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丹尼洛·契斯:生于苦难,溺于残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4 次 更新时间:2014-11-06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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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 (进入专栏)  

 

第一财经日报  孙行之

[丹尼洛·契斯被苏珊·桑塔格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家”,用他基于混合了虚构、文献与神话的文本检讨了20世纪的社会历史。]

[“昆德拉认为极权的背后是价值绝对,契斯则认为是精神虚无,两人看到的原因恰恰相反。前者导向庆祝无意义,后者导向宗教的回归。”东欧文学专家景凯旋说。]

作为20世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丹尼洛·契斯的文学谱系中看得到许多西方作家的影子,而在精神内核上更接近20世纪俄罗斯作家。“就契斯全部作品的主题而言,他把两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迫害归结于人类的道德沦丧,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背后,则是对世界的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东欧文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在契斯新书简体中文版导读写道。

丹尼洛·契斯出生于1935年的南斯拉夫苏博蒂察市,“二战”期间,契斯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遇害,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到黑山,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南斯拉夫。景凯旋说,契斯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苦难:两次集权、幼年丧父、身患癌症,“这都让他对苦难格外敏感。”

这位被苏珊·桑塔格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家”,用他基于混合了虚构、文献与神话的文本检讨了20世纪的社会历史。“契斯经常在他的散文和采访中提到自己的双重文化遗产,他的母亲讲塞尔维亚语,信奉东正教;他的父亲讲匈牙利语,是匈牙利籍犹太人,所以他会讲这两种语言。”契斯的遗孀德尔佩什近日来到上海,参加了契斯的三本小说集《栗树街的回忆》、《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的分享会。这也是契斯的作品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内地。

在妻子眼中,契斯是一个非常波西米亚的人,喜欢和人聊天、喜欢待在咖啡馆,过着艺术家般的生活。他对自己的写作则相当严厉。德尔佩什回忆道:“他每本书和下一本书都要隔好几年。首先要做很多考据、访谈,再开始写作。有时候写了几千页,但最后往往只留下几百页。他是一个风格主义者,对每一个标点都很讲究。”

在南斯拉夫,契斯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尊敬。“在内战中,他没有站边,他始终都是独立的。年轻人认为契斯是自由、道德和正义的代表。”

景凯旋:

契斯“描绘荒诞世界中个人的异化”

第一财经日报:契斯的作品比较艰涩,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的?

景凯旋:最早知道契斯是上世纪90年代,看的是企鹅丛书出的《达维多维奇之墓》。当时觉得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作家,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不是日常生活的残酷,而是历史的残酷。内容与形式都很幽暗。但更深地了解他,则是2009年读到他的随笔集《解剖课》,通过他对自己经历的回忆和对自己文学谱系的说明,感到他试图用文学来表现二十世纪大规模迫害的主题,即人类伦理的失败。

日报:就你所言,契斯的小说充满了对道德沦丧的批判,那么,他的小说中是否也有透着亮光的地方?

景凯旋:契斯描写了两种极权体制下的疯狂迫害,这也是一种现代性。我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现代人性是绝望的,在无神论的历史趋势下,人既对生死变得恐惧,同时也对作恶变得无所畏惧。由于他只是展示这种恐惧,会觉得他的世界很黑暗,没有任何光亮。

但文学的特点就是这样,通过悲剧的情景照亮人类的道路,这就是布罗茨基在为《达维多维奇之墓》写的序中所说:在伦理失败的地方获得了美学的认识。

日报:契斯的小说总是将神话、文献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模糊他们的边界。这种写法能够达成怎样的效果?

景凯旋:其实,将神话与现实交织在一起,这种写法不是契斯独有,西方许多现代派作家,以及前东欧作家都有这种写法,像阿尔巴尼亚卡达莱的《怪兽》就取材希腊神话。契斯的独特处在于:他以历史文献为题材,通过艺术想象的加工,达到了一种神话的效果。那种盲目的没有名目的杀戮,那种死亡的主题,就像古希腊的诸神战争。只是现代种族与阶级斗争已经没有古代神话那种命运不可知的悲剧感了,因为它根本不是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强权者对无权者的迫害。

日报:从人类的存在与社会的异化方面,东欧文学与西方有怎样的不同?

景凯旋:我认为存在主义文学只是属于西方的,即描写孤立个人与荒诞世界的关系,所谓存在是指自我的存在,这是存在主义文学的荒诞、孤独、自恋、自我憎厌和自由选择的出发点。东欧作家虽然也受其思想影响,包括写作方式的影响,但他们的人物动机都有很强烈的社会因素,描写的主要是社会的异化,不是人性固有的异化。换言之,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人物是自由的,存在是无解的;东欧文学的人物是不自由的,存在是有解的。

日报:同为东欧作家,你认为契斯和昆德拉的作品在思想上有何不同?

景凯旋:早期的昆德拉与契斯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

所不同的是,昆德拉认为极权的背后是价值绝对,契斯则认为是精神虚无,两人看到的原因恰恰相反。前者导向庆祝无意义,后者导向宗教的回归。

日报:你曾说,东欧作家是“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西欧作家则是“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是什么让东欧作家呈现出这样一个群体性的面貌?

景凯旋:我在发言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话,来说明西方作家与东欧作家的区别。同是表现现代人的存在困境,甚至绝境,但由于所处社会不同,西方现代作家描写的是孤独的个人英雄,充满主动精神,冲突是由于反抗、寻求压迫者,这实际上是斯汤达、巴尔扎克的传统。东欧作家描写的则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人物,他们是被动的、顺从的,想要基本生存而不得,冲突是由于压迫、寻求反抗者,这是卡夫卡的传统。说到底,金钱社会的冷漠是无法与极权社会的冷漠相提并论的,就像米沃什将艾略特的《荒原》看作是无聊一样。就展示20世纪人的基本状况而言,东欧作家表现得更深刻,更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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