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创新驱动:中国别无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4-09-22 22: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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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两个紧迫任务:一是控制和降低风险,二是培育新增长点。前者主要靠改革和政策设计,后者主要靠创新。因此,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指出“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驱动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国际形势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并对相关产业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对我国来说,若抓住此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则会推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反之则有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原来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且有许多后遗症需要处理,唯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才是出路。

   创新驱动可分为广义创新驱动和狭义创新驱动,广义创新驱动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模式创新等,狭义创新驱动主要是指科技创新。本文主要讨论狭义创新驱动。当然,几种创新是相互关联的,科技创新依赖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结果可表现为创业创新和模式创新。

   客观说,多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如2002—2012年全国R&D投入增长5.7倍,2013年R&D投入同比增长15.6%,占GDP比重由2002年的1.07%上升到2013年的2.09%,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了部分高收入国家水平,2013年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的比重也达到76%。二是科技人力资源不断增加,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2002—2011年,全时R&D人员当量数从103.51万人年增加到288.3万人年,增长1.8倍;2002—2012年,企业执行的R&D投入占全社会的比例从61%增加到74%,高于美、英、法等国,略低于韩国和日本;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中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了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三是高新技术园区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截至2011年年底,8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共有工商注册企业38万户,新产品比重为32.6%,高技术产品产值占园区销售额的92%,R&D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1%,占全国企业R&D投入的34.7%。四是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航天登月、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高铁核电、超级杂交稻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中国的创新驱动仍然问题很多,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首先,知识资本投入仍然不足。仅以R&D投入来衡量科技创新投入是不全面的,因为R&D投入仅占知识资本投资的10%—25%。近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8%—20%徘徊,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则一直在20%附近的历史低位上下波动。其次,企业的创新活动还不普遍。201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不到30%,平均R&D强度仅为0.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仅占12%,平均R&D强度只有0.71%。因此,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和模仿制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再次,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下降。2007—2010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上升4.7个百分点,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特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进口比重下降尤为显著。同时,2004—2009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平均产值增加值率不到美国的50%、德国的60%,约为日本的63%和韩国的86%;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平均产值增加值率大约是美国的84%、德国的97%、日本的76%和韩国的127%。最后,人力资本增加开始遇到瓶颈。随着总人口增长减缓和老龄化程度提高,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开始出现绝对值减少,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迅速减弱。据预测,2025年以后人力资本将开始减少。

   其实,上述问题只是表象,创新驱动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原因之一: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不利于创新。创新的真正主体是企业,因为企业必须在不断创新中求生存和发展。政府是垄断性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稳定,本性不在创新,政府可以为创新创造条件,但不是好的创新主体。但是,中国政府的职能至今未真正转型,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仍然放在促进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高度依赖于政府。而政府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倒闭央行印钞票)、发债、造城运动等来实现增长,而不必费神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对科技创新的替代和抑制。

   原因之二:经济泡沫化不利于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泡沫之间有替代关系。如果经济可以通过印钞、释放流动性、高房价、发展影子银行、制造产能过剩等来实现泡沫式增长,必然会缺乏科技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因为短期看通过经济泡沫实现增长成本低、效益高、风险小,而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增长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泡沫化比较严重,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等都比较浮躁,热衷于短期投资和投机,对科技创新则不甚感兴趣。

   原因之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利于创新。知识产权对于创新的意义自不待言。创新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源自社会对其创新劳动的承认,对其创新成果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老话题,但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滞后。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问题没有解决,司法独立性问题没有解决,使得知识产权保护也难以解决。

   原因之四:科技管理体制不顺不利于创新。科技管理有三个焦点问题:重大共性技术的研发组织、科研项目的管理和科研经费的分配。这三个问题都需要有一个好的科技管理体制来解决。但目前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源自计划经济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不能与市场需求对接、科技创新效率低、科研经费浪费严重等。

   原因之五:思想不够解放不利于创新。科技创新离不开人,而人的创新源于思想。如果思想不能解放甚至受到禁锢,就谈不上科技创新。古今中外的历史已反复证明,思想活跃的时期也是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的时期。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就富有启发意义。在新一轮全面改革启动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仍然是一个艰巨任务。

   如何驱动和实施“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按照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基本要求,一要紧扣发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二要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三要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四是扩大开放,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另一方面,要针对上述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因素,推进相关改革,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货币金融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干部考核制度改革,消除经济泡沫化的制度基础;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为科技创新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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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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