国历史上陆九渊和朱熹鹅湖之会的那个地方。于是,我想改一个字好了,就叫“研究生学志”吧。后来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当然,在研究生阶段,特别在我博士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对我影响蛮大的。那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得到台湾陆委会下面一个叫中华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到台湾去访问了四个月。我也许是第一个或最早一批到台湾去访问的大陆高校的博士生。这个我没有考证过啊,可能是最早的。后来就没有这么长时间了,改成两个月了。因为这段经历,我那次就跟台湾的学界有了直接的接触。当然了,刚才也说了,在大学时代,因为自己的阅读经验,我对台湾学界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了。但纸上得来的东西,跟那些直接照面的接触,感受还是有所不同的。

另外还有一个机缘,1998年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到济南参加一个当代新儒学的会议。当时台湾新儒学一派,特别是牟宗三先生第一、二代的学生,基本上都来参加了。你们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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