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8 次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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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昌  

   文章背景:30年前,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来自全国的一批暂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华山论剑,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会议的突出成果“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为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开启作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而就在大约11年前,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起的“郎顾之争”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对国企改制的质疑,随后开始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的长达10年的“国进民退”的历程。今年,在事关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借悼念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10周年之际,在中国极有分量的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状乃至今后的展望都做了极有价值的探讨。更为可喜的是,随后又大量的经济学者加入进来,进行了蔚为壮观的争辩探讨,极有影响的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对此进行了不间断的报道载入,我相信它有可能成为今年经济学界甚至经济发展历程中某种标志性事件。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加入争论都如当事人林毅夫借某位主编所言

   “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本文所要做的是把他们争论的东西从弥漫硝烟的尘土中翻出来,希望能把真相还原为观点本身而不是评价者的个人倾向,并且能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作出一点有意义的探寻。

  

  

                  

  

  

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或许林毅夫与张维迎并不是中国最喜欢吵架的经济学家,但两人的一场“交火”从1995年北大开始,到2014年上海结束,持续整20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加入人数之众、参与等级之高都堪称中国之最。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在中国往往相反。一个远未正常的学术环境导致争论各方占据的平台及手持的武器完全不同,尽管目标看似一致,但几番交锋下来,未见共识,只见火气,唾沫与硝烟齐飞,激愤与拂袖一色,漫天飘洒的战火与寸土必争的豪情织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其魅力之大使得参与者与观众都只顾欣赏这难得的画面,至于他们争的是什么,为什么而争,倒没人真正去关心。

   第一个问题是国企改制问题。按林毅夫文中所陈大致是,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而林主张“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实际上就是“抓大放小”的渐进化策略。张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将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和不可避免的腐败;林则认为必须考虑到中国国企所面临的现实国情,如果全盘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腐败。关于这两种方案的优劣,林列举了与自己方案相符的中国和与张方案相符的苏东各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最后证明自己所言方案的准确性。

   说到中国的国企改革,国家并没有清晰的文字记录下其具体方案,后来人们所公认的所谓的“抓大放小”最早见于上海市国企改革实践。(黄金平:“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企改革的历史回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七期)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说此“决定”是以上海国企改革方案为借鉴的,但直到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才明确指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抓大放小”方案以文件的方式被正式确定下来。不过从形式上看的确是“抓大放小”,但结果是“放小”后的国企与民企焕发了生机,而“抓大”的国企仍然是毫无起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本章执笔   周天勇  夏徐迁:《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十二章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30年)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同上)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90年代国企改革大型国企能够存活下来的关键,并不是林毅夫先生所言通过渐进式改革让他们熟悉了市场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后,“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的主动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 ,而是把它们过去的债让全社会背,把它们将来的债让银行与资本市场背。说的简单点,就是由全社会为他们的过去买单,由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他们的将来护航。与此同时,国企在资源和资金使用、财政补贴、税收上等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在经营上又占据垄断地位,所以在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基本上是旱涝保收,想不活好都难。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林毅夫选取了实践张维迎观点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对照,“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林毅夫在这里没有给出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数字,另一学者陈平列出来了。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在1988-2012年间的真实GDP数据做了定量的比较。过去24年间(俄国与乌克兰为过去22年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年平均GDP百分增长率依次为:中国(9.7),拉美(6.7),印度(6.4),东亚(3.8),波兰(2.9),世界平均(2.8);美国(2.5),德国、西欧(1.8),日本(1.3),东欧(1.0),匈牙利(0.8),俄国(0.6),乌克兰(-1.6)。东欧转型国家只有波兰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比较24年间经济增长的比例,中国为930%,世界为179%,美国为183%,西欧153%,东欧128%,匈牙利120%,俄国为116%,乌克兰只有1990年的70%。”(陈平:“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FT中文网8月13日)

   陈平所引似乎坐实了林毅夫的论断,那就是全盘私有化的苏东各国远远赶不上渐进化改革的中国,所以苏东各国的全盘私有道路是失败的,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感兴趣的国人对这些事的基本看法。

   这里有个基本问题,苏东各国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没中国快,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其中的原因是不是他们对国企全盘私有化所带来的呢,为此专门研究东欧转型经济的学者秦晖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与捷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像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

   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 而捷克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波兰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参见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8-1 )

   )

   秦晖夫妇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东欧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在我们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的叙述中看起来非常激进走全盘私有化的东欧,其实国企的私有化比谁都慢,要经历许多方利益的交锋谈判才最终达成,而恰恰是这种达成协议过程的漫长极大的影响了它的效率,从而最终造成了其经济速度的滞缓。而中国刚好相反。说起来渐进式的改革在党国政企一体的背景下,哪些该放哪些该留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用说讨价还价了,这种说一不二的“抓大放小”大大加快了企业融入市场的时间,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中国经济速度快于东欧各国的直接原因。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承认改制后的中国比东欧经济发展速度快,那么这个“快”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011年4月1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该报告中指出:“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009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绩效也不够高。如果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国有企业享受的共约6万亿元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据测算,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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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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