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大陆法系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误区与人文主义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4-12-24 22: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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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国  

   【摘要】一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于人类社会认知与研究的做法,称作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近代欧洲大陆法系的方法论含有浓重的科学主义特质并由此引发了诸多问题。法律本质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科学主义的不可行性。二战后大陆法系的方法论发生了人文主义转向。大陆法系方法论由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向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关注和省思。

   【关键字】大陆法系;方法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一、大陆法系方法论的科学主义特质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从东西方比较意义上讲它们同属于西方法并有着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就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二者内部而言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具体表现在大陆法系偏向科学主义与法典法,普通法系偏向经验主义与判例法。大陆法系自其产生以来就与法典编纂存在密切关联,而作深层探究,则会发现以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乃是影响法典法得以形成的关键性、实质性因素。作为一个不争事实,近代欧陆“法典原是为信奉理性主义的社会制定的,法典的抽象性结构是西方笛卡尔主义思想的产物。”[1]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普通法系国家却很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如英国就从来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梦想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传统法律,重建全新的法律体系。正如伯瑞先生所言:“的确,我们不能指望这种理论会取得同样程度的成功,或者在英国也像在法国那样产生同样的影响……”[2]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差异,也导致了两大法系的实效存在很大不同。如作比较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普通法系的法治要比大陆法系的法治更为成功,普通法对于英美两国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繁荣功不可没。与之不同,近代以来,国内政治动荡剧烈,自由受损害较多,以及对外战争频繁的国家,大多属于大陆法系。这便牵涉出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优劣评判,其中,卡内冈教授的评判则极负深刻性和启发性。卡内冈教授指出:“显得与众不同的,是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英格兰的发展模式倒是正常的。”[3]具体言之,“如果说存在分歧甚至是偏离的话,是欧洲大陆国家与主流背道而驰,而英格兰却是遵循了法制发展的一般道路。”[4]

   为什么说是欧洲大陆国家背离了法制发展的一般道路,与主流背道而驰?这要求我们对大陆法系应有一个深度理解和一个恰当视角。与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面去寻究大陆法系的特质相比,我们更注重从方法论整体观上去解读大陆法系。方法论问题,小而言之,是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手段问题,大而言之,是个哲学世界观问题。剥离出方法论并以此作“切片”分析,对于我们解读大陆法系的特质及其问题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史实表明,科学主义方法论对大陆法系的影响显著,其理应成为我们深度理解和解读大陆法系的重要线索和视角。关于科学主义理解,一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于人类社会认知与研究的做法,称作科学主义。[5]这一点在近代法国表现得极为突出。近代以来的法国人深信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没有任何实质区别,法国“18世纪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自然问题和历史问题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力图用同样的思想工具处理这两类问题。”[6]究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对规律的发现和解决深深地吸引和启发了自然法学家们。“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方面的成就对人们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诱惑,即把自然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7]秉承“科学主义”的法学家们深信人类社会本质上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按照自己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和发展的,人类社会中存在像自然科学一样确定的规律,人们一旦发现了这种规律就可能演绎出整个人类历史。即,“人类可以因骤然用理性所直觉的假说,得到最终的完善。”[8]概言之,科学主义的立场主要在于强调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不朽规律,而一旦发现和依据所掌握的社会发展规律,就如同阿里巴巴掌握了打开藏宝洞穴大门的钥匙一样,即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人类社会的永恒解放和进步。

   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大陆国家的法学家们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只要找到体现这种规律的知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发展问题。这种信念开启了一个以纯粹实证知识建构秩序和实现社会进步的思潮,认为人类社会问题存在一个知识性、技术性解决方案,而良好秩序恰是人们良好地运用知识、运用社会控制技术的结果。作为其必然结果,法学家易专注于寻求体现绝对规律的客观知识和客观法律,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就是规律的体现,而法律被视为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最终科学表述与提炼。“就整个法学而言,不过系一门纯理论认识活动之学问而已。”[9]其中,法典化寄托了法学家们对规律论、知识论追求的理想。在法学家看来,法典具有完美无缺或经久不衰的客观性和知识性,法律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展示。人们可以无视时代的改变,将法律安稳地存在于一部神圣不可侵犯的典籍中。拿破仑禁止法律界发表任何对法典的解释,就是强调他所进行的编纂完美而严密。也即,“长久以来,法学陷入了‘完满体系的演绎思维’中,滥觞于18世纪而肇始于19世纪的伟大的‘自然法’法典(例如178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典,或1804年拿破仑法典),全都要求一个满的、全备的、不须解释即可回答所有可能问题的法典。”[10]与此同时,人们也认为,“在所有的法律规则都以成文的方式或法典的方式加以制定而且法官也只限于适用已成为成文法的规则的那种系统中,法律会具有更大的确定性。除此之外,整个法典化运动也始终都是受这样一种信念所指导的,即把法律编纂成法典可以增进司法判决的可预见性。”[11]这种信念的集大成者,便是盛行于19世纪的概念法学。概念主义法学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的,即实在法律制度是“无缺陷”的,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逻辑分析,便能从现存的实在法制度中得出正确的判决。

  

   二、科学主义方法论易引发的问题及其症结

   (一)易引发的问题

   大陆法系的科学主义方法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理想,反映了人们力图摆脱偶然性的奴役的探索,但其引发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限于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是一个极为宽泛且复杂课题,笔者不作全面剖析,而只是针对较为突出的问题,作出论述和解析。

   首先,科学主义方法论易使法律发展偏向于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人,结果是以客伤主、异化横行,同时也易造成法律实践品性的弱化。科学主义将法律定性为外在于人的客观规律及作为其体现的客观知识,并专注于主客观二分的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力图发现和建立一个基于客观知识基础上的法律。这一方面易遮蔽和驱逐了法律和法学的实践品性,让法学和法律服务于纯粹知识的确定性,而不是服务于生活的确定性,使法律的实践品性遭到极大损害。“比起古罗马的实用法和英国的实用法学,当今欧洲大陆的实用法学要薄弱得多。”[12]另一方面,由于法学研究的任务被规定为对一种客观规律和知识的追求,法学家将大多数精力投注于对知识、对规则而不是对人的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主义的法律方法论,基本上都是以“知识”作为关注的中心。法学研究当然离不开“知识”这样一个中心范畴,但是,如果“只见知识不见人”,就会遮蔽“人”的主体性,贬损人的主体地位。在此理念下,一般总是倾向于削足适履地让生活去适应知识,而非是让知识去适应生活;总是满足于充当规律和知识的追随者,让历史不停地证明规律和知识,把人“修整”得越来越合乎规律和知识;生活似乎不是活生生的人的记录,而是配合规律与知识而存在的一堆论据。最终,法学研究压抑了人的自由和自我选择,抹杀了人自身的历史。

   其次,科学主义方法论易为新专制主义提供知识正当性基础。科学主义使得知识、真理在社会生活中以及整个正当性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甚至于知识和真理被视为一种正当性的渊源。为获取正当性,统治阶层都竭尽全力争取在知识、真理领域中的话语垄断权。在此过程中,知识、真理易为新专制主义的产生提供正当性渊源和基础。“依据真理,而不是依据同意,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真理面前,个人自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自称真理在握的精英由此推导出了一种权利,即可以无视其他信仰的存在,而利用国家权力贯彻自己掌握的真理。”[13]换言之,统治者强调自己的统治是一种“真理”的统治,认为自己能够洞悉历史发展的全部规律,他们相信只要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一定能达到自由和解放。在此过程中,法律被定性为知识和真理的表征,普通民众就成了法律大肆规划与约束的对象和客体,而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也被归结为进步与愚昧、理性与迷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遭到粗暴的镇压。“鉴于真理乃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法律只不过发挥着一种工具性的作用而已。……这样,关于真理的主张就发展成了比16-19世纪的君主专制主义更为激进的新专制主义。”[14]纳粹德国这一“庞然怪兽”( Behemoth)的出现,就与这种科学主义、基础主义的“真理”之治密切相关。“德国所曾经历的专制主义政权总是蛮横的实证主义者。”[15]

   再次,科学主义易使法律发展的中心建立在知识本体论的基础上而忽视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建设。科学主义促成了一种知识万能情结,形成了一种“迷信知识”的极端想法。于是,法学家对“法律”也就抱有一种单一知识维度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认为法学的任务就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与践行。科学主义非但看不到传统、经验、习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把它们视为实现完美理想图景的障碍。科学主义强调的是,“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6]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规定是法国用以颁布民法典的风月30日(1804年4月21日)第12号法令的第7条规定:自本法生效之日起,罗马法、法令、通行和地方习惯、制定法以及条例,无论其为一般的还是个别的,对本法所涉及的问题均失去其法律效力。事实证明,单纯以知识的进步作为法制发展进步的方式,在过去并没有为我们带来法制的真正发展与进步,在未来也不会,甚至于恰恰会滞碍我们希望得到的法制发展与进步。例如,“法国革命以及广义上的启蒙运动,代表的是一场人类灾难,因为它们试图用理性的准则来取代传统的准则。”[17]究其失误之处,就在于这种进步努力是建立在知识本体论基础上,而忽视了法律的道德基础,使法律发展处于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事实上,“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社会生活的器官,是好是坏,要根据它们所蕴涵的精神来判定。社会的理想不是在求索一种完善而没有变化的制度性的乌托邦形态,而是在探求一种精神生活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无限制的和谐增长所需要的永无断绝的动力。”[18]受科学主义影响,一些国家即使重视社会道德建设,其方法大多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文化问题和价值观问题,具体表现为“既然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创造出复杂的机器,那么,为什么理性就不能创造出宗教和道德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东西呢?那些改革家中没有谁会怀疑宗教或是道德的信仰是以理性逻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而事实证明,社会道德不是客观给定的知识实体,并不存在着一个类似自然科学的技术解决方案。换言之,人类社会道德只能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建立而不能依据某种知识技术创制。

   (二)问题的症结:法律定性的错误导致了法律方法论的错误

对法律本质的认知和理解,决定着方法论的选择。“每种法学方法论事实上都取决于其对法的理解。”[20]科学主义方法论问题的症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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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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