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铿:独行的现代堂吉诃德骑士——重新阅读雷蒙·阿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3 次 更新时间:2014-12-13 21: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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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铿  

    

   雷蒙·阿隆的名字在中国的读者中间,即使并不陌生,但也绝不会像萨特那样如雷灌耳,更不会有福柯和德里达那样的风云流行。这是因为阿隆的思想属于那种逆水行舟的独行者的识见,是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狂歌。这样的人,在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国度里,必定会有反动派的嫌疑。不幸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人与法国知识人如出一辙,在喜欢高唱“革命圣歌”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极其相像,可谓是乃兄乃弟。正因为如此,阿隆那些猛烈批评法国知识人激进思想的文字,阐述自由政体如何脆弱和揭穿历史必然性谎言的理论,乃至他那关于法国学生“五月风暴”运动不过是一场学生狂欢的“心理戏剧”名言,对那些曾经经历过一浪高于一浪的疯狂政治革命的人来说,仍然是一帖醒世的良药。重新阅读阿隆的《知识人的鸦片》,《社会学主义思潮》,以及《阿隆回忆录》等书之后,笔者恍然发觉阿隆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位堂吉诃德骑士,孤独地与各种人们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且风行一时的狂热思想作斗争。

   一、阿隆与托克维尔

   很多中国读者恐怕并不知晓,托克维尔在雷蒙·阿隆之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保守学者。正是通过阿隆的不懈阐释和宣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几场革命的经典分析和反思,在沉睡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之后,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成了一门显学,逐渐流行起来。当代法国“新哲学”代表人物伯纳尔-亨利·列维在他那本2006年出版的《美国的晕眩——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重访美国》一书中,就声称他作为一个“五月风暴”的学生见证人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法国巴黎高师读书时,托克维尔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过问的二流学者。阿隆(1905-1981)则是列维的老师一辈。他和萨特在同一年(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以后又与萨特一样到德国朝圣,聆听过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阿隆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便带有明显的德国思辨哲学的韵味。1968年“五月风暴”发生时,阿隆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正好身处学生风暴的心脏——巴黎左岸的索邦大学。

   阿隆把托克维尔当作一位分析法国革命前因后果的社会学家。阿隆在他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讲述到,即便是今天你去问一个法国大学生:“1848年的法国革命对法国民主进程起了正面的积极作用,还是起了负面的消极作用?”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托克维尔在亲身经历了1848年法国的种种革命事件之后,则深有体会地说,“他比任何时候都相信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坏事”,从政治上看,托克维尔不相信被他称为“私生子王朝”的路易·拿破仑专制会比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立宪制更好。(参阅《社会学主要思想》中译本,第224页)。托克维尔在其《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中解释了为什么菲利普的君主立宪制在政治自由上要强于路易·拿破仑的专制,并不无伤感地说:“我在一个重新取得自由而似乎变得繁荣强大的社会里度过了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年华。我曾构想了一种井井有条而受约制的自由,它受宗教信仰,风俗和法律的节制。这种自由的魅力一直吸引着我,为了自由我倾注了我毕生的激情;我曾感到一旦失去了自由,我将永远得不到宽慰,而现在我却清楚地看到我不得不永远放弃它了。”(Tocqueville:Recollections -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罗格斯大学出版社英译本,1987年,第65页)

   不仅如此,托克维尔更近一步说:“当时和现在我都不认为共和国政府是最适合于法国需要的政府形式。‘共和国政府’是指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分支。在一个民族的习惯,传统和风尚将如此巨大的权力赋予行政分支的地方,一旦麻烦的日子来临时,这种行政分支的不稳定必将导致革命;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不稳定也将造成动荡不安。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共和国是一种失去平衡的政府形式;同君主立宪制相比,它所许诺的自由多,而真正实现的自由则少。“(同上书,第201-202页)

   同样,也正是基于对自由这一终极政治关怀的考虑,阿隆在上世纪50年代初“铁幕”两边的论战中坚决地站在了自由阵线一边,与萨特等人向苏联专制政体眉来眼去的献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存在主义作家加缪与萨特的争议,从今天来看,也是一个真正左派的一种两难选择:是选择以“革命”的名义放弃与压制自由,还是为了自由, 宁愿抛弃左派的意识形态,并谴责实行恐怖专制的“革命事业”?在《反叛的人》和《西西弗斯的神话》等著作中,加缪选择了谴责苏联体制所体现的那种压制自由的哲学。阿隆说道:“加缪反对的不仅仅是苏联制度下这个或那个方面。他还认为共产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极权专制,是由一种哲学启迪和合理化的。他指责说,那些革命者痛斥超越于阶级斗争之上的所有基本道德价值。他还指责他们为了一种想象的绝对之善而牺牲活生生的人。这种绝对之善作为一种历史目的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无论如何与存在主义是不可协调的。”(Aron: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知识人的鸦片》,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译本,第53-54页)。尽管加缪和萨特都不是共产主义者,都是法国的左派知识人,而且都认识到东西方两个阵营中都存在着邪恶不公之现象,但是加缪同时谴责东方和西方的邪恶之事,而萨特却只谴责西方的邪恶,默认东方的邪恶,因为那是出于“革命事业”的目的。萨特指责加缪有如导致雅各宾专政垮台的“热月事件”的制造者。萨特在1954年7月访问苏联后,竟对记者们说:“苏联公民批评他们的政府要比我们有效千百倍。在苏维埃共和国,批评绝对是自由的。”并说苏联公民之所以没有到国外旅游,是因为他们不愿离开他们神奇的国家。(参阅保尔·约翰孙:《知识人》,纽约1990年,第244页)

   二、知识人的鸦片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法国人这样热衷于革命,而在法国人中最陶醉于各种革命的则莫过于解惑释疑的知识人了。在法国,知识人大多是革命的鼓惑者。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一直带着神圣的威望,成了一种神话。阿隆说:“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了民族遗产。法国人之所以醉心于革命这一字眼,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同过去的荣耀融为一体的幻想。”(《知识人的鸦片》英译本,第42页)又说:“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信仰的对象或投机的题材的知识人来说,改革使人厌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前者庸常乏味,后者却诗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员的工作,而后者是人民起来反抗剥削者的行动。革命会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最终一切都是可能的。”(《知识人的鸦片》,译林出版社中译本,第42页)

   各种鼓吹革命的激进理论,成了法国知识人的世俗宗教或精神鸦片。法国知识人编织了各种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知识人的鸦片》一书写于1954年,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的高峰岁月。法国的大部分知识人在这一冷战时期的论战中,站在了斯大林主义的一边,用纽约大学欧洲史教授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话来说,“战后的巴黎知识人在斯大林主义面前患上了集体近视病”。(参阅朱特:“法国知识人的法兰西特色”,收于其Past Imperfect《不完美的过去》,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6页)阿隆回忆说:“为什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善呢?”因为“革命的神话起了乌托邦思想之避难所的作用,它成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神秘而不可预测的中介体。暴力本身也成了吸引人,迷惑人,而不是令人惧怕的事物。在欧洲的左派中,尤其是在法国的左派中,那种工人当政的‘北欧无阶级社会’,从来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具有高度的威望。”(《阿隆回忆录》,纽约1990年英译本,第222页)。在阿隆看来,这是因为“革命的神话”已经在法国知识人中间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具有鸦片的功能。

   历史的悖论在于,在一个拥有相对强大的左派势力的国度,各个左派势力之间却恰恰缺少现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重叠的政治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各种貌似激进的派别之间连对政治自由都没有共识,以致在大革命到达了纸面上的社会平等之后,又过了一百年,历经轰轰烈烈的多次流血革命,才于1880年第三共和国实现了政治自由,而且仍然远没有英美的民主宪政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从法国大革命到1880年的第三共和国,真正主张人身保护、陪审制度、出版自由、权力制衡和宪法至上的自由主义党派,一直仅仅是代表微弱的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像托克维尔和阿隆这样的有识之士在法国一直处于极少数派地位的原因。虽然“左派”在法国具有相对高的威望,但在阿隆看来,那种统一的“左派”形象却是一些知识人回顾过去时构想的一种历史神话,代表了对过去革命业绩的怀旧。法国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左派”,历来就是四分五裂、各执一端的偏激党团。如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就有代表黑社会势力,主张暴力的布朗基主义者;代表小业主怀旧空想的普鲁东主义者,鼓吹均财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像雨果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都是国民议会的代表,但却很少为了一些共同的持久目标而走在一起。二战之后,法国共产党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然而渐渐地这一势力却被社会党人、人民阵线和民主联盟等其他党派所侵蚀了。

   法国知识人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自从德雷弗斯事件之后,法国知识人总是以国家的道德仲裁人自居,起了一种“世俗的布道者”的作用。更为甚者,他们还喜欢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和地方性问题,而声称代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理想。诚如晚年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说:“令我惊讶的是,作家的职业竟给予了他们代表全人类说话的权利,仿佛他们就是人类的化身。”同时,法国知识人偏向于喜欢抽象的和概括性的思维,而不是具体的和经验性的事实;喜欢类比,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因而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在战前的法国冷落得无人问津。(参见朱特:《不完美的过去》, 第251-252页)。在朱特看来,正是这种偏向于抽象化、概括化和神化的天才,使得那些温文尔雅的人倡导暴力,中庸的人走向极端,天赋的思想家忽视简单的逻辑规则;而“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则必然走向鼓吹恐怖专政。(同上书,第253-255页)

   法国人这种热衷于革命的倾向又缘于法兰西民族性格中多少是浪漫的成分。托克维尔在《旧体制和法国大革命》的结尾处带着明显的忧郁感伤笔触写到,法兰西民族性格中充满了种种矛盾:“他们喜欢走极端,极大地受到情绪的导向,而不是固定原则的指导,常常是比人们期望他们的要做得好得多,或是坏得多。法国人的体质特征几千年都没有改变,以致他们的肖像人们一看就可以认出是法国人;可是他们的情调却如此变化多端,他们的趣味如此千变万化,以致几年前他们所做的事都会使本民族的人感到十分震惊,就像使外国人吃惊一样。法兰西人原本都是最循规蹈矩的人,可是他们一旦被迫走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可以漫游到世界的尽头,从事各种最无所顾忌的冒险……法兰西人无拘无束,性情奔放,却总是情愿忍受残酷的专制统治,而不愿服从一个由其公民组成的自由而秩序井然的政府,无论这些公民多么值得他们的敬重。法兰西人好高鹜远,他们喜欢令人眼花缭乱的功绩和宏大的壮举,而不是扎扎实实的成就。他更钟情于英雄主义,而不是普通平淡的美德;更倾心于天才,而不是有良好感觉的人;更倾向于设想出各种雄伟恢宏的规划,而不是坚持实现扎实的事业。”(Stuart Gilbert英译本, 纽约,1955年,第210-211页)

   三、与萨特的交往

阿隆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批发商家庭。阿隆和萨特在1924年同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阿隆,萨特,还有一位尼赞,三人一起进了哲学系,成了在校期间最要好的“小伙伴”。萨特是一个能唱歌,演戏,写诗,弹琴,并大谈哲学的多才多艺的能人高手。阿隆则是萨特谈哲学的最佳伙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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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景》杂志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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