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日本名气极大，朝野上下，粉丝众多，历来被视为蒋介石、戴季陶一流的“亲日派”。而这一切盖源于周“人在东京”的一段日子。

1917年9月，从南开学校毕业的周恩来，从同学、师友处筹措了一笔川资，从天津乘船赴日留学，时年19岁。行前，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并写了一首七言诗励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作为江浙人，周恩来与周作人一样，对东瀛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很适应，全无“违和感”。他在当年12月致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日本风俗，不见优美，好在谨言慎行，无不可居之地。倭国虽小，安分克己，尚无不合式也。”为便于饮食，国人咸住中国馆，而周则下宿日馆，住在神田一爿家具店的二楼，“较中馆清静，无喧哗声，便于用功”。10月，入位于神田区仲猿町七番地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参加官费考试。按照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间协定，中国留学生只要考上东京高等师范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学府，便可享受中国政府的官费待遇，基本衣食无忧。

对周青年来说，在南开学校时，已经学过数理化等课程，且均是英文教材，应问题不大，但来到日本后，则面临如何用日语来表达所学知识的难题。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提高日语水平，以应对官费考试。周恩来每日上课，去青年会阅报，参加同乡和南开校友的聚会，忙得不亦乐乎。在东京，他还重新“发现”了国内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经常从友人处借回去读。翌年1月8日，接堂弟来信，得知淮安的叔父周贻奎在贫病中去世的消息，“哀痛异常，不知所以”。升学的压力，身世的感伤，前途的漂泊不定，周青年的苦闷可想而知。他立志发奋苦读，考取官费。“随后搬到一租金低廉的住处，改包饭为零买，每天废止朝食，以节省开支。”（《周恩来年谱》）

但随着考期的临近，周恩来内心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而与此同时，他又痛感观察日本社会的必要性：“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2月4日日记）

时光如梭。1918年3月4日至6日，东京高等师范入试如期举行，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外加口试。周青年落第。“此后，为准备七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周恩来年谱》）

其间，周青年曾加入旅日中国留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了关于“新”的入会演讲，令同胞学子耳目一新。他指出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而“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6月初，“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7月2日至3日，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入试，日文再次挂科而名落孙山。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取官文学校，此羞终不可洗。”7月28日，周青年经釜山回天津探亲，9月4日，又回到东京，准备以厉再战。刚好这时，从国内传来母校南开开设大学部，南开毕业生可免试升大学的消息。于是，周青年当即决定调转航向，回国就学。

回头来看，周恩来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介知青，挣扎于对救国道路的摸索和对个人前途的焦虑的夹缝中，所面对的压力和矛盾其实与今天出身于农村或地方小县城，来北上广或国外打拼的80后、90后颇有相似之处。革命与国族的前途固然顶重要，但个人的安身立命却也不是次要问题——不仅不次要，有时还须优先考量。否则一步糗棋，就可能满盘皆输，铸成终生“ 丝化”的大错，岂是闹着玩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年前“人在东京”的周青年最终其实是做了退而求其次的现实性选择，而今天绝大多数80后、90后们，怕也只有向现实妥协之一途。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经京都踏上归途。在京都小作停留，游览了郊外的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等三首新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在日本接触了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刚刚调整了人生目标的周青年，这时对自身前途等问题的思考，已经有种“辩证法”的味道。

国人常为尊者讳，迷信伟人、名人有时到了不惜穿凿附会的程度，其实很可笑，譬如说周恩来是罕见的语言天才，精通四国外语（英法日俄）云云。据历史学者陈明远考证，“周恩来一直没有完全学会日语。后来的外交文献也表明：周恩来并不掌握日语会话。顺便提一句：周恩来的英语可以说是相当棒，但他的法语和俄语水平，也并不是那么非常高的。”（陈明远：《周恩来留学日本遭遇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