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0 次 更新时间:2021-01-13 11: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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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阐述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从四个观察视角结合几项经济指标对疫情下的经济运作作出分析与前瞻,并对2020年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世界发展态势作出前瞻。本文认为,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对“中等收入陷阱”防患未然,以改革创新、结构优化为龙头处理好宏、微观层面上的矛盾化解问题,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而继续努力推进“和平崛起”。

   【关键词】新常态 疫情 经济增速 中等收入陷阱 双循环

  

   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现阶段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及我们的应有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推进过程进入了快车道。甚至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里,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现代化愿景,似正在一个有望越走越宽的道路上实现。但是在2010年以后,必须正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引领新常态”的问题,原来的高速发展状态,需要合乎规律地变为“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

   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勾画的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提前实现后,在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时间段上,中央又提出2020年要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节点性目标。党的十九大在中央总体战略谋划基础上,把2020年以后的15年再到30年,进一步规划为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时间表上的设计即为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新的两步走”是对改革开放之初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持续推进过程的进一步具体化。

   (二)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

   1、2010年以后的经济下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转换。2010年,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局面。从图1的曲线上看,当年是10.6%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在2010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央当时的基本判断,就是虽然还有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但是矛盾凸现期的特征也已经展现出来了,必须牺牲一些速度,寻求经济“软着陆”,在应对和化解矛盾凸显的努力下,逐步调到中高速状态下新的发展常态,以结构优化为支撑形成高质量发展,对应于未来现代化目标的分步骤实现。

图1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图

   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在两年内,我国经济增速较快地降落到8%以下。再往后3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增速较缓慢地回落到7%以下,2015年的经济增速是6.9%。这一调整变化的大背景,直观上首先是大家都感受到了矛盾凸现带来的问题使原来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从“物”的视角上来看,首当其冲是大气、水流、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威胁,构成了危机性的因素,已让中国大量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能否健康成长;“物”的矛盾凸现的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特征,也与“人”的视角结合而表现在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上:虽然老百姓收入指标不断上升,但不可否认存在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腐败等尖锐问题,必须做出使人际关系向和谐社会推进的调整转变。结合“物”和“人”两个视角,在认识上就要主动而为,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注重以优化结构引领出质量升级版的新常态。

   客观地来作横向比较,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增长放缓过程中间的表现,和其他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规律性,有相通之处。回到图1,就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经济重回两位数增长的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可比口径,中国在这个状态下,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交椅。进入这个阵营,跟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共性经验放在一起来看,无一例外都要告别原来较低人均收入状态下实现经济起飞的粗放型高速度增长。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往下调整,但是不能一低再低,必须调到能够使中国继续保持大国超常规发展特征的中高速上,继续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超常规追赶-赶超发展过程。所以最关键的是,需要实现升级版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定必须重点抓住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2013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常态”概念。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指导方针之下,需要在升级版发展的诉求上,完成经济的“L”型转换。大写的“L”是比喻增速往下落了以后,要拐出尾巴来,进入大致的平台发展状态而其时段越长越好。这样一个战略判断和相应对于“L”型转换的战略诉求,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为主线”贯彻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

   这样一种经济“软着陆”过程中,追求中高速落到平台状增长的意愿,本来很有可能性在2015年下半年以后得到实现——在实际运行中,2015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速在四季度落到6.8%,全年经济增速为6.9%。这个6.9%就成为之后12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上限,而12个季度之中最低的经济增速为6.7%,已表现为三年时段中的平台状态,这个时段在经济学上已属于中期概念了。但随后有第二重经济下行因素不期而至的叠加。

   2、中美贸易摩擦成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2018年二季度之前的三年时段期间,经济已经形成了上述增速在6.7%—6.9%这一很窄区间之内波动的平台状态。遗憾的是,2018年二季度美中贸易摩擦不期而至。美方打压遏制中国其实决不只是贸易维度上的,从最新的发展来说还有科技、外交、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摩擦施压。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实有从“贸易战”开始以后烈度上升的明显趋势。这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走,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6.7%的底线失守。到了2019年,全年只有6.1%的增速了。把发展阶段的转换因素和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原来所说的“L”型转换还并未得到确认。但是在中国整个发展诉求上,还不能放弃这个完成经济“L”型转换的目标。所以,要寻求于冲抵下行因素之后,是否可以在一个重心调低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实现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十九大具体化的新“两步走”战略目标的中高速增长常态。

   3、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前述两种下行因素叠加之后,2020年又出现了新冠疫情的突发,首先在中国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中国作为大经济体,比较成功地、有决定性地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现在虽然还在防范输入性的新病例和类似北京新发地等处曾有的疫情反弹,但总体来说控制住了本土基本局面。其他的经济体,如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欧洲等处的情况,现在都比中国严重。外部世界的一些不利因素又反过来制约着中国,国民经济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外部巨大不确定性的挑战,形成了一种内、外不利因素“三重叠加”的交织局面。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一下子落到几十年没有过的-6.8%。二季度形成正的3.2%增长以后,把1至6月份合计形成的增长速度拉回到了-1.6%的位置上,这是当下所要面对的基本情况。

   总之,这样的局面是前面10年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阶段转换,加上后来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以及新近带有非常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的突发疫情,所形成的“三重叠加”造成的经济下行。2018年一季度时相对比较乐观、有望实现的经济“L”型转换局面,到现在需要再克服后面两个非常不利的因素之后,重新寻找能否在更低发展速度重心上面去实现它。

   (三)要在全球化所遇新挑战中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抓住发展主潮流因素

   客观地讲,中国在走上现代化之路之后,需要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紧紧抓住不放的,就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伴随新经济或称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继续赶上这五个方面结合而成的人类文明进步非常重要的发展主潮流,从而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去一步步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当然说到全面改革,除了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概念,还要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伴随的行政体系、政治体系改革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有共性的主潮流因素,虽然近年遇到“逆全球化”的挑战,但中国为大踏步跟上时代,仍然别无选择地必须抓住上述这些发展的主潮流因素,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明显处于二元经济状态,而现在已经在消除或者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间取得一系列进展,还要继续和全球互动,寻求在“共赢”中成长为现代化经济体。这一“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进程,要释放中国弥合二元经济中的巨大需求,在形成中国本土有效供给的同时,与全球的有效供给合在一起,回应中国的巨量需求释放。在这个供需互动过程中实现超常规的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确实还有可观的成长性和潜力空间——中央决策层、管理部门多次说的中国经济基本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的确不是虚言。

   那么具体考虑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多大的发展纵深与成长空间?其实中国仅在沿海区域的一些高地,有工业化后期的特征,在中部、西部,也包括沿海的一些洼地,总体来说是在工业化的中期,甚至是初期。全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具有从中期向中后期为主演变的特征。以真实城镇化水平,可以印证工业化发展进程,在这里也是相符合的。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后期应是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高速发展完结的阶段,但中国不是这样——现在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略超出44%,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出60%,但其“欠账”可观,可供参考的价值其实有限,因为其中有2亿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区域生活、工作,早已经脱开农村的农业,其中不少人已经这样长达一、二十年,但是户籍还在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还不足以使他们享受跟其他市民一样的待遇,未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欠缺,同时也意味着有弥补和发展的空间。综合来看,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当下应该是在50%上下,按照国际经验,高速发展的阶段还有20个百分点,真实城镇化率到70%左右后,会转入比较低平的发展阶段。现在往前看,如果一年上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要延续20年左右。这种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考察,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未来发展的成长性和潜力空间确实是是相当可观的。这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趋势的客观因素和我们保持战略耐心与定力的“底气”。

  

   二、当前与疫情相关的突出问题

   2020年的疫情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特征,必然带来一个“前低后高”的走势。一季度-6.8%的经济增速,变成了二季度的-1.6%,其实在一季度中的3月份,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调过程。下半年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鼓励敢担当、有作为、办实事,在应急纾困、复工复产和优化国家治理能力上,要积极创造尽可能好的局面。

(一)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四个观察视角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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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政监督》2020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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