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中国进入“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敏感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4-06-01 1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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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进入专栏)  

    

   目前,中国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还是进入“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敏感期?笔者认为是后者。所谓进入敏感期不是指已陷入陷阱,而是指面临可能陷入陷阱的风险和挑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5414美元,居世界第89位。按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位于976—1190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976—3855美元为低中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高中收入国家,故中国正处于高中收入国家或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

   世界银行在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意是进入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往往因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而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这一概念富有启发性,但在理论逻辑上缺乏支撑。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也有人将其归纳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全要素生产率停滞或下滑、金融体系脆弱或效率低下、城市化过程中策略失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方面。这些特征多是经验的概括,亦缺乏相应的理论论证。

   从逻辑上看,收入水平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是好事,不是带来陷阱的原因,也不是陷阱的表现。因此,将收入水平与陷阱相连,难以准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且,世界银行在运用此概念时也没有用真正的收入指标,如人均国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而是用人均GDP这一经济总量的人均指标来代替收入指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陷阱与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任何收入水平阶段都存在陷阱,即不仅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有陷阱,而且低收入水平阶段和高收入水平阶段也有陷阱,如低收入水平阶段存在“马尔萨斯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高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存在长期持续低迷增长的陷阱。

   鉴于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已约定俗成,且人均GDP是一个容易理解、数据好获得、有利于国际比较的指标,故我们还是沿着这一概念往前走。但考虑到与陷阱更相关的是转型升级、制度选择和国际环境等,因此我们将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延伸为“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概念。“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的核心含义是,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主要面临的是转型升级陷阱,在特定制度和国际环境下,因转型不好、升级不上,而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状态。

   从历史经验来看,陷阱并不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倒退而“绝对陷下去”,而往往表现为在某些阶段该上台阶而上不去、但其他国家上去了而显得 “相对陷下去”,因此,与其说是面临“陷阱”,不如说是面临越不过的“坎”,或上不去的“台阶”。这些“坎”或“台阶”在任何收入水平阶段都有,但不同收入水平阶段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在低收入水平阶段,许多国家面临最关键的坎是“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按算术级数增长,除非通过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甚至殖民开拓等方式大幅增加生存资料,否则多增加的人口就要以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式被消灭掉。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是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向中等收入水平阶段过渡的阶段,也就是农业文明时期向工业文明时期转换的阶段,也容易出现因传统观念和封建制度障碍太大,而不能顺利越坎的陷阱,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数千年以致在近代落后挨打就是例证。

   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许多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坎就是本文重点讨论的 “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后,意味着已摆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主要任务是向高收入水平阶段进发。但在向高收入水平阶段前进过程中,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加大、要素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换挡和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提高等,经济必须转型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必须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由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转型升级等。而这种转型升级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要素条件和国际环境条件,许多国家在这一阶段陷入陷阱,其核心原因是这些条件没有及时跟上。

   在高收入水平阶段,一些先发达国家同样可能面临长期低迷增长的陷阱。这一阶段的陷阱更多地表现为制度持续创新和技术引领能力不能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目前还是少数,进入这一阶段面临的陷阱往往与更先进国家的竞争有关。如曾经十分辉煌的英国由于过度扩张和制度创新速度太慢,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长期陷入低速增长状态。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经济过度泡沫化和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有误,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陷入了持续二十多年的低迷增长状态。

   中国目前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故我们面临的是“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的挑战。从当前已出现的经济增速下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经济泡沫较严重、内需不足、投资依赖、创新驱动不足、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大、要素成本上升、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贫富差距大等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敏感期,虽然还未陷入陷阱,但面临陷入陷阱的危险,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根据前面的分析,平稳度过敏感期,避开陷阱,关键是要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要素条件,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好的制度条件,因为要素条件(如推进技术进步、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等)和国际环境也依赖于制度条件。创造制度条件,就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推进政府、产权、财税、金融、价格、土地、企业、科教、生态、司法等方面的改革,消除经济转型升级的障碍,并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动力。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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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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