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始终如一地抓好党的根本政治——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论述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2014-12-19 1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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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灵君  

    

   摘要:党的群众工作从小处看,就是做具体人的工作;从大处看,则几乎等同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习近平同志重视群众工作,也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在工作的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论述与实践,这些论述与实践贯穿了群众工作“变”与“常”的基本逻辑,体现了实践哲学、党性修养、国际视野三个主要的维度,涵括了大树原理、“管道”原理、“微积分”原理、凸凹原理等基本原理。

   [关键词]   习近平;群众工作;根本政治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党外的工作是群众工作,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从小处看是做具体人的工作,从大处看则几乎等同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习近平同志善于做群众工作,也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他在工作的不同时期都有大量关于做群众工作的论述与实践,他引述的许多警句、典故、事例常常让人过目不忘,掩卷沉思。

   一、既要抓好“最大的政治”,也要抓好根本政治

   尧舜禹时期,“政府”在门口立一根木桩,如果老百姓对“政府”工作有微词,只需要在木桩下一站,“政府官员”就会恭恭敬敬请百姓进“办公室”言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从此一根木桩演变成两根木桩,两根木桩演变为两根石桩,并在上面刻上了龙,立在天安门城楼金水桥边上,成为今天的华表。这表明古代中国政治与今天中国政治一定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其中之一就在于“为民”两个字。无独有偶,古希腊有一个神话,讲述了大力士安泰因为失去了大地母亲最终被敌人所杀。文艺复兴时期,一名著名的艺术家把安泰被刻为一尊青铜雕塑,今天被放置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巴哲罗美术馆,供世人瞻仰、沉思。

   这表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政治家无不强调做好老百姓的工作,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唐德宗、宪宗时期的著名学者杜佑在其《通典》一书中总结了历代治政的两大主题——“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因而,“足衣食”与“行教化”是政治的核心,而“足衣食”相对于“行教化”更有优先位置。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后来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另外一项任务:“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小平同志看来,仅仅抓住经济工作这个“最大的政治”还不行,还必须抓好“做人的工作”这个根本政治。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最大的政治与根本政治一起抓,相辅相存。革命战争年代,如果说武装斗争是最大的政治,群众工作自然是根本政治。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而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做好群众工作是根本政治;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而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依然是根本政治。

   习近平同志重视全党最大的政治,也高度重视根本政治。比如,早在2004年他就提出: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地发展是政绩,打基础作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也多次强调了绝不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不唯GDP”、“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建设要见物又见人、经济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等观点。

   二、牢牢把握群众工作的“变”与“常”

   在群众工作中,所谓 “变”,是指形势和环境在变,对应的方法和工具要变;所谓“常”,即不变或缓变的“道”或规律。找到了“常”,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增强战略定力;要找到“变”就需要经常“观大势、谋大势”,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新方法,开拓群众工作新局面。在习近平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论述与实践中,处处可见“变”与“常”的辩证逻辑。

   做群众工作,做工作的人是“常”、被做工作的人是“变”,人心是“本”、方法是“末”。常定则变固,本固则末生。做群众工作,要看什么样的人去做。孔子讲“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的老百姓也讲“正人做邪事,邪亦正(将不合规的事做到合规的效果);邪人做正事,正亦邪(把合规的事做到不合规的邪路上去)。”青年毛泽东非常敬佩曾国藩,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能抓住人心,能够用本源去“动”湘军之“心”,“动”天下之“心”。如此看来,做群众工作要看什么人去做,一心为公、信念坚定的人去做基本都能做好;一心为己、品德不好的人去做,迟早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制造麻烦,也给自己带来麻烦。2009年,习近平在江苏淮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时指出:首先是要做人,才能做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做一名优秀的革命家。

   做群众工作,“人情”与“人性”是“常”,时代与环境是“变”。《史记?礼书》中提到“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因此群众工作者需要研究“人情”、“人性”。“人情”是人们生活交往中的风俗、习惯、礼仪、规则等,人性则是从人的基本需求中反映出的人的天性。美国共产党在1937年出版的《党的建设与政治领导》中指出: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单位的党的领导人要从各行各业中选出一些群众代表,各级党组织领导人“要偶尔和这些代表聚餐(当然不是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作者注),与他们及其家人一起娱乐,甚至还可以聊一些‘购物’这样的小事”,与群众代表建立密切联系。美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号召,是从人情出发的,一位党员干部如果能经常做到与下级或群众代表一起简单用餐、一起快乐,下级就会把他当朋友,关键时刻、困难时刻就会和他站在一起。习近平重视人情、人性,他强调做群众工作要将心比心,换取真心。比如他在正定工作时,经常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用他的话讲“吃大锅饭好”;2012年12月10日,习近平到南海舰队“海口”舰考察,在观摩实兵实弹演练并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之后,与普通官兵一同用餐。习近平同志重视人情、人性也强调要过好“人情”关。他指出:共产党人的廉政建设除了过“自我关”外,还必须过“人情关”;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事;对领导干部来说,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多读书,多思考点问题,等等。

   做群众工作,党的成功经验的精髓是“常”,继承这些精髓的形式、手段是“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形成了许多优秀经验:抓住了关键性群体,就能“四两拨千斤”。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千斤拨四两”;物质的问题用物质去解决,精神的问题用精神去解决;做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尊重、适应、引导、改变”的四部曲;要善于通过各种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要善于在群众中发现并培养“群众领袖”或“群众骨干”;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巩固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民主政治,把群众的意见聚合起来;定期召开群众大会,总结群众工作的规律与得失,等等。把握了这些精髓,变的只是方式与方法,不变的是方向,就能达到“形散神不散”的效果。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弃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把握了这些精髓、发扬了这些传统,自然就不会简单地用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或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实践。

   做群众工作,制度是“常”,方法和工具是“变”。因而,习近平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比如他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思想;群众工作离不开法治的思想;法治与德治并行的思想;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等等。同时,相对于这些稳定的制度,工具与方法则灵活多变。习近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对群众工作方法的研究,他曾经指出:“正确的方法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掌握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工作中,很多同志由于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瞎子摸象,对工作没有全面的把握;一种是纸上谈兵,眼高而手低,遇到具体的事情不知何处着手。不管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深入”。

   三、群众工作的三个维度:实践哲学、党性修养与国际视野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是“修楼房”的逻辑,不是“做加减法”的逻辑。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仅是90多年的历史,而是建立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基础上的“90多年的历史”,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史基础上的“90多年的历史”,是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基础上的“90多年的历史”。以此观之,习近平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论述和实践,必然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从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中汲取了精华;继承并发展了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汲取了智慧。这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判断:实践哲学、党性修养、国际视野。

   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我国国学中“汉学”的主要思想。《汉书?河涧献王刘德传》评价刘德这个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那以后,实事求是就成为汉、唐时期最主要的哲学思想。从实践哲学出发,共产党人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干部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智慧,干部与群众相结合构筑铜墙铁壁。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修养不是靠面壁坐禅获得,而是靠实践的积累、升华;共产党人的成功不是靠神仙上帝赐予,而是实践的必然结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既解决认识提高问题,又解决行动自觉问题,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落地稳、扎根深,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贯彻到治国理政实践中。”这些都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坚持“修学储能”、“知行合一”的群众路线思想。

党性修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党性论述,集中表现为共产党人的群众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党性修养也来自于我国古代典籍中关于“修身”的若干思想,含有宋、明以来的“理学”、“心学”的思想痕迹。党性修养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党性修养不在,则群众路线不存。因而,反对“四风”就成为坚持群众路线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以及在河南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都强调,“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在河北省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还专门指出:“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而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加,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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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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