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徒雷登，不能不触及中美关系。前燕京大学政治系外交组毕业生林孟熹先生在著作《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提到：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近百年来，中美关系似乎都是一路跌跌撞撞的，似乎从来都是一有好上去的小迹象，马上就有新的大摩擦。 1945年抗战结束前后应该是好的，但到了 1949年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丢了政权，一直到朝鲜战争，冲突到了白热化程度；到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9年建交，但碰上1989年 6月“天安门事件”，又一下子跌入冰点；10年后的 1999年5月 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以美军为首的北约军轰炸；接下去，2001年4月中美军用侦察机在海南空中撞机；直到到今天，大小摩擦都成为过去，又回到最大的老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或障碍）。“中国才是更可怕的敌人，美国应作好和中国作战的准备。”2005年6月，新出版的美国老牌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这样提到，该期杂志封面是一排身着白衣的中国海军士兵巍然肃立，一位面容刚毅的海军士兵坚定地看着远方。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撰写本期重要文章《美国将如何与中国作战》时，以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如此警告。
在当前全球化的政治环境下，假如中美关系从对立到对抗，都将两败俱伤。中美关系好，中国人有福，美国人也有福；中美关系不好，中国有人是牺牲品，美国也有人成为牺牲品。我想回顾中美关系百年史，司徒雷登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不容分说的无奈的“政治牺牲品”。
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
写下这个小标题时，我已经寻思了好一阵子，我想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他在中国办大学，拿着在美国筹集来的美国人的钱，来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献身，无论是在那个制度条件下，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千秋事业，利在千秋。今天，中国舆论排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学校长排行榜，若没有司徒校长的坐席，那么这样的排名是有违历史的，是偏见和狭隘的，或者是不负责任的。
司徒先生曾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遗作《在华五十年》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1876年 6月24 日，清光绪二年，他生于中国杭州武林门），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一跃而被提升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南京）；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如今仍处于不幸的国家”。这本遗作于1954年5月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 1982年4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内部发行。由于包含大量称赞蒋介石和反共的内容，一直为收藏者所热门搜集的旧书。
从血统上追溯，司徒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从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当年还在杭州天水桥耶稣堂弄（地名至今未变）办了一个幼儿园。由于司徒生在杭州，从小被华佣照顾，所以会说软硬适当的杭州话， 11岁时，他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从此，他开始扎根中国，全身心甚至是忘我地从事教育事业，先是南京金陵神学院，后是著名的燕京大学——当美国大使只是其中一段灰色的插曲而已，蒋不善待他，共产党也都是冷嘲热讽，而美国政府，也处处觉得司徒没把工作做好。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司徒先生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美国的知名度。
扬名美国的北京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综合性大学，是教会学校，1919 年 1月司徒受美国指派离开南京到北京开始筹办。当年 1月31日，司徒雷登到了北京，是雇了一辆黄包车，冒着寒风来到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商量如何开展工作。 6月份他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当时正筹建的燕京大学本部在城区内的盔甲厂，其景象是这样的：只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条件差不说，他上任后就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 月2日、3 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 月8 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而此前的1918年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就已经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 •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刚开始，司徒遇到的问题不止一处，学校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就是现在的北大校园（1926年燕大迁往此处），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司徒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燕园在一位美国建筑师墨菲的设计下，具有古典园林风格，前后透着中国古典文人园的诗情与画意，这是后话。但当时司徒雷登先生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
在燕京大学初创之时，起名字就费了不少心机。早先，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 ──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00年庚子事变，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校舍被毁。重建时两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这两所学校的创办者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四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的人选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后来他们终于感到，必须由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而且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来担任校长。这一艰巨的使命落到正在中国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头上。最后司徒以基督徒的责任感承担了下来。有了大学，还要有个好名字，经过几番努力，他决定最后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先生认为诚静诒博士“或许是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基督教领袖”。“燕京”是古代燕国的首都，是一个有魅力的字眼，美国人觉得很喜欢。1926年 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路爱玲就在燕园一个庭院里患伤风等引发重病而离开人世，终年48岁。这一年，司徒51岁。路氏的墓地已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从此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每年的6月 24日，司徒都要赶到燕园，包括在南京当了大使以后。同时，燕大的学生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非常不幸， 1949年6月，司徒尽管作了安排和努力，却未能再次来到这里过生日。后来的1952年，燕京被并入北京大学等，校址也并入了北京大学，燕大从此消失，司徒虽心怀希冀，但最终成为梦想。
创办教育，经费是最头疼的一件大事，最初他们只有5万美金的开办经费，已经花在购置学校需用方面了。包贵思女士（当年的学生和教员冰心女士的老师）在写于 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这样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后来的学生达到五六千人之多），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留校。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司徒在接手燕大后，虽然他对指派方有关于不管经费的约定，但事实上司徒总是在管经费的事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梦想的实现是要花费金钱的。”为了筹钱，他十次往返美国，“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他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要向他们乞求，虽然觉得“很不是滋味”，但是最后还是要了，只要对方不过问花钱，他可以不过问这些金钱的来路。194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回忆，燕大一开头就跟美国垄断资本挂上钩，头一回得到的一笔基金是罗克费洛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拨给的50 万美金，让燕大为协和医学院开设医科的基础课程。后来燕大在美国的基金有 250万美金（ 1937年）。支持者有大老板，也有主办《时代》和《生活》周刊的传媒集团老板卢斯博士等精英捐助资金，但都没有接受过美国政府的支持。当然，所有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赠给的，美国政府没给一分钱，政府只有保护的义务，却没有管理的权限。司徒为了在中国办好教育，在美国学会了种种可以实行的方法去弄钱，据陆先生说，有的事连司徒本人在回忆录里都不好意思说起。例如有一次回国，费了好几个晚上去拜访一位老寡妇，跟她抹骨牌，希望她在遗嘱上给燕大写上一笔，结果是一场空（《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内部发行）。
司徒如此弄钱和内部挪用款项的手段对付美国人，让美国人感到他不择手段，“背信弃义 ”，不可接受，但他何尝不是为了“燕大”呢？他的手法已经是典型的老练的中国人的方式了。想当初，他对于自己被突如其来地任命为燕大校长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一旦接手创建一所新大学，就费心心思地努力奉献，时刻想着责任，更好地服务中国。
作为传教士的司徒先生，他认为自己从事在中国办学是基于上帝的启示，所以才不顾一些地做下去。到了燕大后，他就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燕大一时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还有刘廷芳、洪业、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冯友兰、陆志韦等，后来出师成名的有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以及后来曾任中共高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黄华（王汝梅）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1929年，司徒雷登还参加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拍照留念。
毫无疑问，1949年前的燕京大学，已经是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一流综合性大学，而司徒先生也是毫无疑问的卓越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的著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而司徒雷登的燕大，教育学子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受过司徒教诲的燕大学生自然不会忘记这一点，以及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还在司徒先生著作《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第70页找到这话的典故，是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司徒雷登为了使燕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让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 1929年燕大在中国注册，自此必须遵守中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当时的第一任校长是吴雷川，老翰林，做过教育部副部长。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不会信任中国的董事会，有人献计把“校长” 翻译为chancellor，司徒改称“校务长”，翻译成英文就是 president。而美国大学校长可以称 chancellor，也可以称 president。美国人也就根本不知道燕大在政府立了案，而且还有了一位中国校长，司徒就以中国人的方式对待美国人，根本不去做解释。所以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一直是“校务长”或“教务长”——对美国人来讲就是校长，看来中国人的方式“蒙蔽”美国人还是容易的，司徒就是这么干的。有了美国的支持，世界一流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燕大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杰出的大学校长，恰恰是美国人，所以自1949年以来他和燕大一并消失在中国的历史页码中。“从来没有人想起，似乎也没有人忘记。”1962年9月19 日，司徒先生在华盛顿病故。去世前，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与夫人一道，合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经过种种努力，但是至今未能实现。
就这样，一个对中国有所影响的美国人，一个美国人建在中国的大学之长，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司徒雷登，直到今天他身上还被披着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外衣。所以到 1962年去世，再到笔者撰写纪念司徒先生文章的 2005年7月之际，时不时“一声叹息 ”。司徒先生临去世前都在幻想“有朝之日再度回到中国”，回到他所创办的大学—— 虽然燕京大学没有了，但燕京所在地还在，即使死了也想留在中国，并将自己的骨灰埋在那里。后来公开的资料披露，1986年 8月，当时的中美关系似乎有所好转，对司徒的助手和学生、朋友傅泾波（1949年被中央特批以助手名义随同司徒出境返美）来说，应该是一个时机。通过各方努力后，北京大学的公函也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转到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同意司徒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北大燕园临湖轩。而且经过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日常办事机构）圈阅同意的，如上海万国公墓里的宋庆龄陵园和广东孙中山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都是先经书记处同意再国务院批准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王兆国等人，当时看来，他们都应该是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之士。
不料，接下来的情况急转而下，也就是所谓的时局风云突变，书记处同意了，北大的人却是反对与同意参半，说是“缓办”，结果是不了了之，“缓”为无期徒刑；司徒当年的助手傅泾波先生也于1988年10月在美国逝世，逝世前他把这个遗愿委托给自己的儿子们；再往后，甚至到了19 99年，北大校庆，北大再次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同意司徒骨灰安葬北大临湖轩，与美丽的妻子同眠，却不料又因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再度不了了之 ——“迟到的春天毕竟是春天”，当年的燕大学生、《司徒雷登和中国政局》的作者林孟熹这样期待，“愿司徒博士的遗愿早日得以实现”。
此时，极为值得相比的是另外一个知名度甚高、但对中国的贡献无法与司徒相提并论的美国人斯诺，却能早早地在燕园长眠。斯诺曾于1933年至 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校最高领导就是司徒。长期以来，中共宣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由于斯诺与燕园乃至中国的不解之缘，他逝世后，经决策层同意，其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 2005年7月19日，北大还要纪念这名国际著名记者诞辰100周年纪念，举办各类活动。而司徒先生，各类纪念活动几乎把他彻底忘记，更别提他曾想安葬燕园的遗愿有几个老师和学生会记得？
我想，造成在一无奈结局的，不是美国人的问题，也不全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根深蒂固的中美意识形态深深作怪的缘故，具体说是司徒成为美国政府抛弃的人，同时也被中共抛弃的人。假如 1949年的司徒，能够游说美国政府承认北京，并在前燕大学生、地下党员黄华的运作下，及时通报周恩来及中共政府，顺利将美国驻华转型为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还是司徒，那么，不但此后的中国的历史要改写——甚至朝鲜战争有可能会避免，而司徒本人的历史也会改写。
事实上，司徒是一心一意，也可以说是全心全意这样想的，但都成为一相情愿。美国杜鲁门政府不同意承认共产党中国，司徒个人的承认并不能代表政府。最后的经过可想而知，司徒只有走了，离开了他的故乡，回到了他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此番司徒先生的际遇可以看出，一种比较客观的也就是共产党比较接受的看法是，1946 年，美国任命司徒为驻华大使是中共的胜利，可是到了1949年，被中共驱逐，却也是中共的胜利，这个时候恰恰是司徒先生的最后失败了。林孟熹先生认为， “ 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胆略纵横捭阖。先是因势利导亲邀司徒北上，其长远战略为化解中美对立，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其近期目的则在于增加手上之筹码，以应付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其后邀请（司徒）被（华府）拒绝，于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事情抹得一干二净，仿佛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同时却朝着那只一向心怀叵测的北方大熊投去，高唱‘一边倒’”。（见《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127页，新华出版社 2001年出版）就这样。一个不应该从事政治的理想的大学校长，恰恰是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了。
司徒雷登和中共的非亲密关系
司徒先生是钟情于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对当时的领袖蒋介石也是非常尊敬的，以至于在他的回忆录中言必称蒋为“大元帅”或委员长。后来在出版他的回忆录时，有关部门还是删除了他大段对于蒋先生的“吹捧章节” ，以及当年美国访华特使马歇尔写的序言， “中共战犯”胡适博士写的导言等。
1949 年以后，司徒对于中国还真的有那么严重的伤害力吗？否则为什么要删节他的回忆录呢？我想，这主要还是毛泽东强加在司徒先生身上的“罪名”：“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美国侵略中国，这是毛泽东的一语断定。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人人皆知。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8月2日，已经73高龄的瘦高个老人，想去燕大却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批准，私自前往又担心做事不诚实受到上帝的惩罚，最后他不得不情愿地黯然离开中国。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十分尖刻地讽刺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出自晋代李密的《陈情表》，意为孤身一人，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形容无依无靠，非常孤单。似乎 毛泽东的这话一语成谶，不但1949年他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到了现在他的骨灰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不知他的骨灰未来何时才能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
实际上司徒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为此遭到蒋的不悦。中国抗战期间，司徒先生因为保护学生到延安，支持爱国学生的抗日运动，而被当时的日军关押三年零八个月。抗战后得到释放，并当重庆受到蒋接见，也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友好会谈，毛一见司徒就高呼“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延安）工作很好…… ”。话虽如此，但后来却是说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
1946年，司徒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并一直拥护中国国民政府。事实上，任命司徒为美国驻华大使却是中共的胜利。此前的1945年11月，当去过延安的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时，美国政府曾准备委任魏德曼为驻华大使。魏德曼明显地倾向于蒋介石。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在重庆见到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时，说道:“魏德曼将军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让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而且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歇尔当即问周恩来:“你以为谁是美国驻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 ”周恩来十分会表现地回答:“燕京大学校长约翰 •莱顿•司图尔特博士，无论在学识上和人格上，还有在政治的中立方面，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周恩来所提到的当时这个美国人的名字约翰•莱顿•司图尔特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是司徒雷登。马歇尔元帅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后来美国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中写道：中共与这位“大使老爷”原本有着不错的关系。 1949年4月22日，南京已岌岌可危。这天清早，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风风火火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转达了李宗仁代总统的话:“请大使先生尽快离开南京，移驻广州。”司徒雷登确如毛泽东所言，“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他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南京城里打探着消息。4月28日，一位重要人物从北平乘火车南下，到达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这个时候他开始试图承认中共政权，从此让他的蒋“大元帅”很生气，在他后来的生日之际蒋连一束鲜花都不要送。北京来的人就是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周恩来派黄华来南京，是考虑到南京原是国民政府首都，有着众多的外国大使馆，有着许多涉外事务需要处理。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深为欣慰，是因为黄华肄业于燕京大学，是他的学生，又是傅泾波的同班同学。曾和姚依林一起是“ 12.9运动”的领导人，地下党员。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为了试探与中共秘密谈判，而黄华与他以及傅泾波有这样熟悉的关系，自然很有利于谈判。于是，就在黄华抵达南京不久，5月6 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泾波前去拜访了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愿与黄华就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进行秘密会谈。5月 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会谈。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权成立时，美国可以考虑予以承认，但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是中共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惯例，承认并保障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中共本来在黄华等燕大人的联络下，是有可能有个良好的结果出来的，但后来一直变化莫侧的时局把一切成为空。原本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后，司徒计划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此外，当时的共产党也在不停地进行排外宣传，尤其是反美宣传，把美国通通说成贪婪的帝国主义者，利用旧有的仇恨来激发新的民族自主精神，司徒虽然不能认可。< BR1949年 6月3日，新的历史开始了，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赴美的指示》，指出:“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中共中央的电报，还就黄华的谈话内容作了指示 :“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该再与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黄华可向司徒或傅泾波透露个人看法，新政协可能在占领广州后召开，不要说很快召开的话。”（叶永烈原注引文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月28日，黄华前往司徒雷登住处，转告他，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国一年一度的生日聚会，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司徒雷登急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7月 1日电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结束了他的使命，告别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国，于 8月2日和傅泾波一起启程返回美国。其实早在6月底，司徒就开始预感到美国和共产党的关系十分不妙了，就开始为撤离作准备了。初定7月 18日，未成；再次确定为8月 1日。直到2日才乘飞机离开南京，返回华盛顿，从此成为永远。
1949年 8月5日，赶在司徒在路上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也是为了给司徒面子。于是，8月14日起，毛泽东就开始接二连三地抨击白皮书。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这样不顾一切地下结论:“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连曾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过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作者林孟熹也称“毛极尽嘲讽之能事”。史料还记载，毛泽东毫无顾忌地称司徒雷登为“滚蛋大使”，笑称艾奇逊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因为 毛泽东称白皮书为反面教材，艾奇逊为反面教员)，又称杜鲁门为“马歇尔幕后总司令”……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艾奇逊嘱他要避开新闻记者，免谈中美关系，下达禁口令。 1952年，了无积蓄的司徒雷登辞去了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之职，埋头于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 1962年9月19日以82高龄去世，但去世前患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以及遭遇清贫，幸亏当年他的私人助手林泾波一家的真诚照顾。司徒作为一个坚定的教育家和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的政治活动家，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共的评价，都是理性的有价值的史料。而毛泽东作为一国领袖却对他随时“翻脸不认人” ，极尽嘲讽之能事，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泄愤式的。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洞察和预言，相比毛对司徒的“告别之辞”，是更客观和更切实际的。
认识当政的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党人当政之前，中国有许多好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是自从共产党人接管以后，前者少了，而后者却增多了。”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毫不犹豫的，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而中共也在试图在打造这样一个看法：中共是民主的，也是有益世界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国内外称为‘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的个人和团体的完全信任，丝毫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不管诚实的历史学家将来如何解释和评价这一现象，他必须如实地记载以下的事实：当时中国大多数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到来，国外的共产党政府迅速地承认了这一政权，许多非共产党政府亦立即效法，而且还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打算。”自1949年8月离开中国后，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了他的回忆录。不光司徒本人，就连黄炎培老先生也是这样相信毛泽东的，但后来他的家庭照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司徒评价，共产党于 1949年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前，以及其后的数月之内，它在公众面前的一切表现都是为了获得信任和争取朋友。虽然有些行为适得其反，但是根据中国人的做法即使有失当之处，也很少归咎于主要领导人。整个来讲，不论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共产党在宣传中把自己描写成一个首先热心于 “土地改革”的党，一个有自己目的的党，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独立于共产国际，后来又独立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党。斯大林曾经讲过，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话流传极广。
在《在华五十年》中，作者总结出共产党人主要是巧妙地通过宣传、渗透和使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大陆的道理。他们利用了连绵不断的社会革命、强烈的民族感情以及普遍的和平愿望。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度曾是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虔诚信仰者，而现在的大多数 ;党员，不论是领袖或追随者，好像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信条。自 1921年至1948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鼓吹“解放”，即把中国人民从暴政和经济奴役中，从“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资本主义”的桎梏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帝国主义” 和“资本主义”这些形容词是指西方国家和日本，而不是指苏联。如今他们仍旧在鼓吹这种信条，只不过现在鼓吹的是巩固和保卫现政权而不是要达到所谓的政治目标。司徒雷登非常坦诚地承认，共产党的方针是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描绘得极其腐败、无能和堕落，另一方面却大肆吹嘘中国共产党人敦厚正直、廉洁奉公、作风民主，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目标。这有效地为中国人民安然接受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扫清了道路。它还鼓励中国和世界各地心地单纯的观察家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政权的移交将加强民主以及世界和平事业。而在共产党当局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他们对控制的地区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倾向，而且还表现出“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不但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一切似乎在表明新政权是对旧政权的一大改进。但了等到整个大陆夺取政权以后，首先承认共产党政权的英国，却受到了这样的对待：“在华的大部分英国商人的居住权被剥夺，一百多年的经营成果被侵占。”最令司徒感到不满的是由西方人创办和资助的文化事业都给取消了，燕京大学被关闭，它的各个学科、学生和教员并入了其他院校，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把它们统归于一个由共产党教育部领导的新国立大学。燕大的外国教员全都被迫离开了——中国大陆进入了黑暗之中。但他相信有些东西不可能毁灭，将来也不可能毁灭，许多火焰在燃烧——那永不熄灭的信仰的火焰，勇气的火焰，自由的火焰。有一天它将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重新点燃真正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明灯。
很遗憾，司徒本人见不到这一天了，现在惟一可以期待的就是司徒的骨灰早日安葬在燕园——司徒的遗愿就是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正视历史，恢复历史真相，然后就是重新审视 毛泽东当年的评说，比如“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比如“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历史上，美国也不是美帝国主义，在二战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美国坚持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正确立场，积极主张把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等中国领土无条件归还中国。现在，“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也没有破产，而是让历史恢复历史真相，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同样需要中国，相互有着共同的利益。未来的世界和平，一定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建设和积极打造；未来的一个和平、美好、富足的世界，自然少不了大国有责任的付出。我想，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了，自然距离司徒先生 “叶落归根 ”的时刻就更近了。我相信，这一天就要到来。
本文作者注：本文原文在提到燕大校训时，错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当作燕大校训，燕大校训应该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司徒先生著作《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第70页说明出处，是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多谢燕大毕业生、现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常务理事，负责主编《燕大校友通讯》的何宝星先生来函指正。恭祝老先生工作愉快，生活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