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8 次 更新时间:2014-08-01 22: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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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则浅学不易捉摸。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一味面向后学新进的趋时横通,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

  

   【关 键 词】晚清/民国/史料/史学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之昂:《登幽州台歌》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王国维关于成就人生的事业学问须经历三境界说,世人耳熟能详。上引唐宋三诗,则似与今日治学的三种状态神似。前者凭空天降,横逸斜出,无知无畏。其中则动手动脚,踏破铁鞋,实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后者各以一定之规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实始终茫然,且不自觉。治学以及读书,必须熟悉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事实问题,才有可能拿捏得当,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谨慎者难免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摸着石头却过不了河,大胆者索性扫除羁绊,打倒前人,凿空逞臆,以便随心所欲。即使见识高明,也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智者之失,乃至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诸如此类的超越创新,不知前人何在,也就很难真正突过,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之中。

   本书各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其三,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虽然因缘各异,长短不一,内容则主要涉及史料的规模类型、解读应用以及与此相应的治学的门径方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专门用心写一绪论,说明研究办法以及书中未能备述各事。本书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当于绪论的各种解说,再写绪论,似乎多此一举。因此只是简略交待些写作因缘,并略作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题外话,却是读书治学的应有之义,读者不妨心领神会。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凭因缘造化。

   一、两种史法

   本书的写作,缘于友人进言,可写些文词浅显的短文,为初学后进显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其实此类书前贤早已具备,无庸置喙,而且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实为难上加难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信手拈来。深入则难解,浅出则乱来,不易兼而有之。不过当时也心有所动,并拟就数十则条目,从求师谈起,逐层递进,显示读书与治学的取径途辙。只是动起手来,犹豫再三,还是改变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浅显易懂,雅俗共赏。因为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此非故标高的,但凡针对一般时趋立论的,立意本来不高,结局势必陷入对立面的窠臼。而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听授者程度悟性不同,领略各异。从者众与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就清代以来学术的取径表现看,大概都有可爱与可信的难以兼得。沟通之道,是将可信之学做到可爱。所谓可爱,并非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而是情有独钟的生死恋,是潜心向学者心仪的挚爱,不是一般读者兼具的泛爱。讲座之类的耳学,对于听授者而言,大抵为可爱之学,图个热闹,刺激一下感官,振奋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此要想登堂入室,则很可能是缘木求鱼为多。固然,讲者也可以不顾听众感受,径直宣讲其可信之学。其结果势必听者藐藐,门可罗雀。要使从学者能够领悟可信之学的可爱,决非讲座之类可以成就。

   历来讲治学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而有应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学的实际,可以助长功力;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说得天花乱坠,打得刀光剑影,临阵却不切实用,反而可能误导。近代新进学人颇为尊奉的章学诚,在乾嘉学术系统中便属于专讲史法一类。其所讲古代学术,谬误甚多,而其侈谈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却鲜有成功实例。如此却一心想以金针度人,难免招来无数的物议。若非近代学人比附西学,误解科学,以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学化准则(其实西洋不存在公认的科学标准,也没有不言而喻的普适科学方法),遂被再发现重认识,其学术地位更加可议。

   专讲史法与治学心得不同,前者不仅有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无以讹传讹之处。教条般的高头讲章,看似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实则于治史百无一用。解读材料研治问题,必须讲究有效实用,避免夸夸其谈。凡不能以所讲方法做出高明具体研究者,充其量无非章学诚的翻版再世。而读书得间的领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见,也有助于解读材料、研究史事。前贤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说其心中推许的理念方法,这些序跋,作为对相关著述的评介,未必完全适当,或是不免有所隐曲,而作为心中期许的标的,却往往能够体现高远意境。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人雅士,所言大都经验之谈兼高妙之论,品味隽永,收效显著。相比之下,专门论述治学方法的著述,虽然不乏常识通则,反倒显得浮泛疏廓,或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夹杂各种横通之论,只能蒙骗小夫下士。若是应用于实际的读书治学,则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以致不可救药。

   有鉴于此,不必侈谈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须反复揣摩,以求心领神会。二者看似高下有别,但治学方法的基本与高明其实相辅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即使技术层面以下的规则,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当,也可能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当然,在专讲史法的人看来,前贤的经验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听授者大体也有两类:一是读过书,有过治学的实践;一是只读过教科书,充满耳学,却从未或很少眼学。按照钱穆的说法,方法是对读过书的人说才有用,向没有读过书的人谈方法,往往有害无益。受清季以来推行的国民教育的制约,无论学习多么系统,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而有效实用的方法,是治学者的心得,没有读书的经验,则无法判断深浅优劣高下,很难体会其中奥妙,甚至越是浮泛,越有共鸣,反之,则无动于衷,无所适从。倘若新进以为先学会了方法再读书治学,可以事半功倍,则犹如试图在岸上学习游泳的各种姿势要领,然后期待下水就会劈波斩浪一样,不仅奢望,而且无稽。尽管诸如此类的误人子弟如今在大学里已经并非异态,毕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史学尤为发达,治史方法极其讲究。近代以来,虽然社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文史之学依然可观。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须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而前贤所用的方法,已经其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揣摩领悟,善加运用,功力可以大进。当然,前提之一,应当切实准确地把握,若良莠不分,也会南辕北辙;前提之二,应恰当合理地运用,否则良法未必当然成就美意。

   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此法在近代的运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①

   中国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多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望文生义。要想全面认识蛋的外观内里,来龙去脉,还必须追究下蛋的那只鸡。只有了解下蛋的鸡,才能对其所生之蛋认识透彻。

   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求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论述②。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望臻于化境。

   在具体研究领域,各学术大家通过其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展现了治学良法的成效,诸如顾颉刚的《孟姜女的传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等,问题有别,而主旨一致。陈寅恪将中国固有的长编考异、合本子注与域外比较研究的事实联系各法参合运用,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关系;傅斯年用语言学与史学的方法探讨事物的发生及其演化;钱穆注意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和分别;顾颉刚注重史事的时空推演关系等。以上均可视为体现长编考异比较之法的本旨及其变相。

   更为重要的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研治历史,既是基本所在,也是高明所由;既有助于矫正时下的种种学风流弊,又能够上探领悟前贤治学的精妙,实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其主要准则有二:其一,解读史料史事,必须遵循时空、人等具体要素,凡是脱离具体时空、人的事实联系,依照外来后出的各种观念架构拼凑而成的解读连缀,都是徒劳无功地试图增减历史。其二,历史的内在关联并非罗列史事即可呈现,而是深藏于无限延伸的史事、错综复杂的联系背后,必须透过纷繁的表象寻绎联系的头绪才能逐渐认知。

   史学要在讲究事实,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怎样认为,均不可能增减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认为,而在恰如其分地解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以及相互联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反复验证。呈现事实及揭示内在联系本身就包含认识,如何述说同时也就是展现学人的见识。不能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所谓认识,至多只能说是从阅读历史中获得灵感的自我表现。在此类主体的眼中,历史无非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形成,就离开作者而独立,可以从中获取种种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灵感。至于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历来学界争鸣,好以“我认为”扬己抑人,耸动观听,一般学术综述以及各种论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称引各自提出的论点,而不深究这些论点的依据以及所凭据的是否经过验证,即为重视“认为”的显例。其实各式各样的认为,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学问虽然可以见仁见智,却不能随心所欲,检验的标准在于本事,以及借由何种依据如何接近本相。历史已经发生,不会因后人的意识而改变,凡是符合事实的,都不取决于个人如何认为;而形形色色的认为无论怎样高谈阔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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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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