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民国政治的两难选择—《共和中的帝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5 次 更新时间:2014-07-04 23: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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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主题:“蓟门书院”第11期—民国政治的两难选择—《共和中的帝制》

   时间:2014年6月25日晚上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综合科研楼二楼报告厅

  

   主持人何兵:各位同学,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蓟门书院第11期,今天晚上主讲的著作是张鸣教授最新的著作《共和中的帝制》。这个题目应该是非常别致的。为什么袁世凯当总统当得好好的要当皇帝,我以前也以为袁世凯有毛病,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总统没有人听他,我做皇上了你们才会听我的,结果坐了皇上江山就倒了。我们比较关注清末的转型,之前我们做过一次雷颐老师的《晚清的立宪与革命》,张鸣教授也是嘉宾之一。晚清比较清晰的道路是,立宪不成功,最后立宪派和革命派走到了一起,从而我们宪政转型就失败了,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最近比较关注这个题目。

   这本书张鸣是以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中国社会为主要关注点,张鸣教授最主要的研究兴趣点在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我们眼里看是比较恐怖的,一想起北洋军阀没什么好东西,但张勋教授眼里北洋军阀还是有人文精神的,一场仗打死几百个人就了不得了,不像国共时期的打仗,相比那都不算打仗。

   张鸣教授是浙江上虞人,长于北大荒,由于赶上大鸣大放的时代,所以叫张鸣。他在新郎微薄上大鸣大放结果被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他在微博上不能发东西所以就埋头著书。一出生就是右派,这不是我说的,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他认为毛主席从国馆员当了主席,所以他想当图书馆管理员。一生碰壁和坎坷非常多。从我和张鸣教授的交往,有几点他是非常令我尊敬的,一是他不装,私人交往的时候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话直说;二是比较讲义气,我对一些文人是看不起的,一到外面就是责任、民主,但内心和嘴里是两套,张鸣不一样。我们蓟门书院邀请他,他从来不说其他的,有时间过来,没时间就对不起。三是张鸣比较勤奋,看他写了那么多书我就感到很惭愧,但我觉得我写了那么多微博也可以。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形式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百年以后张鸣的书和我的微博都没有人读,人生不过是一个过程。

   我们的点评嘉宾王奇生教授,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他也主要研究清末这段时间的历史,主要作品是《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这是他的主向,研究留学那段时间,像胡适这些人是他最重点的研究范围。《留学与救国: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学人》……你们看能够有影响力的学者,其实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很多学生和学者研究一生,说你研究什么?我研究法制,那有什么好研究的,那等于没研究。张鸣研究北洋,王老师研究那段时间的学者。

   马勇教授是安徽濉溪人,在淮北煤矿当过掘进工,就是挖煤的,到现在好像皮肤还是比较黑。197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后来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那个时候的硕士是很不容易的,毕业以后就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主要作品是汉代春秋学研究,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探索,儒学兴衰史,这是研究上古时代的,越研究越研究下去了,研究中国近代诸问题,1984—1915:梦想与困惑,超越革命与改良,他也是我们近代史非常著名的专家。

   丛日云教授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认为他最著名的就是那篇毕业讲话,我们政法大学有两个比较著名的毕业致词,一是他,二是我。因为我的毕业致词传到海外法轮功网上去了,所以后来应该再没有人像我这样讲,结果又站出来一个丛日云,我是属于“过失”,他是属于“故意”,讲的很好。

   这是张鸣的新作《共和中的帝制》。张鸣的历史书我最近看了不少,觉得他确实很多颠覆性的东西在里面,我读了他的书才知道很多东西是非常颠覆的。比如孙中山的革命,他觉得我们看革命成功那是历史的必然,在张鸣那儿看其实是很偶然的。之所以孙中山革命成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我就不再继续说了。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张鸣,欢迎!

   张鸣:法大的掌声一直都是很热烈的,我特别喜欢到法大来演讲,但很长时间都未遂,每次学校请来之后,都不批。所以我感谢丛日云教授和何兵教授,曾经把我偷偷摸摸弄到昌平校区讲,前段时间何兵又把我作为帮讲嘉宾讲了一次。我觉得法大的人特别热情,不管讲好讲坏反正鼓掌。

   主持人何兵:今天晚上人坐得满满的不容易。

   张鸣:我要特别感谢两位同行奇生教授和马勇教授,他们和我很好,但我一直不敢认他们是同行,我是一直在做历史,但好像做得很野,我听说某位历史学会会长对我很不满意,说我写了很多坏书,教坏了年轻人。还好,他们俩来我就踏实了,因为我做的是历史,我本来和丛日云老师是同行,原来我们在一块儿混过很长时间,最后我终于露马脚了,我其实不是干这个的。我干什么,我是什么都不要紧,我以前还当过兽医呢,现在我也不当了。关键是我做什么,我这个鸡是公鸡母鸡不要紧,只要我会下蛋就行了,这个蛋下得好不好就另说了。应该说今年我还是挺高产的,今年说起来我出三本书了,但这本书还是我比较认真做的,当年做得汗流浃背的,一身的尘土翻东西,非常辛苦。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书?当时起念是因为钱,有人出高价要你写电视剧,后来我一写发现不行,这点事儿关键它没有女人,没女主角不好写,编故事就不好编,我说算了,干脆写个著作。我有兴趣了,我有兴趣的关键就是这几个字“共和中的帝制”。今天下午有人采访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袁世凯复辟?不写洪宪帝制,写张勋复辟?我说原因很简单,写袁世凯复辟太多了,写张勋复辟太少。对我来说,写张勋复辟更传达出我要写的意义,就是中国的共和制或民国这个制度出问题了。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它刚刚办了几年就出现了制度的危机。张勋复辟可能更加能够凸现出这个危机的特性来,也就是说刚刚一个大人物称帝失败,刚刚失败紧接着又来一个,显然张勋和袁世凯是不能比的。他又称帝了,他又复辟了,又把皇帝拉出来了。为什么这样呢?教科书里写得很好,两次复辟失败,是因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他们就失败了。但我是看到前面这块(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深入人心它为啥两次复辟呢?你不能说事儿出了之后,他没办成,你说它是伟大胜利?就想这个事儿实际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即使帝制复辟失败了,后面中国的历史是越来越往激进的道路上走。

   民国历史其实挺短的,国民党和北洋时期两段加起来没有多长时间,不出半个世纪,但这实际是中国历史最宝贵的十几年,它是唯一一段没有皇帝的历史。以后我们还是争取在一个没有皇帝的历史下生活,所以,这个历史尤其诊视。

   为什么会有两次帝制复辟?我们讲历史最大的问题,要我看就是个进步史观或者漫画式的历史描述,我们认为,后面一定会比前面的好,历史是进步的。君主立宪一直比专制好,民主共和一定会比君主立宪好。我们一定会把某一个人定为一个身份或阶级,或者你是什么样的地位,定在格里就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们描述历史都会有强烈意味的,你现在的军阀就不叫军阀了呢?我们一定要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当年孙中山是心甘情愿把政权交给他的啊;说张勋如小丑,复辟丑史,一定要用褒贬的词来说这句话。我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人,包括掌权的军人没有这么坏。某些程度上,他们的个人品质比我们某些大人物还要好太多了。

   两次帝制,是怎么会发生的呢?首先,民国制度,就是共和制它本身的诞生就比较勉强,相当牵强。当年袁世凯和起义的各省在谈判的时候就商量过这个事情,说我们以后是什么体制?最好还是君主立宪,但双方在谁当君主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袁世凯就说让清帝继续当,但南方各省都不同意,包括立宪派都不同意。

   清帝已经破产了。怎么办呢?找人找不到啊,找谁呢?现任的皇帝不能当,那找谁呢?说找姓朱的,回到明朝吧,姓朱的100多万人口都说朱元璋的后代,怎么当皇帝?没法当。说朱家不靠谱,找孔家吧,孔家说我们祖先就是庶王,我们不当皇帝。朱家人不当,孔家人不敢当,找不到皇帝,只好共和了。对中国最适合转型的方式是英国道路,就是上一次讲的,从德国、美国道路上走,最后转到英国,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有2000年的历史传统,这样转型是最合适的。一下子皇帝没有了,这个事儿就弄大了。

   我们知道,用梁漱溟的话说中国是个伦理性的国度,就是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以及老百姓的行为基本准则。什么叫中国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就是忠孝仁义吗?三纲五常吗?它的核心是君主,一旦君主没有了,中国的伦理就开始摇晃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辛亥,摇晃的中国》,这个摇晃是从上到下都摇晃。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发现第一个问题,由此感到困惑,他这个体系无法建立起效忠,这个效忠体系无法建立,他自己作为总统开国务会议,总理和各部长们早上说9点钟开会,10点都不来,干嘛呢?在家打麻将,昨天晚上通宵赌博,起不来。他就没有办法处罚他们,把他们罢免了。因为他是总统,他不是皇帝。各省的督军如果不兼任底下师的师长就要被推翻,如果师长不兼任底下的旅长就当不了这个师长,就是我没有力量把你看住,就管不了你。所以,这就很麻烦。这是上层的问题。

   下面老百姓说皇粮国税,皇帝没有了就没有王法,正常的老百姓很困惑,那些刁民欢欣鼓舞,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天下秩序大乱,底层社会非常动荡,那些土匪、帮会、流氓全出来了,有人回忆说私盐贩子可以在衙门门前卖私盐,我吆喝你都不敢抓我。原来的知县有权威,现在新政令任命的县知事没权威,你是总统批的算个屁啊。

   所以这对当总统的人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另一方面,设计民主制度的人又相当糊涂。那时候的革命党说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我们知道排满。革命党就是当时同盟会,同盟会里最明白的人是宋教仁,宋教仁的民主知识是从章士钊那儿得来的,章士钊是从英国报纸那儿看来的,他当时没有学过像英国的法律。所以,他们设计的制度漏洞百出,而且缺乏起码的真诚。开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美国体制,总统直接统帅内阁。等到他交班给袁世凯的时候莫名其妙在中间加了一个总理,然后这个制度就不知道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了,没有人说。作为临时宪法的《临时约法》也不说,一个字不提,只是说多了一个总理,然后就总理来统领内阁了。至于今后选出的国会和行政体系是什么关系?怎么处理关系?没有。如果国会的议案总统不满意怎么办?能不能否决?否决完了之后怎么办?国会是不是还可以再议,如果国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是不是有权把国会给解散了?没有。这些条文全部都是空的,极其粗疏的一个临时约法,设计者就把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东西端出来了。因为大家都没有知识。

   袁世凯当然也没有,袁世凯对这个问题也是稀里糊涂,而他对于共和制非常不以为然,他问过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什么是共和?顾维钧说众人一起管理这个公众事务。袁世凯说中国老百姓还可以管公共事务?为什么没信心。

我觉得孙中山也没有信心,也没有想把这个事儿做好。在孙中山、革命党这边权力思维都要压过程序思维或规律思维,事情还是用权术、权力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快,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发生了冲突,打起来了。本来宋教仁案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孙中山就要打,我们满清都推翻了,袁世凯算个屁,结果一打他土崩瓦解,袁世凯发现我用权力运作的方式消灭国民党很容易,他就让国民党占优的议会把他选成大总统,然后把议会散了,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党证,不让他们出席议会。这样议会构不成多数,这个会就瘫痪了。所以袁世凯解决民国的思路是向后走,用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读经、祭天,甚至营造出浓烈的复辟气氛。很多遗老对此很高兴,说袁世凯真好,原来答应共和制是假的,现在要还政于清朝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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