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转入公开化。林彪一伙蠢蠢欲动，毛泽东有很大的危机感。总之，他不能再待在北京了，他必须到下面走一走，到南方去看一看，给一些高级干部吹吹风。
毛泽东于1971年8月15日乘坐一号专列，开始了他一生中带有神秘色彩而又险象环生的一次南方之行。
毛泽东在武汉跟湖北、河南两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锋芒直指林彪
8月16日，专列抵达武汉。在武汉，毛泽东泰然自若，从8月16日至8月27日，10多天时间，先后将湖北、河南两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召来谈话。在谈话的人中间，当然不乏同林彪关系密切的人，其中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就是林彪的心腹干将。
与刘丰谈话开始，毛泽东首先提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他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有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谈话不慌不忙，字斟句酌，锋芒直指林彪。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斗争。”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外”。
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指出：“他们心里有鬼。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泽东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指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尖锐指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毛泽东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林彪确实把政变的赌注押在空军。戎马一生的林彪看上了空军这支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在《“571工程”纪要》中就说明了其中的原因，“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
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他尖锐地指出：“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刘丰小心翼翼地听着，他被这种谈话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所震骇。
“要反对夫人专政。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毛泽东谈话的锋芒又指向林彪的老婆叶群。
毛泽东继续说：“夫人可以作秘书，不要作办公室主任，又尽做坏事。”他进一步指出：“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林立果被捧为“超天才”
“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又不指名地点到了林立果。
林立果是林彪与叶群所生的儿子，小名老虎，被林彪称作“眼珠子”。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5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文革”兴起，学校师生都在停课“闹革命”，21岁的副统帅的儿子林立果也就闲居在家。叶群和林彪商量该让他出去闯闯了，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这就指派专人把他送到上海，交给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腾蛟全权“照顾”。
江腾蛟带着林立果在上海、杭州参加空军部队各种会议，会见各级领导人。林立果心安理得地接受江腾蛟的吹捧：“立果年轻有为，聪明绝顶，是最优秀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能把立果派到我们这里，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我们空军来说，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最大的自豪。”
林立果在江腾蛟任职的空军部队里，结识了他在军队中的第一批同伙，就是在“四清”时照顾叶群的那帮人，而江腾蛟则是挂帅人物。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小组”“小联合舰队”的那伙人。
1967年3月，还不是中共党员的林立果没有办理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从事秘书一职。4个月后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周宇驰（后来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介绍”，办了入党手续。
林彪对唯一的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遗余力地推荐任用。1969年2月16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提出要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这年10月初，林彪又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当面授意吴法宪提拔林立果。
1969年10月18日，吴法宪接见林立果，以空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当时，林立果24岁，入伍不足3年。
次日，吴法宪召集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等人开会，指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吴法宪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把空军指挥权和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
林立果利用特权在空军中网罗起一批人，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是林彪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
为了推动林立果的工作，林彪特意召见了“调研小组”成员。1970年5月2日，在毛家湾，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调研小组”成员齐聚一堂。林彪问：“谁是你们的头？”周宇驰等人心领神会。次日，几个人专门开会，向林彪表忠心，郑重推举林立果为“头”。
为使林立果顺利行使非常之权，1970年下半年，吴法宪控制下的空军开始极力地宣扬林立果。此后，抬高林立果的言论层出不穷：“立果同志的指示要及时传达、照办，坚决照办。”
“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空军政治部通过决议：对林立果，要“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什么”等等。
不久，在林彪的安排下，由周宇驰、刘沛丰替林立果起草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发表在7月22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说是林立果写的，为林立果捞取“政治资本”。
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吹嘘得神乎其神，说他是万能的、法力无边的。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起草的。林彪听了报告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之后，吴法宪、周宇驰等对“讲用报告”大肆吹捧，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
吴法宪称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王飞、于新野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林立果的报告印刷7万多册，广为散发。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将20几岁的人称为“超天才”一说之由来。后来有人说，“林立果”三个字念出来就是“另立国”。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改名字的毛泽东，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的。
毛泽东把林彪跟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等人并列
毛泽东继续跟刘丰、刘建勋等人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作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他有‘两难’：一是分裂我们党难，二是回头难。”
“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要能搞10次、2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泽东把历次党内斗争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把与林彪的斗争也算了进去，把林彪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等人并列。
刘丰等人不停地记着，心中十分紧张，额头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
毛泽东说：“我说的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但他又补充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泽东叮嘱刘丰不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还要讨论。刘丰当即作了明确表示：不会的。
在长沙，毛泽东向被召见谈话的负责人，作出“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并带领大家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8月27日夜，毛泽东的专列到了长沙车站。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召见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等。
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向在座的人作出一条重要指示，这就是后来举世皆知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接着，毛泽东联系党内历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历史，重提“十次路线斗争”，要在座的各位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提高理论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毛泽东叫大家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边说边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毛泽东唱一段，讲解一段。他说：“《国际歌》的词和列宁的《欧仁？鲍狄埃》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说到这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站起来，指挥大家继续唱下去。
唱完《国际歌》，毛泽东坐下来，继续谈话。他说：“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来字的文件，讲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
毛泽东讲的这个文件是指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为批评陈伯达等人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他的话，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天才论”的唯心史观。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
毛泽东继续说：“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这是重点。”他又强调说。
最后，毛泽东特意领大家唱了“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
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一次，他当着众人的面，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如果倒了，你们还得了？！”丁、刘二人惶恐万分，支吾其辞。
刘兴元马上对毛泽东说道，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我在有生之年一定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毛泽东接着刘兴元的话说，“跟，应当跟党，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跟，不要跟个人，个人是会变的。”
毛泽东对林彪那套“天才论”和“个人崇拜”十分反感
对于林彪的那套“个人崇拜”和“天才论”，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十分反感。他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还说：“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了7年洋学堂，到25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在南昌，程世清交待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71年8月31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江西省会南昌。
毛泽东到达南昌的第二天，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即主动求见，要求单独汇报“情况”。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我犯了错误，有些问题没有向中央讲清楚，背了包袱。我曾和爱人商量，要向毛主席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原来，8月31日上午，在毛泽东到达南昌之前，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有关负责人提前到达南昌，奉毛泽东的指示，向程世清和其他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程世清感到林彪在庐山会议的阴谋已被毛泽东识破，林彪这条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所以才要求毛泽东单独接见他。
9月1日和9月2日，毛泽东单独召见程世清时，程世清向毛泽东交待了以下情况：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曾打电话要他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他到叶群那里，叶群和他谈了话。他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拿住了。
二、林立果两次派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来南昌活动。最近一次7月6日，周宇驰显得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修理改造的一辆水陆两用坦克用飞机运走了，他们是不是逃跑？
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曾让程世清的家属转告程世清说：“以后少同我们家来往、密谈，搞不好要杀头的呀！”
四、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
很明显，程世清的交待，是毛泽东在武汉、长沙“敲山震虎”的结果。
程世清所讲的情况，虽不是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了。毛泽东嘱咐道：“你谈的这些情况很重要，除总理外，谁也不要告诉。”
当然，毛泽东所掌握的情况远不止这些。
毛泽东在南昌还召见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韩先楚坦率地向毛泽东承认在庐山犯了错误，表示愿意改正。他对毛泽东说：“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作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犯一般错误的同志是谅解的。他说：“我认为犯错误不要紧，属于认识问题，现在认识到了就好了。问题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他还说，“我们可以等待。”
专列到了杭州，毛泽东闯进虎穴。陈励耘遭毛泽东斥责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由南昌乘火车到达杭州，闯进了“虎穴”。
杭州警卫大权，以及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大权，都掌握在陈励耘手里。
陈励耘何许人也？他是空五军政治委员，是林彪的死党，时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1971年3月，林立果一伙制定了《“571工程”纪要》，将他确定为镇守一方、紧握“武装起义”刀把子的一员大将。
毛泽东到达杭州后，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即前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感到情况有些异常。现在谁也不大清楚，毛泽东何以在杭州对陈励耘有所警觉。毛泽东见到陈励耘之后，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
毛泽东预先已知道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跟林彪一伙跟得很紧，起了很坏的作用。而毛泽东在与陈励耘等人当面谈话时，陈励耘不是说假话，就是避而不答。毛泽东已掌握了吴法宪在上庐山前，给陈励耘打过“招呼”，但陈励耘却回答说，上山前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事。
一次，毛泽东当面询问陈励耘的经历，问完，突如其来地厉声问道：“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串联，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些什么？”
陈励耘哑然失色，十分尴尬。片刻，王顾左右而言它，举止失措。
林彪一伙窃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陷入极大恐慌之中，决心破釜沉舟，对毛泽东下毒手
对于毛泽东这一次南巡，林彪、叶群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认为非同小可。他们密切注视着、探听着毛泽东的行踪、动向和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巡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谈话，终被林彪集团成员和亲信所深知。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便加快了政变步伐。
9月5日，周宇驰在北京通过专线电话，从广州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领导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深夜11时半，周宇驰要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作了15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
9月5日，林彪死党李作鹏陪同外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到了武汉。9月6日凌晨6时许，刘丰急忙赶到宾馆，向李作鹏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听了面如土色。当天，李作鹏匆忙乘飞机返回北京，心急火燎地把密报的“紧急军情”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晚上，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将这一情报转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估量毛泽东南巡的新形势，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决心破釜沉舟，对毛泽东下毒手。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同一天下午，周宇驰在北戴河接受了林彪、叶群的指示，乘直升飞机回北京，立即到政变总指挥江腾蛟家中，让江看了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谈话记录。周宇驰对江腾蛟说：“现在看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
江腾蛟沉思片刻，说：“那就叫上海的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说：“那就只好我去了。”
“要去就快点去。”周宇驰说。
“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泽东9月25日前不会回来。”
“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9月8日晚9时40分，林立果乘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来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当晚11时许，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工字房”召集江腾蛟、李伟信（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聚会。林立果首先把林彪的手令拿给江腾蛟看，手令上写道：“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就在同一天晚上，叶群还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叫吴法宪为林彪准备5架飞机，以备出逃时急需。
林立果一伙策划如何杀害旅途中的毛泽东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西郊机场附近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空军学院，在那里秘密召集“联合舰队”的成员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秘书）、李伟信等人开会。他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说完，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大家传阅。
“你们看怎么样？”林立果问道。
“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主席！”几个人连连表示了“决心”。
林立果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571工程’，即‘武装起义’。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是江腾蛟。”并拿出论功行赏的老招数：“这次起义搞成了，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员，刘世英你就是副司令员，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
程洪珍插话：“胜者王，败者寇。”
“败了也不寇。”林立果加重语气，说：“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
同日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附近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时混乱“上车干掉”，并说：“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又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周宇驰听了，便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桥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桥有好几道，但都有陆军看守。要炸铁路，硕放（位于苏州附近）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周宇驰说：“车一炸坏，就发动机场附近的部队以抢救B-52（是林立果一伙给毛泽东的代号）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空四军作战部长）去具体执行。
又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他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干掉”。
江腾蛟想起了京、沪之间的联络号，交待说：“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与此同时，真正的“前敌总指挥”叶群，正在幕后不断地通过电话向他们同伙发号施令，把林彪的决策和她的心机告诉同伙。9月9日这一天，她同在北京的“四大金刚”的机密电话的通话几乎没有中断过。9月10日，叶群用保密电话同黄永胜通话5次，最长的一次，时间竟达135分钟。
毛泽东突然下令离开杭州，专列驶抵上海虹桥机场，许世友奉命火速飞赴上海
1971年9月8日，午夜时分，习惯于夜里工作的毛泽东突然下令：把专列从现在停靠的杭州笕桥机场专运线上立即趁夜转移，转到绍兴附近。
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又突然决定专列立即离开杭州，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谁也不用通知。”
离开杭州前，毛泽东特意嘱咐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陈励耘闻讯匆匆赶到机场专线，列车即将启动。他心神不安，竟没敢像往常一样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9月10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上海，停靠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
毛泽东刚到上海，消息便传到了北京。林彪等人则估计毛泽东要在上海停留几天，林立果他们得意忘形，认为动手时机到了。
毛泽东到上海后，感到王维国等人心怀叵测，没有下火车，没有去已经准备的住所，只是叫秘书给南京打电话，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立即赶来上海。
9月11日一大早，许世友抵达上海，一下飞机，就登车直驶吴家花园。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许世友。毛泽东问许世友：“庐山会议想得如何？是不是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了呀？”许世友马上回答：“庐山会议问题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泽东在专列上还接见了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而空四军政治委员、上海革命委员会分管公检法工作的副主任王维国却没有被准许上车。负责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王维国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长叹一声，瘫坐在停车场休息室里。
叶群开始“抽鞭子”，要“联合舰队”快马加鞭地行动
此时，在北京的林立果一伙虽紧锣密鼓策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动手却未确定下来。9月11日，叶群开始“抽鞭子”，要“联合舰队”快马加鞭地行动。
上午11时许，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子爵号（叶群代号）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一下。”林立果也打电话告诉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亲自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并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你的代号叫‘阿飞’，周宇驰的代号叫‘铜铃’。”
林立果的电话刚放下，叶群从北戴河打给王飞的电话又接上了。王飞是空军司令部的实权指挥人物，叶群抓住不放：“林副主席对你很信任，托你办的事应该抓紧。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的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
王飞急忙辩解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50岁哩！是不好搞，怕搞不好连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听出王飞内心顾虑，马上换了语气：“林副主席历来说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
利诱之后便是威胁。叶群接着说：“现在就是不干也好不了，人家会饶过你们吗？你们也跑不了！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我们的命运拴到一块儿了，想摆脱也脱不下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出叶群语调有些悲怆，自己也有点慌神了，忙说：“我是把困难多想一些，我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马上接口道：“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泽东）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深知自己上了贼船，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他答道：“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林彪决心“主动速攻”，林立果一伙进一步密谋如何执行杀害毛泽东的计划
王飞与叶群通过电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林立果对同伙的说：“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谈到“南线问题”时，林立果问某师政委关某：“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话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某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指江腾蛟）的指挥。”关某脸上似带难色：“我是没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这个‘任务’由鲁珉去执行。”
晚8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
林立果气势汹汹地对在座的各路“诸侯”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主席下了命令，要主动速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要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林立果得意忘形，如醉如痴：“你们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则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毛泽东不辞而别，专列离开上海，呼啸北上
毛泽东根据所掌握的一系列情况，当机立断，于9月11日中午12时半离开上海。毛泽东的专列呼啸北上，到南京停留15分钟，在蚌埠停车5分钟；到济南停车50分钟。同时，汪东兴按毛泽东吩咐，通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丰台车站候车。
林立果获悉毛泽东专列过了上海，如五雷轰顶。林彪、叶群抱头大哭
毛泽东不辞而别，令王维国大为惊恐。当天下午，他慌忙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联合舰队”成员：“毛泽东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林立果一伙听后，犹如五雷轰顶。林立果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你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们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呵！”
周宇驰歇斯底里地说：“现在难过也没有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他环顾四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去？”良久没有人答话。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李伟信、刘沛丰也分别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毛泽东专列离沪一直北上的消息传到北戴河莲花石别墅，叶群和林彪大为震惊，二人抱头痛哭。
丰台谈话：“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顺利到达距北京40华里的丰台车站。汪东兴带着在此等候的李德生、吴德、纪登奎、吴忠等4人进入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端坐在车箱中的沙发上，手中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见到4人后，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几个人坐下。毛泽东先问李德生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到阿尔巴尼亚方面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要访华，对中方有些异议时，毛泽东显得有些不耐烦，说：“他们是左派，我是右派。”毛泽东继续说，似乎是有所指，又似乎是漫无目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谈话将近2个小时，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讲，众人只是偶尔插问。毛泽东依然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谈起，然后把话题转到庐山会议上的阴谋。谈到了林彪，也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仍然没有把林彪推到完全敌对的位置上。当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时，吴德赶紧检讨：“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泽东挥了挥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随后，毛泽东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行动。吴忠插了一句：“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泽东说：“你说得对，吴忠有忠。”
在这里，毛泽东指示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以增强北京卫戍力量。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最终落得个折戟沉沙、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
利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汪东兴等人摸清了北京情况。当天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然地驶进北京车站，回到中南海！
毛泽东顺利地回到北京，这就宣告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破产了，也宣告他们的政变阴谋彻底失败了！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最终落得个折戟沉沙、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
来源: 《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