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曾宪义与中国法学教育(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 次 更新时间:2014-02-16 16: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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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致力于法学教育的规范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学教育恢复、重建,到80年代中期达到60多所。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大了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所以各地高校纷纷设立法学专业,短短七八年间,新增加法学专业100多家,使设立法学专业的高校达到200多家。第三次高潮是2000年以来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之后出现的。三到四年间新增法律专业的大学达到389所,致使设置法学专业的院校达到600多所,本科生招生规模每隔四五年就翻番一次。与法学本科生招生规模的几何级数发展同步,法学研究生教育也以几何级数发展。法学教育出现了速度型规模性发展态势。于是,速度与效率、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矛盾教师体验到了,学生们体验到了,政法机关体验到了,司法考试机构体验到了,社会也看到了。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引导法学教育科学发展,关键的是加强法学教育的规范化,确立法学教育的准入规则,退出探索退出机制。

   在教育部高教司的直接指导下,曾宪义先生亲自挂帅、亲自调研,与教指委、法学教育研究会会的同志们有的放矢地制定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后更名为“法学专业规范”)、《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这三个方案设定了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这几个方案构成了法学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的指标体系。特别是其中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为实施质量评估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长程序,被教育部所采纳,并得到实际执行。该评估方案定位于合格标准,具体设定了评估指标体系、核心指标、测评标准,解释了评估指标与核心指标的内涵,并规定了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的运用等。该评估方案,还从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出发,以基本规格为主,同时体现不同科类院校中法学专业的特点、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2003年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有曾宪义先生直接挂帅,法学教指委和法学教育研究会组织全国30余名重点法学院校负责人,对抽取的山西财经大学、扬州大学、江南大学、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6所高校的法学本科评估专业点进行了合格评估。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对法学本科专业进行评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良好效果,为今后的工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五、致力于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建设

   法学教育离不开教材。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学科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主要载体,教材也是教学的基本规范。法学教材的水平取决于法学学科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专业调整的基础上,对法学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和规划,实施了统一的核心课程。同时,在教育部的统一规划下,由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全国法学界知名专家学者编写了14门核心课程教材。这套教材出版发行以来,在更新教学内容、转换教学方法、保证教学质量和法学专业人才基本规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教材后来还被纳入国家精品课程项目之中,作为精品课程建设的主要成果;大部分教材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以及司法部优秀教材和科研成果奖。这些教材又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教材建设规划之中。

   这套教材出版以来,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我们的教材当然也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需要。同时,从各地法学院系师生反馈的意见看,这套教材在内容、篇幅、风格、文字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需要改进和提高。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决定由教指委牵头,对这套教材进行全面修订,出版新版本。曾宪义先生直接参与领导和组织教材修订工作。新修订教材坚持这样一些原则:第一,以发展着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在教材编写中的指导地位;第二,充分体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新成果,包括法律和法规制定、修改、清理、废止的最新进展,执法和司法改革的成果,以及新做出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并将它们升华为法学范畴和法学理论并融入法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第三,在继承法学教材优秀传统,保持国家“九五”、“十五”规划教材原有优点和特色的同时,充分吸纳全国各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成果以及法学教学和研究的成果,总结各地法学教材的编写经验,在此基础上力争使本套教材在理论上、体系上、风格上具有先进性;第四,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和中华法律文化优秀传统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国外法学教材的编写经验,借鉴其具有普适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集古今中外法学之精华,力争使新版教材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的影响力;第五,遵循教材规律,创新教材规格,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体系、法治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充分的事实说明、正确的法律阐释、精到的判例运用,实现法学教材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新修订教材特别强调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根本利益和知识需要出发。学生是教材这种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他们通过教材接受知识思想和方法,他们有权利获得包括教材在内的优质教育产品。供学生使用的教材必须是高质量的,即具有鲜明的理论观点、丰富的思想含量、较高的学术品位,贴近学生,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对学生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和亲和力,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

   新修订教材力求做到内容进步、技术规范、深浅适度。内容进步,意味着要有新的论题,即使原有论题也要有新思想、新语言、新表述,而不是简单炒剩饭,或者对原有的教材照抄照搬。技术规范,意味着要按照教材的规格写作,语言一定要规范,要简明扼要,逻辑严谨,层次分明,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标准,在技术上与国际出版物接轨。深浅适度,意味着教材既要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思想含量,又要与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接受能力相适应。

   应当提到的是,在十四门核心课程编写之前,教指委组织编写了《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规划和组织编写教材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优长编写水平高、特色明显的教材,鼓励选用高水平教材,以保证和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曾宪义先生主编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系列教材就是其中另一套有代表性的教材。

   曾宪义先生还直接参加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有关法学教材体系建设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的重点教材编写的各项工作,协助教育部审定重点教材的编写大纲和文稿,以他为首席专家提出的《中国法制史》大纲通过了专家评审。

    

   六、致力于推动中国法学教育与世界法学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创立初期,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和封锁,使得我们无法开展广泛的对外交流合作。当时对外的法学教育的交流合作,主要是派遣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前往苏联以及东欧各个著名大学留学,同时聘请大批苏联专家前来授课。后来法学教育不断萎缩以至中断,法学教育的对外交流便无从谈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中国法学教育起点较低的现状,为了加快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从法学教育恢复重建之初,就把法学教育的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和合作作为法学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曾宪义先生全力推进中国法学教育与世界法学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逐步取得法学教育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可以说他是中外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第一推动者。1997年1月法学学科教指委成立,曾宪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他深感法学教育的对外开放势在必行,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和教指委的组织力,大力推动法学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全面开放、平等对话、有效合作崭新格局。在对外交流合作过程中,曾宪义先生强调要一方面要扩大视野,树立国际观念和世界的观念,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注重对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法学教育教学开展比较研究,包括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法学教育改革的跟踪研究,对美国、欧盟各国法学教育最新发展的观察分析,从中概括出可资借鉴和吸纳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以适应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法律人才竞争的局面。

   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曾宪义先生组织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活动。

   (1)首届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暨“中美法学教育的未来”研讨会。1998年6月17日—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美国方面有耶鲁、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密歇根、印第安娜、纽约大学等10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参加,中国方面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24所著名法学院校长参加,教育部、外交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首席大法官肖扬会见了与会中外代表。此次会议是中美两国法学和法学教育领域内最高层次、最高水平的会议,是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中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和克林顿总统即将正式访华之际,中美双方第一个启动的交流合作项目。克林顿总统专门给会议写来了贺信,他在贺信中称赞此次会议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法律合作的“第一件大事”。国内外媒体作了广泛报道。此次会议树立了我国法学教育的良好整体形象,是我国法学和法学教育走向世界的标志,具有深远的影响。

   (2)首届中国——欧洲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和“欧洲一体化和中欧法学教育合作”讲习班。这次会议和讲习班是应欧盟的请求、经中欧双方协商,于2000年6月10日—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欧洲6个国家13所著名大学法学院的15位院长(校长)和知名学者,我国40多所著名法学院校长、知名学者以及实务部分的领导同志。

   (3)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2000年12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132所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校)长、法学家和中国法学会暨各专业研究会会长及国际刑法协会、国际宪法协会等国际法学团体的负责人到会,以李鹏委员长为首的10名国家领导人和40名正副部长出席。李鹏委员长作了重要讲话。12月3日—6日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8个分论坛,就法学教育及“法律与全球化”、“宪政与人权”、“世纪之交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司法改革”、“经济法在当代”、“诊所式法律教育与21世纪法学教育改革”及“中英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内外各大媒体作了创纪录的广泛报道。这次论坛无论在中国和世界都是空前盛大的法学家的盛会。

   (4)第二届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曾宪义先生虽然因病住院治疗未能参加这次论坛,但他亲自策划并组织了这次论坛。

(5)第一届亚洲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21世纪亚洲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2001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是“21世纪亚洲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近100所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及法学家参加了论坛,会议第一次就亚洲法学教育的交流与发展展开全面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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