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翔: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5 次 更新时间:2014-04-21 17: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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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翔  

    

   纵观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最富有特色的就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轰轰烈烈、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而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无疑是其中的高潮,也是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终结。这种政治运动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控制,笔者以为,借用道家的修炼用语“脱胎换骨”来形容这种政治运动的目的,颇为贴切。

   这种政治运动模式早在30年代初便已出现。当时中共在自己的控制区内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特别是在江西,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与亲自操纵下,发生了所谓的“肃清AB团”事件,结果酿成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这次活动明显地体现出苏联肃反运动“以肉体消灭为主”的基本特征。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始,中共才产生了以“脱胎换骨”为目标的具中共特色的政治运动模式,它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体现出毛泽东的个人风格。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都是这种模式的体现。正因为如此,若研究中共的政治运动模式,“延安整风”比其他政治运动具有更大的典型意义和分析价值,尽管“文化大革命”引人瞩目的程度远远超过“延安整风”。

    

   一、“脱胎换骨”模式的基本特征

   1.控制生存方式

   控制生存方式是通过“脱胎换骨”式政治运动实现思想控制的前提条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经过数年的经营,到了40年代初期,在延安成功地建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通过对延安地区所有公民的工作、社会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全面管理,控制了所有公民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一切。当时的延安,市区居民约为7千人,大部份居住在城南,还有3万多人则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市区及郊区[1].延安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了严密的管理,所有人口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普通居民由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控制;干部作为“公家人”,则隶属于各自的工作机构及机构所代表的“组织”,未经“组织上”的批准,个人无法自行前往任何其他地方,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就无法生存。

   1949年以后,中共迅速地把延安的社会管理模式逐步推向全国。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消灭私营工商业,再到1958年实现户口登记条例,民众的口粮、就业、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国家纳入了严密的控制。随着户口管理制度与工作单位档案管理制度的一体化,人们失去了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的权利,被户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动,而个人又因单位里的档案要记录其社会行为而受到严格约束。在这样一种既严密又封闭的管理体系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必然会失去相对自由漂游的特征。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科技、文教、卫生等领域谋生,但这些部门里的每个机构实际上都机关化、行政化了[2].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干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9年以后中国执政者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以这种生存方式控制为依托,推行以“脱胎换骨”为特征的思想控制就“运用自如”了。

   2.思想清洗

   “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初阶段是思想清洗,以政治学习和思想总结为主要形式,其对象主要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兼及广大的文化人。

   经过长时期的精心准备,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苏维埃”时期所谓的“路线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借鉴斯大林主持编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经验,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以及《两条路线》等三部党史文献,在编辑过程中精心搜集、选择、整理甚至剪辑有关的党史资料,其主要观点是,只有毛泽东本人始终代表党的正确路线。这些材料就成了党内高层政治学习和思想总结的主要教材。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正式在全党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任务主要是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整风文献》,强调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统一和自觉的检查反省。每个党员干部都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写思想自传的基础上,对个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要端正立场和分析动机,不能再有什么个人的独立思想与自主意识。同时让每个人都详详细细地交代个人的历史,以便党组织发现“阶级异己分子”,也有助于党组织掌握干部的一切隐私。此外,各个单位也要全面地检查工作,做出总结。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按照毛泽东拟定的党史体系,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宗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奠定了毛泽东在全党无可争辩的最高领袖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后直到毛去世,谁都无法动摇他集政治和道德为一体的绝对权威,别人最多只能是稍有一点阳奉阴违而已。

   在思想清洗过程中,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寻找靶子、用“大批判”制造并维持恐怖气氛,为此就可能运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批判斗争的具体方法则通常是从否定被批判者的言论或文章入手,然后联系其现实“表现”,再追查“历史问题”,最后定罪。一人被批判,大家奉命群起而攻之。

   “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等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单位成了“整风”的试点单位。“整风”动员之后先是鼓励“大民主”。本来,在延安地区思想文化活动一向受到严密控制,报刊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共产党人自我批判或反思的内容,也看不到象样的批评意见;然而,在“整风”初期对舆论的控制却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例如,在中央研究院贴出了名为《矢与的》的墙报,因其畅所欲言,故而影响很大,观看者络绎不绝。同时延安的报刊杂志还发表了一些杂文或随感,如1942年3月《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温和的批评文章。其中,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善意地批评了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赢得了不少文化人和青年人的赞赏。毛泽东读了“野百合花”之后猛拍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解放日报》社做深刻检查[3].4月初的一个晚上毛又让警卫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然后明确表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于是,经过精心组织,从6月1日到11日,连续召开了10次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在斗争大会上,发言者用断章取义、故意曲解、移花接木、无限上纲、辱骂攻击等种种手法,对王实味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分析批判,许多这样的发言都由《解放日报》发表。通过对王实味的批判,力图迫使当时在延安的文化人“检查动机、端正立场”。党的喉舌一再强调,大多数文化人的出身和立场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理应产生沉重的原罪感,他们只有彻底丢掉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尊、优越甚至傲慢,口服心服地努力改造世界观,才有出路。因此,在当时的“大批判”当中,“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4].而丁玲、艾青等人为了摆脱自身的被动处境,在自我作贱的同时,也对王实味”反戈一击“,揭发谩骂。

   “延安整风”之后,这样的思想清洗运动一再重演,而每一次都会出现大量的互相揭发的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者与被揭发批判者往往是彼此熟悉的朋友、同事、师长,甚至父兄、配偶。揭发批判者常常把某些事实加以精心改编或有意夸大歪曲,再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任意发挥、“上纲上线”。这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文化人斗文化人的手法所产生的后果极为严重,对文化人心灵与道德的巨大伤害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且令人省思的是,批判者批判了别人后,自己的命运往往也难以预料,有的人的确藉此升迁,而更多的人则历尽艰辛,甚至成为下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先有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10月批判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观点,1955年5月又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批判,这一系列以思想清洗为根本目标的政治运动在从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广大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当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动,而执政者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效果。其实,《武训传》的编导孙瑜、《红楼梦研究》的作者俞平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之作者胡风,只是不幸被选中的批判、斗争对象。不选他们,也会选别人承担这种角色。

   3.组织清洗

   “延安整风”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组织清洗。思想清洗主要体现在“整风”的前期,而组织清洗则主要体现在“整风”的后期,不过这两者之间互有联系,环环相扣。

   在党内高层,拉一派打一派是组织清洗的基本手段。“延安整风”时毛泽东的基本策略是依靠刘少奇,重用康生,打倒王明,搞臭周恩来。整肃的重中之重并不是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宗派”,而是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但对王明等人是要彻底打倒,而对周恩来则是搞臭之后再重用。因为王明等人是纯粹的书生,在党内军内都毫无根基,凭借的只是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所以毛泽东从理论上贬低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声称这些理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就十分轻松地而且是彻底地整垮了他们。中共党内特别是军队内部,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无所知;即使是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过几本马克思列宁著作的人也不多。因此,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一个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本来就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变得更加淡薄。

   通过“延安整风”而形成的政治权力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但不时出现局部性变化。1949年中共建国后,中央的5人领导核心中,任弼时于1950年病逝,朱德则长期以来就基本上是个摆设,真正起作用的只有3个人,其中毛泽东总揽全局,刘少奇掌管党务,周恩来主持政务。由于周恩来掌握的实际权力多,毛泽东很快就把高岗等人调到北京分了周恩来的权力。毛泽东还唆使高岗四处活动,高岗先后拉拢了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人。但高岗的活动也在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抛弃了高岗。然后毛泽东就一直刻意培养毛派人物邓小平与林彪,对这两人委以重任,以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林彪身体不好,养病的时候多,而邓小平则精力充沛地活跃在第一线。50年代后期,在“反冒进”的问题上,周恩来受到毛的严厉批判,毛泽东甚至考虑过用柯庆施取而代之。那时毛泽东还确定由中央书记处领导国务院,使得党内排名在邓小平之前的周恩来实际上必须向邓小平请示汇报工作。

   在党内中下层,“延安整风”时组织清洗的主要形式是审查干部历史,在大规模审查干部历史和开展“抢救运动”的过程中,情治系统忙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党员干部大搞逼供信、斗争、审问、关押,出现了“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的浪潮,结果揪出了数不清的“叛徒、特务”,甚至还查出荒唐可笑的“路线特务”、“策略特务”。

“延安整风”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比以前的政治运动更加粗暴、更加蛮横,而毛泽东也把上述政治权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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