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之二)——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8 次 更新时间:2014-11-21 09: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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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古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尚未分离,都在城邦学说内萌芽,政治学的形成早于经济学。近代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都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念演变。现代初期经济学曾一度远离政治学,专注于微观经济问题,政治学也开始由专注于国家和制度问题向更广的领域拓展。50年代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的功能,政治学转向行为主义,研究中以政府取代了国家。70年代政治经济学复兴,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成了政治学与经济学共同的中心课题,政治学与经济学开始交叉,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了当今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国家 新政治经济学

  

   斯密同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上。直到2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29]

   (一)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

   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30]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8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31]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32]

   这个时期经济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33]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34]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二)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

   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的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35]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做的事。"[36]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作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由于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因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37]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三)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 A.  Hayek)、费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而是指一种研究取向。美国公共选择派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勾勒: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内的几个学术流派,包括公共选择、调节的政治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38]公共选择主要是指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Olson)的集团理论、唐斯(Downs)的民主理论等完全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原则,广义上也包含在公共选择的学说之中。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三者一脉相承,产权理论是其共同的出发点,新经济史学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用产权理论分析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则提出一套完整的制度理论。另有一些经济学家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进行基础性研究之后,分别对投票、选举、政治决策、政府的规模等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他们的著作往往冠以"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or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在英语的这方面的著作中,Political Economy与Political Economics没有严格的区分,在汉译中,有的人为了区别是"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他们的观点被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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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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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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