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7 次 更新时间:2014-10-16 10: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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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梁启超论晚清时代中国学术发展时说: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清代学术概论》)

   这里讲了晚清时代一些新学问的开端,但是没有着重讲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补充了梁启超的话。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附录1:《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静安先生对新材料之发见能推动新学问之诞生,从中国学术史上加以阐述,令人信服。他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王静安先生的总结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确的。

   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引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他借用了佛教现成的术语,生动地、形象地提出了“预流”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根据这个标准,历代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不预流,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窘境,学术就会陈陈相因,毫无生气,也绝不可能进步。征之中外学术史,莫不皆然。王静安先生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学术之所以彪炳辉煌,远迈前古,其根源就在这里。

   而在众多的获得预流果的学者中,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独领风骚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绝人寰,关键就在这里。王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新发见,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猎。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做学问最为慎重。他深知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他决不炫学卖弄,哗众取宠。研究任何问题,都有竭泽而渔的气概,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全部资料,才从中抽绎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之所以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正是他这种精神的表现。他自谦不通的学问,按之实际,也比一些夸夸其谈者高明不知多少倍。从他一生治学的道路来看,他是由博返约的。中晚年以后,治学比较集中。他非常尊重静安先生,“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诗句可以为证。但是他对王先生的经常改换题目,也还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中,根据由博返约的精神,最后集中在敦煌写经和外族文字上;在历史研究方面,最后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史上。生平学术创获也多在这几个方面。

   总之,寅恪先生是预流的楷模。连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许多创获,也与此有关。他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结论,在他一生学术追求中,他总是站在“流”的前面。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

   对一个学者来说,治学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学术界难得解人矣。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的学风是完美无缺的。君不见,在“学者”中,东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装懂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脑袋中空立一论,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证实”者更有之。这样的“学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么叫治学方法。

   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自己的治学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黄萱女士帮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对她说:“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学方法你最理解。”黄女士自谦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叹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们今天似乎还能推知一二。可惜我们已经回天无力,无法向他学习治学方法了。现在我来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实在有点不自量力,诚惶诚恐。但又觉得不谈不行。因此,我谈的只能算是限于个人水平的一点学习心得。

   什么是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呢?

   一言以蔽之,曰考据之学。

   这是学术界的公言,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汪荣祖先生在《史家陈寅恪传》中再三强调这一点,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陈先生的考据之学又决不同于我们经常谈的考据之学,它有它的特点,这一方面出于治学环境,一方面又出于个人禀赋。寅恪先生有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博通经史,泛览百家,对中国学术流变,了若指掌。又长期留学欧美日本,对欧美学术,亦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天赋聪明,有非凡的记忆力;观察事物,细致入微。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在他的考据学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具体地说就是,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乾嘉考据学的精神;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特别是德国考据学的新方法。融汇中西,一以贯之。据我个人的体会,寅恪先生考据之学的独特风格,即在于此。

    

   中国的考据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在学者之间,虽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是大体上是一致的。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考据学大体上也是这样。详细论述,请参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什么叫考据(或证)学呢?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

   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钱穆在“学术史”第四章讲顾亭林时,对考证学作了细致的分析:

   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亭林宗传。抑亭林此书,不仅为后人指示途辙,又提供以后考证学者以几许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而辨其流变,一也。(中略)其次则每下一说,必博求佐证,以资共信,二也。《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谓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此又以后考证学惟一精神所寄也。

   亭林之治音学,其用思从明其先后之流变而入,其立说在博求多方之证佐而定,此二者皆为以后乾嘉考证学最要法门。

   在后面,钱穆又引了方东树《汉学商兑序》的话,把清儒治考证者分为三派,都可以说是深中肯綮的。事实上,清代考证学总是不断有所发展的。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中有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了。

   总的来看,寅恪先生继承了这个考证学的传统。但是,他又发展了或者超越了这个传统。何以说是“超越”呢?我个人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强调在史实中求史识;一个是他大大地扩大了传统的“小学”的范围。

   所谓“史识”,是不是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但又不全是。探索规律性的东西,所有的考据学亦都能做到,做不到这一步,考据也就失去了意义。乾嘉诸老都能做到。可惜他们就到此为止。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这一点上,乾嘉诸老与明末清初考证学的开创者稍有不同。根据钱穆的叙述,顾炎武主张“明道”、“救世”,他当然也在考证中寻求规律;但是“明道”、“救世”却超出了规律。这同所谓“义理”有类似之处,义理不能等同于规律。这种明道、救世的理想,到了乾嘉时代,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已经消失。学者们囿于所习,只在故纸堆中寻求规律,把义理忘记了。寅恪先生却不然。他的专著和文章,不管多长多短,都展现了他那种严密考证的才能,其中都有规律性的结论。但是他却决不到此为止,决不为考证而考证,他那种悲天悯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稍微细心的读者都能觉察。在这一点上,他同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颇有“灵犀一点通”之处。他之所以推崇宋学,原因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讲到小学,也就是语言文字学,从顾炎武到乾嘉诸老,无不十分重视。顾亭林的话有代表意义:“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但是,他们的小学,实际上只限于汉语。这当然有极大的局限性。到了寅恪先生手中,小学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古代外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无不供他驱使。这样一来,眼界和研究方法都大大地扩大,其所得到的结论当然也就今非昔比了。乾嘉诸老自不能望其项背矣。

    

   德国的考据学

   德国学术发展史,不同于中国。他们治学的方法不可能叫做考据学。但是,德国的民族性中有一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也就是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这种劲头与中国的考据学有相通之处。19世纪,比较语言学在德国取得了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辉煌成就,与这种民族性有密切联系。19世纪至20世纪的梵文研究,也表现了这种精神。

   寅恪先生曾在几个欧美国家留学,在德国时间更长,受业于Heinrich Lüders诸大师,学习梵语及其他古代语言文字,深通德国学者的治学方法。结果他把中国考据学和德国考据学严密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再济之以德国的彻底性,著为文章。在考证方面,别人在探索时能深入二三层,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再进就成了强弩之末,力不从心了。而寅恪先生则往往能再深入几层,一直弄个水落石出,其结论当然深刻多了。

   但是,他学习德国考据学,并非奴隶式地模仿。在加注方面,他不学习德国学者半页加注做法。他的办法毋宁说是更接近中国传统做法,脚注极少。有的地方,他又超越了德国考据学。德国学者往往只求规律,不讲义理。而寅恪先生则是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规律与义理并重。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两方面的文章,立刻就能感觉到。

归纳以上所论,寅恪先生实集中德两方考据学之大成。当代中国有些学者往往视考据学为一时一派之方法,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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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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