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岩: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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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岩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离不开学者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现实的需求。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坚持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既要注重基础理论,又要密切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回顾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历程,理论与现实的广泛互动始终是其发展的主线。展望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正视政治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准政治学学科的定位,增强政治学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关键词】政治学 基础理论 政治发展

中国政治学自1980年恢复以来,走过了25年的历程。在这期间,通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政治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科体系日趋完整,学术规范日臻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不断深化,研究方法不断成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政治学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和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但我们还需要看到,在政治学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回顾政治学的成长历程,展望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正视政治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定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找准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增强政治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所说的政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是指在当代政治学的研究中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政治学的研究符合现实政治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是我们始终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学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张友渔先生在政治学恢复之初曾经指出:"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即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学。"[1](P149)张友渔先生的这段话指明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方向问题。自从政治学恢复以来,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们始终遵循了这个指导思想。结合当前我国政治发展实际,我们仍要继续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做到政治学研究既要注重基础理论,又要密切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一是在继续关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二是对目前我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诸如政治文明、和谐社会、政治责任、政治公平等问题,也要从理论层面进行重点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同时,当代政治学研究又必须注重实际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需求,积极回应我国现实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现实的发展既对政治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选题。这既是政治学科发展的机遇,也是政治学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政治学研究必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空洞化,我们必须要坚持这个正确的研究方向。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偏离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这种用西方的标准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学,显然是方向有误。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这些学者在动机上存在问题,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学问的理解是非常真诚的,问题在于他们弄错了学问的方向,脱离现实而去追求所谓的纯粹学术。其实,学术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对理论的追求和热爱,而理论则是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对事物的系统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任何理论都是言之有物,而不能是抽象空洞的。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也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柏拉图、洛克、哈耶克,还是罗尔斯,他们的学说都是其时代问题的浓缩和回应。因此,没有所谓的纯粹的学术问题,任何学术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这些学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割断了历史,弄错了空间。这样的研究,不仅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甚至连西方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读懂,结果把原本鲜活的东西都弄得僵死了。

政治学是政治性强而又敏感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发展不是由学者单纯化的研究使其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才能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对于学者来说,坚持政治学必须为现实服务是最基本的学术意识,无论对于学科发展还是个人的学术成长,方向问题都是根本性的。中国政治学要发展,既要靠学者自身的努力,更要靠现实的引导。离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这一根本的学术环境和目标,研究的理论再"高深"、再"玄妙"都是没有用的。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回顾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是在学术与现实的广泛互动当中发展和进步的。现实政治的发展变化为政治学提供了研究素材,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指引着政治学的选题方向,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对现实政治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所以,回顾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必须抓住理论与现实互动这样一条基本的线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政治学在1952年之前有过短暂的存在,随后就效仿原苏联而取消了。这一中断就是30年。直到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2](P180-181)之后,中国政治学开始恢复,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1980-1986年是政治学的恢复和初建时期。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标志着政治学的恢复。1983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建立政治学专业,期间又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标志着开始高层次的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这个时期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二是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要研究中国现实政治。其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恢复之初的首要任务。为此,关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以及政治学专业的教学计划等,成为这个时期政治学界关注和共同探讨的问题。尽管这个时期的讨论并没有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它激发了人们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兴趣,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以学科基本原理方面的著作为主。如: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王惠岩著的《政治学原理》,王松主编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要》,云光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丘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等。同时,为了政治学专业教学的需要,对政治学各分支学科和基本理论专题也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取得的成果如:周世逑主编的《行政管理》,夏书章著的《人事管理》,黄达强、刘怡昌主编的《行政学》,许崇德著的《国家元首》,龚祥瑞著的《文官制度》,邹永贤主编的《国家学说史》,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何华辉、许崇德合著的《分权学说》等。

中国政治学恢复之时正面临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P327)社会政治改革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要面向现实问题,当时学界思考和探讨问题都是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根本工作密切相关的。关于"国家职能"的探讨,在理论上明确并深化了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升为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的思想共识,为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支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纂了《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央党校理论部推出了《改革的现实与思考--体制改革调查报告集》等体现讨论成果的汇总性著作。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讨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2年的宪法在这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这一问题的成果主要有谭健主编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吴敏著的《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等。此外,"一国两制"问题在这个时期也开始进入学界探讨的视野,学界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理论和对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的顺利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二大"之后,为了适应从根本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治学界的探讨逐渐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范围。到1986年,政治学在这一领域重点探讨的问题有:"政治体制的含义"、"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这些问题在讨论中逐渐丰满和明确起来,为党和国家出台和贯彻新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了改革的目标。以此为契机,中国政治学界在此前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此后,作为改革问题认识成果的著作迅速涌现,如:李英华等编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与争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要》,吴大英、刘瀚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王志刚主编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谭健、杨百揆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田森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李忠杰等著的《政治体制改革论纲》,李会滨、郑邦兴主编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1987年至1989年上半年的政治学议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密切相关。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模式的选择问题,相关著作如刘军、李林主编的《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腐败问题"也是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这是由于当时"双轨制"的存在以及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权力滥用提供了机会。后来政治学界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寻租"概念来解释腐败问题就是从这时兴起的。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王沪宁、竺乾威等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周继中著的《中国行政监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组织编写的《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刘红潮主编的《外国廉政之道与腐败之风》等。此外,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和学术规范建设不断深入的时期,政治学界以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沪宁著的《国家主权》,杨丙安等编著的《政治伦理学》,王科编著的《政治心理学》,赵震江编著的《分权制度和分权理论》等。

1990年以来的政治学发展以党的"十四大"为分界线。"十四大"前夕,政治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和批判,重新审视了"多元政治"、"精英政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背景,最终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绝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绝不能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这一共识的成果主要有:田夫等主编的《执政党的党风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在理论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荣剑、杨逢春著的《民主论》。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徐大同主编的《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浦兴祖著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严强著的《现代政治理论》等政治学著作。另外,这个时期适逢两极格局解体,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人权卫士"自居,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治学界就"人权与民主"、"人权与主权"、"人权的标准"和"人权的本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代表性成果有:叶立煊、李似珍著的《人权论》,周洪林、倪振峰著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郑杭生著的《民主·自由·人权》,徐崇德、张正钊主编的《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等。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党中央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后来的一段时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诸如"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公务员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文化"、"政治稳定"等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陈哲夫主编的《监察与监督》,桑玉成、周罗庚著的《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徐勇著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张立荣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朱光磊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陆丁著的《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辛向阳著的《新政府论:市场经济、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徐颂陶主编的《新编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魏礼群主编的《市场经济中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等。另外,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邹永贤、俞可平等著的《现代西方国家学说》,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李景鹏著的《权力政治学》,孙关宏著的《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林尚立著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马啸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韩冬雪的《论民主的自由内涵》等,都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关"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与法制"、"反腐败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香港、澳门回归与一国两制"、"人权问题"、"西方政治思潮"等课题的研究,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王惠岩著的《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和主编的《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论》,徐育苗著的《中外行政制度比较》,高放著的《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曹沛霖著的《政府与市场》,王邦佐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曹德本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孙关宏等主编的《政府与企业: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政企关系改革》,林尚立著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周志忍著的《政府组织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李景治等著的《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王乐夫、郭巍青等著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陈振明著的《政治学前沿》,郭定平著的《政党与政府》,陈显明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竺乾威著的《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周平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王乐理著的《政治文化导论》,任剑涛著的《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杨龙著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胡伟著的《政府过程》,蔡拓著的《现代主权观念的理性思考》,唐士其著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学界普遍认为,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将政治生活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也将政治学的学术价值提升到人类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因此,对于政治学的学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政治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概念作为基本框架,对于20多年来的理论探索进行系统的总结、提升和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明议题的引入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这种判断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十六大"之后政治学界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成果迅速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虞崇胜著的《政治文明论》,程竹汝等著的《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等。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始了迅速发展,这个时期的政治学也密切关注着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十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加强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要求,将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抓住重点,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这为政治学特别是行政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寻求全面体制保证。对于政治学来说,如何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治支持和制度保障就成为必须面对的课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敏锐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这是党对自身性质、地位、目标和任务等问题认识的重大深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在本质上是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党的建设问题,是从党和人民关系的角度重申党的生存之本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事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包含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五个以"的指导思想,使党"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总体目标以及加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五项能力的主要任务等,这些将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们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指明了政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这一阶段的政治学研究依然保持着进入新世纪以来紧跟现实需要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研究重点依然是以政治文明为中心,另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也因为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和执政能力等新的视角的提出而不断得到深化。政治文明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成果主要有:秦宣等著的《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研究》,李良栋主编的《中国政治文明研究丛书》,刘世军著的《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刘钰等著的《第三种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研究》等。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相关的著作也迅速涌现,如:霍钦宏、张伟荣主编的《政治文明与执政党建设》,陈冬生著的《中国政治的民主抉择:党内民主与政治文明》等。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宁骚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学》,张德信、薄贵利、李军鹏著的《中国改革的方向》,徐勇著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陈振明主编的《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徐湘林主编的《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黄卫平、邹树彬主编的《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茅于轼主编的《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等。

三、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应研究的重点问题

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必须坚定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积极回应现实问题,才能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党的"十六大"之后,无论从理论的突破还是从发展的环境来看,中国政治学都迎来了自恢复以来最为有利的一个发展时期。在此期间,现实中呈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思考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对政治学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契机,审时度势,力争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一个大的飞跃。为此,当前和今后我国政治学发展应当重点研究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价值理念研究

价值理念是一切成体系的政治学说的核心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说的根本区别说到底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价值理念,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代政治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政权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解释和说明。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是一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实质在于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关键,就在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精髓,即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去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党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先进的执政理念,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理解的逐步深化。所以,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价值理念的研究和以其为基础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将会备受关注。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尊重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加强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制度的设置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的运用。当前和今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国家政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有稳定的政权作为基础和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运用法治方法来治理国家,即依法治国。法治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机关及管理者要根据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进行活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其次,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优越性通过各项制度的完善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发挥。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三是要加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是要在公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层面上加强创新,探索保障人民享有管理自己和公共生活权利的具体制度。此外,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更加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它是我们党顺利完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的根本保障。因此,能否不失时机地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科学全面地总结55年来党的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标志着党在自身执政地位和执政方式的认识上已经越来越深入,体现了对于执政条件和政治规律的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不但对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政治学自身理论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从实质上说,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就是一个运用发展的观点科学地看待党的地位和自身建设问题。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长期的,因此这一问题也必将是长期和不断发展的。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持久的现实推动。

(四)建设服务型政府与管理现代化研究

为适应变化的公共行政环境要求,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明晰自己的角色。长期实践证明,政府改革是一项自我完善的系统性、社会性工程。这个工程不仅包括政府改革的目标方向问题,还包括政府如何有效施政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人意,职能转变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少一个明确的政府改革目标。最近,中央提出,要建设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不仅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适应了我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民服务"这个宗旨。政府只有通过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职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同样,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矛盾的解决,还是法治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管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推进政府管理的法制化、公开化,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过去一段时间,政治学特别是行政学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现实政治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特别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新的发展趋势和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加强了对电子政务的研究,它对改善政府结构、理顺政府间关系、提高政府效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对于服务型政府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研究还会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

(五)中国转型时期政治稳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发生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逐渐尖锐。能否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尽可能地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构建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就成为党和政府的时代课题和重要目标。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树立"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和谐发展"等新的执政理念,有效协调社会关系、控制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不仅仅是党和政府应该长期坚持的工作,而且也需要政治学界理论上的积极回应。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密切关注改革进程中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深入研究社会中的不和谐问题,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要牢固树立邓小平同志"稳定压倒一切"意识,任何研究都要以稳定和秩序作为根本前提。当然,我们说的稳定,绝不是那种通过诉诸政治强制而得到消极秩序,而是通过促进发展和公平分配而达到的积极和谐。

(六)国家统一战略与国家整合机制研究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我国国家统一战略的高度概括,在其指导下我们已经顺利收回了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但是,主权的回归仅仅是国家统一战略实施的第一步,而不是使命的终结。确切地说,一国两制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其有效性不仅表现在收回主权的能力上,还表现在其实现国家整合的有效性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以"一国两制"为核心的国家统一战略和国家整合机制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首先,台湾问题至今尚未明确进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轨道;最近"连宋"的破冰之旅透露出一些积极的讯号,政治学界应当抓住机遇加强理论研究,力争在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其次,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之下,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政治学研究来提供一些积极的应对方案。

(七)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研究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的普遍联系,使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封闭就等于落后,只有投入世界经济的发展大潮之中才能有富强的前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它正在逐渐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发展观念,互利、双赢,合作、协调等已经成为目前国家发展中的行动指向。中国虽然在全球化中还处于弱势地位,但要"崛起"就不能拒世界之资本以及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于国门之外,就不能远离世界发展的潮流。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对国家主权的理论和现实的冲击最为明显,因此,特别需要对国家主权的本质进行明确的剖析,对国家主权的现实状况和作用做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合理性存在并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政治多极化表明了冷战后国际社会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化。多极化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它给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主动和自主的外交空间,为国际社会的和平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但同时,目前的多极化还是"一超多强"的多极化,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霸权话语",而且在许多区域仍然存在着众多的纷争。这就是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又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拥有核力量并在经济方面迅速崛起的国家,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在多极化的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转换及其影响,也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认清多极化的本质,用心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国家利益;如何树立责任意识,平衡地区乃至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观,体现建设性大国的风范,这都是中国开放式的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

(八)国际民族主义与宗教问题研究

冷战后,国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与文化现象之一,也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热点问题。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族和民族主义曾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推动力量,又支撑了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然而,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民族与国家往往是不重合的,或者一个国家内有多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而且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完美和谐关系的也只是少数,其中的民族主义又往往有宗教信仰作支柱,形成巨大的感染力和向心力,这就使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联动性增强,出现了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互激效应,进一步推进了国际民族主义及宗教的影响力。目前,除了民族分裂主义对国家主权和国家政权的破坏因素以外,民族主义和宗教力量冲击着主权国家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地位以及国家身份的认同,使人们对国家的传统功能和作用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对主权国家来讲其影响是颠覆性的,因而这是新时期政治学研究尤其要关注的问题。

(九)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研究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新提法。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内核,从国际关系角度作出的关于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一种综合评价。根据这种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着三种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面对挑战,应对之策可以归结为三大战略:第一个大的战略,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第二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第三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见,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发展战略,既是对内方针和对外方针的有机统一,又是国际经验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这一战略理论的提出,既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又启示我们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相关的理论,因此对于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

西方政治思潮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直关注的重要领域。在目前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学除了继续把回应中国现实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外,应继续加大关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走向。因为西方政治思潮引领着整个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向,把握了西方政治思潮,也就了解了整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脉络和动向。目前我国政治学研究中,介绍和翻译了许多西方政治思潮方面的著作并发表了一批有学术影响的学术成果。关于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领域,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应继续保持。总体来说,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大力发展的余地,主要包括西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西方政治思潮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重点关注西方不同政治哲学流派之间围绕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产生的重大理论论争;另一方面还要重点关注反映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理论问题以及交叉学科的最新发展。此外,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西方政治思潮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抵制其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友渔文选: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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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5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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