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1 次 更新时间:2006-12-17 20: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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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十五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三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昝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六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一万五千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它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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