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6 次 更新时间:2014-07-14 1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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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与基本理论视角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整体上已有一个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从经济总量、市场分工和市场范围、科技发展水平和人民社会福利的提高等方面综合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当代世界历史中独特的快速经济增长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已经取得了市场化改革巨大成就的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

   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世界各国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中国宏观经济增速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也不断下滑,这一格局亦向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新的重大问题:这次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将会持续多久?未来中国能否再返回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不仅要求理论界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市场经济运行现状和现有的经济理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要求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有较为理智的整体把握,亦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演化的历史轨迹有些基本知识。也许只有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或言只有把这30年改革开放和60年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过程(包括经验和教训)置放到两千多年中国经济社会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我们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当下格局以及未来发展走向有些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此,笔者在近几年对中国经济史文献与材料的研读中,整理出这篇对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明清中国市场沿革史——鸟瞰式理解的长文。本文尝试从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市场自发生成和扩展理论的视角,对已有的中国经济史的文献资料做些历史的梳理和描述,以期整理出一个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的大致脉络。

   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理论发现,人类有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人类的天赋禀好的自然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因此,在人类大多数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蕴生其自发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由分工、专业化和市场深化而衍生的经济增长过程,曾被经济史学界的一些专家称作为“斯密型动态增长”(the Dynamics of Smithian Growth),或简称“斯密动态”(the Smithian Dynamics)、“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下面我们对其作一简略的回顾。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斯密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绝大部分技艺、熟练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的重要思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密的《法理学讲义》中,有关于劳动分工的两个残篇。在这两个残篇中,斯密曾提出,那些采取了竞争做法的人,随着其数量的增长,会取代那些遵守着另一些习惯的人。很显然,斯密这里的意思是,随着市场分工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化,一个社会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市场交易中,从而那种只为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自给自足的生产者的数目会越来越少。由于市场交易本身就意味着竞争,而竞争不仅意味着淘劣存优,不断提高生产和市场交易的效率,而且会逼迫着市场参与者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交易形式和组织,降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生产出质量更优的商品,从而也就蕴含了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可能性。

   这里面的道理说来并不复杂:分工的深化和市场扩展,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交易中来,因而市场交易的扩展也就意味着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因而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由此,可以认为,“the Smithian Dynamics”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这其中不仅包括“斯密型增长”,即由于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市场贸易的扩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而且也涵盖着经济史学界所理解的“扩延式增长”(the extensive growth),还涵盖着由技术和组织创新与扩散所带来的“熊彼特型增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

   通过仔细研读斯密《国富论》中有关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人们会马上发现,斯密所说的分工好处,绝非仅仅是指由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狭义的“斯密型增长”,更重要的是指由于广义的劳动分工(包括工厂内部的技术分工、行业内部的分工、不同产业部门的分工,以及国际分工)所造成的市场(包括成品、半成品和中间产品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拉动和实际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经济史学家对“斯密型增长”的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深化和市场范围扩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绝非仅仅是指由于工场内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衍生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这种经济增长在内的市场交易扩大和社会分工加细或言市场深化所带来的整个经济规模的增长。从后一种意义上来说,“the Smithian Dynamics”实际上是指市场扩展和深化过程的动态本身。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曾给出了非常精确的解释和把握。根据帕克在《欧洲、美洲和更广大的世界》一书中对“斯密型增长”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在《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性与经济进步》一书中,莫基尔指出:“亚当•斯密1776年曾在《国富论》中指出,贸易会导致经济的增长。斯密的增长机制(Smith’s mechanism of growth)[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之上:更细的劳动分工会通过专业化以及完成工作任务的技能的适应性变化(adaption)而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由贸易增加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称作为斯密型增长。”其后,莫基尔在谈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航运业(shipping)在当时西欧的经济社会繁荣中的作用时又指出,“在古典时期,航运对地中海沿岸的经济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繁荣主要依靠商业,即依赖于从斯密型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由此来看,在帕克和莫基尔这些经济史学家的本来理解中,与其说“斯密型增长”是指在工场内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如说主要是指由于贸易(包括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市场贸易和国际贸易)所引致的经济增长。

   为了精确理解“斯密型增长”这个概念,让我们还是回到亚当•斯密的著述文本中,看斯密本人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和机制过程的。这些论述实际上不仅在斯密《国富论》前三章中有集中的论述和解说,而且在他的《法理学讲义》中,也有关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展、财富创造以及经济增长的许多论述。从亚当•斯密的原初文本中,我们至少可以梳理出“斯密型增长”机制的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富论》第三章,当斯密表述出了那段关于“分工受限于市场的范围”的经典名句后,他接着举例说:“市场过小,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的剩余部分。”斯密这里所说的每个市场参与者尽力生产,把自己消费不了的生产的剩余,交换他人生产的剩余,这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已经增长了,且整个现代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实质上都是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斯密动态机制中实现的。这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之所在,也是斯密型动态增长的实质之所在。

   (2)从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看,斯密型动态增长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密不可分,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史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狭义的“斯密型增长”,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机制的重要部分。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理解斯密型动态增长的实质,必须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各行各业的产量增加,置放到市场交易扩展的场景中,才能理解其精确的含义。这里,还是让我们回到斯密,看他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解释问题的。在《国富论》中,斯密曾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a well-governed society)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民众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以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进行交换。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己需要的,别人亦能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这里,斯密显然是把经济史学家们所理解的狭义的“斯密型增长”(工厂内部分工所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市场深化与市场范围的的扩大(即广义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放在一起来思考的。现在看来,20世纪后经济学家们以及经济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斯密型增长”,大致就是斯密在这里所阐述的机理和所描述的情形。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会发现,尽管《国富论》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开始发生的西方工业革命前所写的,但斯密这里对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和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已大致勾勒出了西方世界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图景。

   (3)在《国富论》第三章,斯密天才地发现,劳动分工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潜能。斯密首先认为,人们的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如人们所一般感觉的那么大。他说:“人们成年时在不同职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性向(disposition),各个人都必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必需物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不同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能存在了。”斯密进一步指出,与没有交换和交易能力的其他动物不同,人们之间的哪怕是极为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互利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性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合成一种共同的资源,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资源中,随意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斯密还认为,“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以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职业,使他们在各自的生意事业上,培育并发挥出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斯密这里所谈的,显然已包涵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

   如果说经济增长基本上源于斯密型动态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说到底就是斯密型动态增长本身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斯密型动态增长过程和机制的生成?或换句话说,斯密型增长机制生成的最终动力源又在哪里?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实际上,在《国富论》第二章,斯密对此曾有一些理论猜测,即把它归结为人类所禀有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propensity)。斯密说:“尽管人类的智慧能预察到分工会产生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但衍生出这么多益处的劳动分工,却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必定是不以这种广大效用为目的的一种人类某种倾向所非常缓慢和逐渐生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及相互交易。”接着,斯密还深刻地指出:“这种倾向,是否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人类天性中本有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斯密还是发现,“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动物中是找不到的”。虽然斯密认识到研究人们所天生秉有的喜爱交换和交易的倾向这一课题已超出了其经济学思考的范围,他还是进一步猜测到,这种天生的本能可能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

现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人类所禀有的这种天赋倾向,是如何转化为一种推动一个社会繁荣的“斯密型增长”的?或者说这其中的社会机制过程到底是怎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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