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4 次 更新时间:2005-07-25 23: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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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五四”思想文化运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以至直到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我们仍然不得不在它所划定的思想文化格局内去思想、去行动。因此,“五四”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咀嚼回味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对它发出新的询问。值此世纪之交,本文试对“五四”精神的本质及其缺陷作一番新的审视。

  

  1.“五四”的自由主义传统

  

  五四运动何以发生?什么是它的精神本质?什么是它的真精神、真传统?对此,恐怕许多人会立即作出反应:“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诚然,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中包括民主与科学,对此,早在1919年春,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便已“布告天下”: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

  这篇“答辩”确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新青年》、进而整个五四运动,其宗旨不外乎民主与科学。八十多年来,“民主与科学”一直被作为五四运动的当然代码。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工具层面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它的目的层面的东西。其实不仅科学只是人类意志的一种工具,民主亦复如此。所以,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追问:

  五四运动为什么要高扬民主与科学?究竟是谁站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回头去看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陈独秀心目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目的,乃在于“救治中国”。原来如此。说到底,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便在《敬告青年》中写道:

  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 固有之人伦、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削灭也。……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

  这篇发刊词一开始便已宣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基调,那就是民族主义。所谓“科学与人权并重”,便是后来所说的“民主与科学”,它们不是目的,而是“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陈独秀一生思想数变,而民族主义则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

  不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2](P.14)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一部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国家竞争史,这里,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扮演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角色。

  但是,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较之中国近代以来其它各个时期,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品格: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从民族主义到科学主义民主主义之间,还有一大精神中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又一大精神动力,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根本动力、一面精神旗帜。这种自由主义的要义在于:思想解放,人格独立。或者更简单地讲,自由就是独立自主。这种独立自主,包括两种主体:国民个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个性解放运动;民族群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五四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胡适的表述。在上文提到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倡言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精神: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 解放云者,脱离乎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

  可以说,《敬告青年》实质是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的宣言。文中,他还称引“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他看来,“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1] 由此,他将人格自由问题诉诸伦理道德革命(《吾人最后之觉悟》[1]),把个性的解放、自由独立人格的建立,视为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把中西政治制度的精神文明基础进行了一番比较:“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于是,陈独秀的结论是:“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1] 这就证明中国必须大力张扬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胡适是另一位思想领袖。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他投入五四运动虽是从文学改良入手的,但在他的文学观中所处处渗透的正是自由主义精神。以他那篇影响巨大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所谓“八不主义”来看,他是以文体的改革来作为个性解放的一种途径,以使文学成为思想自由的表现手段。他说,文学应该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不摹仿古人”,“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形容描写之”;“不用典”,“自己铸造词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不讲对仗”,以免“束缚人之自由”;“不避俗字俗语”,提倡白话文学。[3] 总之,就是要让文学成为真情实感的自由表达。胡适后来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他的“八不主义”改作一种肯定的表述:“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3] 这些主张其实正是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要求独立的思想,自主的表达。

  胡适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发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的长文《易卜生主义》。文中,胡适指出: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3]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本质乃是自由主义。

  当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时,这里的社会只是指的旧社会,即专制社会;至于新社会即民主社会,在他看来,则是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原则完全一致的。“五四”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而为了实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也必须实行民主,发展科学。这样,民主以及科学,既是个人自由的手段,又是民族振兴的手段。这就是五四运动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原因: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为个人自由而要求民主与科学;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而要求民主与科学。

  可见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既有自由主义、又有民族主义,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既是个体主义者,又是集体主义者。这是五四运动的一种突出的“精神现象”,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简单说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五四时期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背景是民族文化,而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精神背景则主要是西学东渐。五四知识分子几乎人皆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既从小受诗书礼乐的熏陶,后来又受欧风美雨的浸润,于是形成了他们的那种双重精神品格。这是从主观方面来看的。从客观方面来看,五四运动的双重精神动力,来自当时面临的双重历史任务,那就是人们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动因的另外一种概括:“反帝反封”。民族落伍,国家贫弱,军伐割踞,民生凋敝,激发了反封的要求;外国侵略,列强欺凌,激发了反帝的要求。于是五四运动激烈地反封建、反列强。然而一个曾经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是:“反帝”与“反封”之间存在着张力。反帝的历史境遇需要的是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当时三民主义的崛起、后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马列主义的传播之历史依据;而反封的历史境遇需要的则是民主主义、个体主义精神,这是自由主义之历史依据。而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是这两种矛盾倾向的复合体,也就是说,他们既是自由主义者,从而激烈地彻底地反封建反传统,大肆鼓吹全盘西化;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列强心存疑虑戒备,并在内心深处潜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结果是这一批人后来分化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派别: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这种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竟一直维持到今天。当时,这三大思想派别中,文化保守主义充分认同中国的传统,但却严重脱离中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正好相反,他们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把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成功的关键),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此种倾向发展的顶峰便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至于自由主义者,则既脱离中国的现实,又脱离中国的传统。对此,可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2.“五四”自由主义的脱离现实

  

  五四时期站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背后的还有一位“李先生”(Liberty),即自由主义精神。可惜在当时及后来的思想斗争的牌局中,这位李先生的牌总是出错,正应了那句老话:一肚皮不合时宜。中国自由主义者开出的济世药方老是脱离中国的实际。什么是中国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关系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这个题目必须放到世界范围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尤其要在中国以及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对比。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给予特别的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何种关系?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所实行的“计划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探讨的那种社会主义,更不包括目前中国正在探索的“市场社会主义”。而这里说的“自由资本主义”,是指处在列宁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我认为,过去那种“计划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在中国,毛泽东的计划社会主义,就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言,也是相当成功的。

  那么,这是什么历史使命?就是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初步工业化。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相当规模的“民族资本基础积累”的形成。 这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的时代,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其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不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计划社会主义,它们共同的历史使命,便是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问题在于这种“同归”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殊途”才能实现?为什么一些国家通过自由资本主义来实现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而另一些国家却非得通过计划社会主义或者类似的体制来实现?换一种更富挑战性的提问方式:计划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因为这种制度不仅曾经是并且在某些地方仍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存在,况且它曾经长时期地占据了全世界的半壁江山,你无法回避它,只能努力对它加以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条“殊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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