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藏”三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30华诞感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4-06-22 16: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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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30周年了。这不仅对于川大古籍所的本所同仁来说是值得纪念的,而且对于整个儒学界来说也是值得庆贺的。这是因为:该所三十年来的丰硕成果,加惠于儒林者实多。这些成果,众所周知,兹不枚举;本文仅就与我本人有一些直接关系的“川大《儒藏》”谈一些感想,题为“‘儒藏’三问”,以表贺忱。

    

   一、为何需要编纂《儒藏》?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儒藏”这个字眼愈益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传媒之中。至今共有三所重点大学在编篡《儒藏》:除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领衔的“川大《儒藏》”外,还有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领衔的“北大《儒藏》”、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先生领衔的“人大《儒藏》”。据我所知,《儒藏》编篡最初是由川大古籍所于1997年率先提出的,当时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至2003年初,川大校务会议决定全面启动《儒藏》编篡工作,将其列为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重大项目。我当时也参与了项目的论证工作。至2005年初,中国孔子基金会将川大《儒藏》列为重大项目,给予数额可观的专项经费支持。四川大学于2009年成立国际儒学研究院,也与《儒藏》项目密切相关。本人忝位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之职,实际工作贡献甚微,惭愧之至。三校《儒藏》编篡的成绩可谓各有千秋,但我个人感觉,到目前为止,川大《儒藏》应当说是最丰厚、最扎实的。

   自从与“川大《儒藏》”发生上述关系以来,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编篡《儒藏》?

   说到《儒藏》,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佛藏》、《道藏》。《佛藏》,仅就完整雕版而论,从宋代的《开宝藏》到明代的《洪武藏》、《永乐藏》等,可谓历史悠久。《道藏》,从唐代的《开元道藏》到明代的《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乃至今天的《中华道藏》,历史更为悠久。然而,直到20世纪,世间一直没有所谓《儒藏》。历史上虽然也有过类似《儒藏》的儒家经典汇编,如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代的《四书大全》、清代的《皇清经解》及《十三经注疏》等,但它们与《儒藏》的性质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其宗旨并不在于儒家文献之“藏”。

   藏(zàng)者,藏(cáng)也,存也,储也,所以防散佚也。犹如农民,“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墨子·三辩》)因而古有收藏之官,例如《周礼·天官·宰夫》所载:“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治藏,藏文书及器物。”疏:“云‘治藏,藏文书及器物’者,其名曰‘府’,府者,主以藏物,故藏当司文书及当司器物也。”古有藏书之官,清代周永年云:“守藏之吏,见于《周官》。老子为柱下守藏史,固周人藏书之官也。”[①] 由此看来,之所以要编篡《儒藏》,是因为儒家文献有了一种迫切需要:收藏储存,以防散佚。

   其实,众所周知,编篡《儒藏》的想法“古已有之”,如明末的曹学佺、清代的周永年、刘音等人都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②]《明史·文苑传四·曹学佺》载:“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有感于曹氏之论,周永年作《儒藏说》;刘音继之又作《广儒藏说》,互为唱和。

   周氏《儒藏说》之宗旨,正是收藏储存以防散佚,认为:

   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佚,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周氏又引郑樵之语:“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人有存歿,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鉴于“《尚书》、《周官》,残于秦火;淹中古《礼》,竟亡于隋、唐之际”的历史教训,他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如“藏书宜择山林闲旷之地,或附近寺观有佛藏、道藏,亦可互相卫护”;并举例说,“吾乡神通寺有藏经石室,乃明万历中释某所为,其室去寺半里许,以远火厄,且累石砌成,上为砖券,今将二百年,犹尚牢固,是可以为法也。”[③] 凡此种种,皆不外乎“收藏储存以防散佚”之意。

   然而问题在于:古代诸儒的《儒藏》建议何以曲高和寡、未能实现?究其基本原因,显然由于当时并无收藏储存以防散佚的迫切需要。中国古代社会自汉至清,儒术独尊,儒学乃是官学,天下学子无不孜孜以求其书、兀兀以诵其文,故而除非遭遇秦政之类,一般来说,儒家文献实无散失之虞、亡佚之忧。

   反过来看,今天为什么要重提《儒藏》编篡?究其基本原因,显然由于今天确有收藏储存以防散佚的迫切需要。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岂止“儒门淡薄,收拾不住”[④]?儒学已经失去体制依附,成为“魂不附体”的“游魂”[⑤],乃至几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近年来虽然有复兴之象,亦至多不过是“一阳来复”而已。然而民族的复兴必定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这是众所周知的定律;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不可能没有儒学的复兴,亦是显而易见的定则。为此,当务之急就是儒学文本的收集整理,这是儒学复兴的文献基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一提出《儒藏》的编篡就能得到广泛的响应: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极为迫切的时代需要。换句话说,《儒藏》的编篡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编纂《儒藏》意义何在?

   不仅如此,以上讨论实际上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难道编篡《儒藏》的目的仅仅在于收藏储存以防散佚吗?当然远不仅止于此,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就已提出了编篡《儒藏》的若干意义。不过,在我看来,周氏囿于时代局限,其所罗列的种种,尚未触及《儒藏》编篡的最为根本的意义,此处略为申说于下:

   儒家文献从“无散失亡佚之虞”到“有收藏储存之急”,有一个最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有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宗法王权封建社会转向家族皇权专制社会;第二次即我们身处其中的近、现、当代,从皇权帝国社会转向民权宪政社会。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社会转型,这个历史哲学的宏大话题不是本文的论题。

   这种社会转型之于儒学,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其一,儒学的传统不是到孔子才确立起来的,而是周公确立起来的,所以当时儒学不叫“孔孟之道”,而叫“周孔之道”;其二,社会的转型要求儒学的转型,所以,须严格区分王权时代的原典儒学、皇权时代的帝国儒学和民权时代的现代儒学。例如,仅仅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来看,周公的原典儒学是主张封建的,董子以来的帝国儒学是主张专制的,而现代儒学则是主张宪政的。所以我说:“儒家没有新的,而儒学则是常新的。”

   两次社会转型,都曾导致儒学的一度失势:第一次转型中,曾为官学(周公)、显学(孔孟荀等)的儒家之学,让位于秦代的法家之学、汉初的黄老之学;第二次转型中,曾为官学的儒学,让位于“西学东渐”而来的种种“新学”。然而儒学总是能够复兴、而且更进一步繁荣壮大。

   儒学之所以能复兴,在于儒学自己能够摒弃“原教旨”态度而“与时偕行”、“顺天应人”、“日新其德”:从孔子到汉儒,儒学实行了创造性的时代转换;从康有为到当代儒学,儒学正在再一次实行创造性的时代转换。这是儒家固有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儒家“文献整理”、编篡《儒藏》应有的态度。这就是说,《儒藏》编篡的意义远不仅是什么“文献整理”;其最大的意义应当是儒学又一次创造性的时代转换。

   儒学的时代转换,最基础的工作首先是所谓“文献整理”,其实乃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在思想学术上继往开来:总结过去的儒学,开创新型的儒学。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今天往往仅仅被隶属于历史系或中文系的所谓“文献学”、特别是所谓“目录学”提及,这是受到了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学术观念及其学术分科的影响,这对于儒家学术、中国学术来说是颇为荒诞的,其结果是这样的咄咄怪事:像刘向、刘歆这样的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实现了中国学术的时代转型、乃至建构了“九流十家”宏大范式的大家,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竟然毫无地位,根本不被提及。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汉儒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之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诸子都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展开“判教”式的竞争,其中最著名的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至西汉中期以来,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们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就整个中国学术而论,他们以儒学统百家。

   通常以为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理解其实是不确切的。

   如《汉书·元帝纪》所载故事: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以霸王道杂之”,就是儒、法兼用,甚至被概括为“阳儒阴法”(这是可以商榷的),这其实是汉代诸帝的共同“家法”,武帝亦然。

   至于董仲舒,众所周知,其思想是整合儒、道、名、法、阴阳诸家思想而成的,尽管以儒为宗,但是并非单一的儒家思想,而其整合的结果就是一种新型的儒学。

   这里的奥妙,就是“以儒学统百家”。刘向、刘歆、班固等人着重考辨了三点:(1)首先是确立儒家“于道最为高”的地位;(2)然后充分肯定了百家“各推所长”,同时亦指出其偏颇,断言“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最后指出,百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各执儒学之一端,皆归儒学。(均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此乃这样一种思想方法:以儒为本而百家为末、以儒为体而百家为用。

   这种方法对于今天的“中学”复兴来说特别具有启示意义,例如对于“西学”、“西教”,是采取全盘排斥的态度?抑或是采取汉儒那样的统摄整合的态度?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就儒学而论,他们以易学统五经。

   今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六艺为九种”,其实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1)以《易经》统“五经”。其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是学术思想的极其重大的转变,乃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观念转型的集中体现。本来,传世文献最古的其实只是《诗》、《书》、《周易》(古经部分)这么“三经”而已,战国中期以后始有“六经”之说(《庄子·外篇·天运》),至秦、汉设立制度化的五经博士,意味着后起的关于“礼”、“乐”的文献以及《春秋》被提升为元典,这是有待深究的课题,本文暂不展开;先秦动称“诗书”,汉代《周易》被提升为群经之首,这同样是有待深究的课题,本文亦不展开。

   (2)以《论语》《孝经》辅“六经”。

   (3)以“小学”附群经。

上述汉儒关于儒家文献的整理,对于我们今天编篡《儒藏》的启示最为直接:汉儒作为伴随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观念转型的完成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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