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延安有过民主开放的张闻天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5 次 更新时间:2014-09-21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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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  


按:延安原本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不料因为中共队伍的进驻,成了革命的圣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知识青年向往延安,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而且,可以说正是从延安起步,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天下。延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带着这个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期采访了朱鸿召先生,他的《延安缔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一书就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澎湃新闻:您从事延安方面的研究将近二十年了,《延安缔造》这本书花了您五年时间,那您为什么对延安这么痴迷?当初为什么想研究延安?

朱鸿召:我的学术研究不是职业的,属于业余爱好。我进入延安这个课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感来自具体的迷惑,我想破解它。什么样的迷惑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以后,桌面上是一套话语,但桌面下是另一套,而决定运动走向的,却是桌面下的东西与桌面上的话语组合。

吴思提出“潜规则”,我觉得他一下抓住那个概念了。那么,这种东西,它在20世纪中国社会,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后来登峰造极就是“文革”。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放大来看,20世纪意识形态话语来自西方,不管是美国、法国还是苏联的,都是西方嘛,但支配老百姓生活的主要是中国自己的。那么,在这种特殊的情景下,西方的东西和中国本土的东西到底是怎么融合的?

追溯起来呢,1988年我硕士毕业,论文是做五四,思考西方话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1995年读博,师从王晓明老师。面试的时候谈选题,我报了两个,一是鲁迅后期杂文研究,那时候王老师出版一本新书,叫《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我当时想,要是接着做鲁迅后期杂文,顺理成章。另一个选题就是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探寻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在什么层次上交接、交融的问题。王老师说,你做后面这个。我很敬佩,也很感谢王晓明老师。1995年的时候,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但可以说是比较早拿延安做博士论文题目的人。

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后,我翻阅了华东师大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延安时期的报纸、杂志,一页页地翻。这些东西以前很少有人翻,都是霉呀,灰呀。我翻过之后,发现这段历史的厚重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后来,我对它有个基本判断,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句话是,新中国的血脉在延安;第二句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在延安;第三句话,中华文明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拐点在延安。如果说,中华文明是条河流,鸦片战争之后融入一股强大的支流,就是西方文明。你要用火车、飞机、计算机这些器物,就要接受西方的时间概念。因为时间是文明的坐标,公元纪年法就把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时间体系冲破了,这样传统文明的整体框架就要肢解掉。

澎湃新闻: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已成为一块革命圣地,很多青年热切向往。但是,进入延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如,梁漱溟就说,“车是军用大卡车,无蓬。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不过,他还好,当时是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毕竟是社会贤达,很容易批准进入延安。但一般人是没有那么容易进入延安的,首先要有路费,然后是要有路条,即通过政审。能否介绍一下普通青年进入延安的程序?

朱鸿召:整个20世纪有几次大规模的青年流动。倒着推,90年代是到上海,80年代中后期到深圳,60年代到广阔农村上山下乡,50年代初到东北,30年代中期的时尚就是到陕北,到延安。主要是一种信仰,不是为了物质,为了钱,是以精神追求为核心价值取向的。

当时去延安,主要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或者外围组织,比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读书会,进行介绍,有口头介绍,有书面介绍。八路军在大城市有办事处,接待初审后,开具介绍信。拿着介绍信往延安去,一般黄河以南地区,都是先到西安七贤庄,也就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要政审的。

政审合格后,如果有一定级别的,安排你坐车去,一般都是步行结伴着去。如果政审条件不完备,那就要先去设在云阳县三原镇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在那里接受短期战时军事化培训,实际上就是政治审查。合格了再去延安,不合格就派往国统区工作。

一路上非常艰难,坐车也要三到七天。瑞士的摄影家博斯·哈德,从西安到延安,开车走了一个星期。如果是结伴步行,通常要十天到两周,因为路远,加之国民政府设了很多关卡。

黄河以北地区,主要是通过晋察冀边区进入延安,从葭县、绥德进入陕甘宁边区。但走这条路的是很小一部分。

从时间上来说,基本上是从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合作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知识青年大批奔赴延安。1938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到1941年夏天就逐渐停止了。因为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延安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连信件来往都要审查。

去延安是很困难的,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身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这里面很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

最远的是从东南亚出发,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华侨知识青年,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有的人走了半年才到。华君武去延安之前在上海银行做职员,他是1938年走的,上海、南京都被日本占领了,他就先去香港,转道昆明、成都、宝鸡、西安,然后到延安,走了三个月。你想这有多艰难!

毛泽东在抗大开学的时候说,你们已经经历了一次考验,从五湖四海来到延安,历经千辛万苦,没有坚定的信念,你们是到不了这里来上课的。

澎湃新闻:虽说很困难,但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多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大概有多少人?

朱鸿召:确切的人数大概是这样的:当时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从1937年到1941年,总数有4万人左右。1943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以此推算,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7600人。1944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

这个数据跟国民党的统计大体上是吻合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在这流失的1万余人中,大多数是奔赴延安的。专科以下还有中学生。

在这4万人当中,1940年,陕甘宁边区科技人员大会,有科学技术界的代表三四百人;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文化艺术领域比较有成就的,大概100人左右。

澎湃新闻:从遵义会议到整风运动之前,张闻天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主持工作的时期,延安生活是比较活泼、民主、自由的,尽管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人们乐在其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今天怎么评价张闻天的延安时代?

朱鸿召:我觉得你的提纲上提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张闻天的延安时代”。我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时代。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张闻天主持党的工作。1935年9月进陕北,1937年1月进延安,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这个时期延安的宣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是张闻天。所以应该说,存在一个延安时期的张闻天时代。这个张闻天时代有指导思想,有方针政策,有执行措施,有实践成果。

比如说,当时延安读书的风气是很浓的,自由辩论的风气也很浓。整风之前,延安的学校资料室叫列宁室。那里有公开订阅、陈列的国民党的报刊、杂志,是开放的。另一个就是倡导自由读书,读书无禁区。学习小组经常围绕一个话题,比如“国民党是抗战的还是不抗战的”,班级之间、学校之间辩论,民主的风气是非常浓厚的。

那么,怎么判断这个时代?我们不要拿1942年以前张闻天的时代,和1942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作对立的评判,不需要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我认为这是两个文艺高峰,是可以并立的。张闻天时代表明的是共产党人的开放情怀。延安这个时候演出曹禺的《日出》,连演二十场,场场爆满,这是话剧方面。在绘画方面,有马蒂斯立体画展,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先锋。另外,还有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这体现了共产党人一种艺术追求的勇气,一种勇立潮头的胆识。

如果说,这个前期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开放情怀;那么,后期表现的是文艺工作的执行力和战斗力。为了形成执行力和战斗力,就要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后期的指导思想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才说,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承认,延安时期文化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由张闻天指导的,另一个由毛泽东指导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张闻天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张闻天对西安事变的意见跟毛泽东就不一样。

朱鸿召:张闻天和毛泽东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人,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张闻天是江南的黄酒,毛泽东是湖南的辣椒。张闻天出生在浦东南汇,从小就在上海接触近代西方文明,他先后在日本、美国、苏联留学,眼界非常开阔,很有文艺情怀。毛泽东没有去过国外,他组织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是自己没有去。毛泽东也有文采,但是和张闻天的风格完全不同。张闻天这个人,他可以执行一个事情,但是开创力不够,他的原则性、执行力要大于他的开拓精神。毛泽东不同,他的创造性、开拓精神要大于他的执行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红军高层有密切的联系,张学良甚至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西北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谋划成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后来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立即就电报通知了在保安(今志丹县)的中共高层。

当时红军的处境非常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统一制服,衣服穿得各种各样,简直可以说像个叫花子。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抓起来,对红军来说自然是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多人主张干掉他,也是一种心理宣泄。但是,张闻天和周恩来比较冷静。张闻天比较冷静,有个偶然因素。

这里有个背景,1934年6月到1936年6月,中共和共产国际是失联的。长征途中先后派遣阎红彦、陈云、潘汉年等人从不同路径到苏联,向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汇报中共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共也不断派人寻找与中共直接联系。1935年11月,张浩(林育英)从苏联边界化装成商人,历经艰辛进入陕北,来到瓦窑堡,住在了张闻天的窑洞里。

张浩回来后,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接待。接待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时候,张闻天和刘英结婚了。他让刘英到别的地方睡,自己和张浩在炕上聊天,聊到很晚就在一个炕上睡啦。张浩传达的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闻天是在共产国际待过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他又是中共的一把手,当然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所以说,张闻天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措施上比较冷静,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呢,张闻天性格比较柔,这也是一个因素。

澎湃新闻:既然提到共产国际,那么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起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

    朱鸿召: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此之前,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主要领导的任命,主要的方针、政策都是要向共产国际报告的。所以1943年之前,毛泽东一步步走向政治的前台,走向权力的核心,都是得到共产国际肯定的。

现在有个误解,好像毛泽东一上来就是领袖像,就是领导核心,这是不对的。

从相貌上来说,是在1942年底1943年初,延安搞大生产运动以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毛泽东才开始发福,才有了后来我们熟悉的领袖像。有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南泥湾视察,他穿的干部衣,四个口袋,下边一个口袋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的是烧鸡。八路军炮兵学校在南泥湾,中午在学校吃饭,当时物质条件改善了,吃饭的时候有烧鸡,最后饭吃完了,炊事班班长看到还有个烧鸡没怎么吃,就拿纸包一包塞给主席了。这是当事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1942年以前毛泽东的标准形象是埃德加·斯诺拍的,1936年刚到保安的那张照片。你看毛泽东1935年10月写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之后,一直到整风运动,没有写过一首诗,你想他有多少对手,精神上要承受多少压力,非常处心积虑的。到了延安这个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毛泽东是分管军事的领导,相当于副职,只要有时间,几乎是逢戏必看,是比较放松的。

延安时期,经过两次重要的会议,夯实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一次是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通过选举确定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同时确定共产党参加抗日的军事路线,就是以山地和游击战为主。

另外一次,1938年9月到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精神,说毛泽东是经过斗争实践发展成长起来的领袖,大家应该团结在他的周围,承认他的领导。尤其是说,王明不要再争领袖了。张闻天就提出让出总书记的位子,毛泽东觉得时机不成熟,没有同意,但是已客观上经形成了毛泽东的主要领导。

毛泽东实际上是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确立了军事上的领导地位,1938年六届六中会议上确立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1942年在文艺座谈会确定了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到整风运动时,经过组织的方式,在中共七大确立了他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通过他的智慧、才能,每一步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

澎湃新闻:延安时代很受人瞩目的一点是它的民主实验,基层的民主选举很热闹,有各种形式,比如丢豆豆、折纸条、画杠杠等,尤其是三三制,您怎么看?

朱鸿召:延安时期的民主是个集体智慧,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下实行的。国共合作,中共承认国民政府,承认蒋介石是国家的领袖。在这样的前提下,全国都实行抗日民主政策。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当然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而且共产党在延安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民主示范区。

抗日民主政策中,最夺人眼目的是三三制。不得不承认,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毛泽东借用了军队的建制,一个军下面三个师,一个师下面三个旅,一个旅下面三个团。毛泽东从部队的三三制建制中得到启发,在政权建设方面,参议会是立法机构,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政府里面,共产党员也是三分之一。这是最有号召力的,通俗易懂,操作简便。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张闻天贡献甚多。谢觉哉、林伯渠分别在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不少作为。

至于陕甘宁边区民主怎么评价,我觉得是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寻求社会善治之道,所以我们不必要把那种选票民主的手段作为民主或者专制的标杆。

后来,我们实行的是协商民主,因为选票民主有一些绝对的标准,这就会出现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我在书里讲,共产党发展了之后,国民党等其他政党组织在边区的发展是有限的,但是为了保证三三制名额,有的县政权,甚至把抽大烟的国民党员也请进参议会,并在会议期间不得不满足他吸毒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走向协商民主,我认为是符合当时情境的。

澎湃新闻: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延安时期的分水岭。可以说,整风前后的延安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精神面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整风运动?矛头指向“教条主义”的博古和“本本主义”的洛甫(张闻天)。

朱鸿召:对于整风运动,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个中性的表达,认为它就是为了锻造一个团队的执行力和战斗力。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饭馆、理发店职员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做操、训练。为什么?就是要不折不扣地锻造执行力。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延安时期属于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都是标准化的,要达到这种标准化,就得要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标准,这必须来自生产者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令。所以,整风这个事情本身不为过的,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

问题在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锻造执行力。在这个过程中滋生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术和权谋的东西被释放出来。人跟人之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手段,为了自己生存发达,把你干掉。这是一剂猛药,根本不讲底线。二是具体执行中,康生他们把苏联大清洗和克格勃特务的做法引进来了,带来负面的东西。

在整风后期,毛泽东对此一直是认账的,他认为审干运动过火,自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多次在公开场合脱帽致歉,希望大家原谅。不像现在说的都是康生的错误,毛泽东其实是承担责任的。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学术界没有弄清楚,讲它好的就是绝对好,讲它坏的就是绝对坏。

整风运动触及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最深刻的是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是什么?回到前面,我们今天讲“长征”,用这个名词定义部队在空间上的大转移,意味着是有很强的目的性。实际上,长征是没有目的性的,就是战略转移。为什么要战略转移?因为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政治和军事实践全部失败。在政治上失去人心,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就是照搬苏维埃政权模式,让百姓、老乡们不欢迎。以后,还发生了内讧,肃清AB团,跟国民党打仗,牺牲掉的都是小兵,肃反AB团杀掉的都是将领。当然与蒋介石第四次、第五次剿共也是有关系的。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处在边缘状态。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怎么样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作用?他一到延安,1937年4、5月份在抗大上课,讲《实践论》、《矛盾论》。这是把他的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把星星之火为什么可以燎原,把井冈山的经验上升到哲学层面。毛泽东思考的方向是,中国革命道理应该是从自己本土中来,还是照搬西方理论,还是把中国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相结合。到1938年5月,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是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再后来,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他始终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从1937年到1942年,经过五年的思考,毛泽东决定要整风,要和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作斗争。在整风运动讲话中,所有这些主义的帽子底下都有人。教条主义是讲博古、王明,本本主义是讲张闻天,经验主义是讲朱德和周恩来。

我们对历史知道得越多,越没办法要求历史哪个人绝对正确。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我们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西方的,毛泽东能在这个趋势中独断横流,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叫复兴,就是睡狮醒过来了。

澎湃新闻:《延安缔造》正文有七章,每章都附了一个案例,分别介绍了埃德加·斯诺、陈嘉庚、萧军、黄炎培、徐佛观(即徐复观)、美军观察组、梁漱溟等各界人士在延安的观感。其中,徐佛观篇给我印象最深。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的延安考察值得注意的?能否介绍一二?

朱鸿召:当年中外有不少知名人士到过延安。比如,中国人当中有李公朴和老舍,李公朴到延安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并结集成书。我觉得他后来那么激进,肯定跟他的延安经历有关。老舍是个老北京,在英国、美国待过。他在延安待的时间很短,但是有很大影响。他在1949年后写的那些小说、话剧,我觉得跟他在延安那段体验也有关系。可惜的是,学术界至今好像没有深入的讨论。

再举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王安娜,她是德国人,王炳南的爱人。来到中国以后,王安娜一直跟宋庆龄做保卫中国同盟,晚年与新中国也有扯不断的关系。林迈克,英国人,他是燕京大学无线电的老师,战争爆发,他不能回去。他从北平(北京)经过晋察冀边区到了延安。他对于提高革命队伍中天气预报和无线电的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延安待了一两年,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发觉,不管你是什么人,接触了延安之后都会产生影响的。你可能是共产党的反对者,你可能是宗教人士,但是只要和共产党接触,都会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所影响,都会认同它,至少承认它。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是让敌人都为之折服的。

澎湃新闻:延安其实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特区”,延安十年(1937—1947)是中共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您看来,如果只说三点,您觉得哪三个方面对中共逐鹿中原、战胜国民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朱鸿召:如果只说三点,我觉得延安十年对中共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用行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坚决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提出抗日持久战主张,及时调整农业、农民、农村政策,给农民看得见的利益。我觉得这是共产党人在延安立得住脚,逐步获得政权合法性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是用制度的方式切实主持社会公正。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以此寻求中国社会善治之道。这是赢得民心,实现政府蔼然,贤达信然,百姓欣然,走出延安,赢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是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在中国走出古代社会,融入全球现代化环境下,读书不唯书,处事不唯上,开放视野又不唯西是从,吃最适合自己的饭,穿最适合自己的鞋,走最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香象过河,截流而过,以自己的巨大存在,为人类社会增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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