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的破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2014-03-27 14: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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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  

    

   西方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以“普世”的面貌出现,“天赋人权”是其原初形态。虽然“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权观曾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呼啸而来,推动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但是,由于其无法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事实上的双重标准,以及由此而折射出其人权理念本身的悖谬,在此后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冲刷中不断显露其阶级本性,而最终导致了这一“普世人权”理念的幻灭。

    

   一

   “普世人权”观的一大心病是喊了几百年,却始终无法兑现。尽管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已经将其中的“平等”退缩到了“机会平等”上,然而从现实方面看,即便是“机会平等”,在当今最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谈不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更是无从谈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承认:“付得起千百万元的法律费用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机会比付不起这么多钱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机会好。在布朗克斯南区的贫民窟出生的孩子拥有的机会比不上在斯卡斯代尔别墅里出生的孩子拥有的机会”。(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虽然西方自由主义今天仍然高调把“普世人权”作为“一手好牌”来打,但是普遍的疑惑已经形成:如果永远只能停留在应然状态而不能成为现实,那么这种“应然”本身就不需要检讨吗?它真的如同其鼓吹者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和强大吗?

   从根本价值理念上看,“普世人权”观最为尖锐的内在冲突在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关系上。说到底,用自由压制甚至否定了平等,是“普世人权”观的要害。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曾连篇累牍地试图协调自由原则和平等观念,试图证明唯有自由主义才具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胸怀、才能真正地平等对待他人和异族、异教,然而由于作为其首要价值的“自由”,是夸大个体的先天差异并使之在社会中得到充分认可,从而把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差别归结为人的自然差别,因而蕴含着承认人的“等级差别”的倾向。

   一些自诩为彻底自由主义者的人曾公开提醒人们:“发人深省的是,在‘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一美国古老的格言中,并未提到平等这两个字。这是因为:生命是不平等的,自由与平等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而财产权与平等这两者之间又没有什么关系”。(罗伯特·J·林格:《重建美国人的梦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不仅如此,在古典自由主义鼻祖洛克那里,财产权还公然和奴役权相联系着。他写道,我的马吃的青草,我的仆人铡的干草,我挖的矿成为我的财产而不必有任何人的同意。这种在论证自己私有财产合理性的同时却剥夺了一部分人(仆人等)对于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权的矛盾,之所以没使洛克感到为难,原因在于他所崇尚的“自由”同平等确实是相悖的。这就使得同样崇尚自由主义的伯特兰·罗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点”。(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约翰·杜威坦率地承认:“民主可悲的崩溃就由于这一事实:把自由和在经济领域内,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活动等同起来了,这一点注定了不仅使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得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3页)

   杜威所承认的这个事实,揭示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作为自由主义立足点的个人主义,必定以个人自由侵犯他人自由,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在自由面前丧失了平等。自由主义原来声称要解放个人的潜力,给每一个人以新的机会和力量,结果却几乎把个人的自由和获得经济成功的能力完全等同起来,因而只给少数幸运者提供了机会和自由;自由主义原来声称每个人的自由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剥夺的,结果却由于把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加以等同,从而导致少数人的自由必定侵犯和剥夺大多数人的自由;自由主义原来声称“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幸福的追求”为不可让渡的权利,目的在否定任何不加限制的公共权力,然而事实上“关于自由的权利,不论怎样作详细规定,都往往会威胁到财产权;反过来,后者也往往会威胁到前者。而这两者之中,有时是有一种、有时是两种全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相冲突”,结果只能是,“不论两种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其中有一种权利必须是可以让渡的。要不然的话,不可让渡的权利就必须是无限制的权利。”(胡克:《自由的矛盾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页)这种矛盾使得“普世人权”在实践中必然各取所需、多重标准。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作了釜底抽薪式的透彻批判,指明“普世人权”的人决非所谓一般的人类个体,而是十分具体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人”。因此,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人权的诉求体现的不是“普世权利”,而是历史的权利,把自由作为排他性首要价值的不是人的需要,而是资本作为世界性统治力量的需要。虽然“普世人权”起着掩盖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性质的作用,但是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恰恰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特征。因此,按照“普世人权”所建立的国家,就绝不是人人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而是“现代的奴隶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

   “普世人权”的力量就在于它初始作为一种理想的力量曾点燃了人们行动的激情,然而真正使人们产生热情的并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压迫、剥削并最终消灭阶级这些具体的平等要求。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这种实质上的分歧,使得革命的预期和实际结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得“普世人权”在历史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其作为阶级权利的本性。行动的结果并没有如愿产生自由平等的社会现实,相反,却出现了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资产阶级社会。“普世人权”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及阶级对抗,使得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空前的理论危机。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自由主义进行自保的一次历史转型,保守的自由主义由以成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归结为革命的罪过,归结为革命所激发的群众狂热、所产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坏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们屈从现实,以利己主义个人本位去阶级斗争化、把社会矛盾归结为个人自由和公权力的抗争。这样,原来还包容了革命原则的“普世人权”,就完全蜕变为了粉饰现实的辩护工具。于是,“宪政民主”成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最优经济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西方自由主义自以为只要浇灭了革命的激情和反抗意志,就可以通过继续兜售其“普世人权”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革命的功过是非,不是可以随意评说的玩偶,而是经由实践检验的历史事实。

   历史证明,“普世人权”只有同一定的阶级、民族解放相联系,才能发挥其合理的历史作用;而当它一旦同革命、阶级斗争、民族运动切断了联系,就不仅成为空洞伪善的口号,更是成为了霸权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的得力工具。

    

   三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在中国的破产,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就是说,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主题,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做过。跟着资本主义走,只能是国家一天比一天更糟,人民一天比一天更苦。民族在世界上不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人民在生活中不能摆脱屈辱贫困的命运。鸦片战争的炮声,不但没能让中国得到转机,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人权”之光,为什么就老照不进神州大地?既然如此,这算哪门子的“普世价值”?毛泽东对此有过这样经典的描述:“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471页)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在中国的破产,首先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把资本主义文明永恒化,以为其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因此,它无视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扩张,尤其是发展到帝国主义,在全球瓜分殖民地是资本主义文明衰落、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兴起的征兆;它极力美化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力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版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唯心史观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会主义则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处在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自己逐步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裹挟着依附于它的国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处在“无根”状态,既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无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义所愿,奴性文化成为国民的普遍人格。

   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的悖谬在于,它一方面很顺利地转化成了殖民主义奴役他人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成为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武器,由此而不断暴露出其所谓的“普世性”确实就是资本主义性。毛泽东曾叙述过中国人利用“普世人权”反抗侵略而未果的经历,他指出:“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这一历史实践证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人权”,是维护居优势地位的个体、也就是少数人特权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的武器。

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从历史观上说,西方自由主义的颠倒性就在于:尽管它打着“普世”的旗号,然而它并非真正立足于人民大众,而是把个人游离于阶级、民族之外,因而最终是替现实中的少数人说话,成为他们统治多数人的工具。它所谓的“普世人权”,其实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诉求,因而始终存在着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内在冲突;它所谓“启蒙”,着眼于个人的理性和良知的觉醒,可是如果没有阶级的觉醒、民族的觉醒,大多数民众又如何觉醒?谁都知道“唤醒民众”的重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就因为它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创造历史的活动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由革命阶级引领的劳动群众,因而在每一时代,人民都是十分具体的历史范畴。在现代无产阶级产生以前,革命领导阶级和劳动群众并不统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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