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心理学领域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近100年。本文简要介绍了20世纪的法心理学，并指出事实上已存有两次法心理学运动，一次发生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尽管存有这些运动，但是为什么法心理学运动对法学影响甚微呢（心理学亦如此）？如果不去考虑——以及回答——此问题，可能就会导致运动的消亡。然而鉴于法律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影响）力，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律仍是评价法律是正确有效以及确保心理学的研究能够影响法律的重要和有益的方法。本文讨论了到目前为止，可能导致法心理学运动相对失败的12个原因。[1]在探讨它们后，并反思为此领域带来一些成就的因素之后，本文还讨论了可能对确保法心理学领域持续的活力和影响力有所帮助的方法和策略。
法学和心理学融合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或许是一个冗长乏味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它可能要求更多的耐心，而对于法学来说，这种耐心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2]
当我们步入20世纪的最后几个月时，看起来是很适合回顾一下本世纪所经历的两次法心理学运动。我在波士顿发表此演讲，也是适当的。大约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地处波士顿的哈佛法学院耕耘了法心理学运动根苗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个世纪多之前的哈佛大学，在查尔斯·爱略特（Charles Eliot）校长和法学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3]院长的指导下，三年制的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已经开始。从一年制或二年制的学士项目变成要求学生在开始他们的法学学习前应该拥有一个学士学位，这确保了法学院学生能有其它领域的正规（学习）背景——在很多情况下是学生有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位之后，再开始他们的法学院学习。[4]
学术土壤一旦被耕耘，就在90年前，还是来自哈佛大学的H·闵斯特伯格（H. Munsterberg）教授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在法庭证人席上》[5]一书，他帮助种下了（后来）成长为最初法心理学运动的种子。不幸的是，如我将在下文解释到的，闵斯特伯格教授的著作并没有被律师们或社会科学家们公开接受。并且，在一本支持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发展的一书中，凯恩斯（Cairns）把《在法庭证人席上》称作是“鲁莽、狂妄的小册子”。[6]
虽然对20世纪法心理学的发展进行回顾是适当的，但是我决定将不仅仅愉快地列举出许多成就。[7]恰恰相反，我的目标是更为批判性地回顾，为的是向我们已做了的以及未做成的汲取经验和教训。希望这样做，将能够帮助我们确保此领域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和成功。因为本文是有几分讽刺的，甚至批判的，所以将其置于20世纪后期法心理学领域取得一些进步的观点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30年前，没有期刊刊载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没有美国法心理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8]大会，被编入心理学摘要、广义主题与法心理学领域相关的文章也不超过500篇。美国心理学协会大会中关于法心理学的会议少之又少（如在1965年只有一次），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才刚刚成立（在1969年印发的第一次成员名录中，列出了101位创设会员），没有正式的法心理学研究生学位项目和双联学位培训项目。[9]
虽然我们的成长，法心理学运动的发展，其发生是偶然多于计划，并且对法律制度产生的影响远比我们所相信的小得多。事实上，正如麦尔登（Melton）[10]所述，法心理学研究（psycholegal studies）（或者无论你想要称呼“它”是什么）的课程并没有被特别好地策划过。在将心理学应用到法律制度的研究中，都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更不要说共同课程了。法心理学运动更多的是由心理学家们在推动，而他们常常只有少许的法律知识，并且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科教育，对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和实践。直到最近，这一领域才发展出对法学和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整合方法。法心理学运动的成功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者的品质和多元化，以及把知识适用到法律制度的能力。尽管开展与法律相关工作的心理学家的数量是增长了，研究范围多少已被扩展，但法心理学运动，特别是在法学中，仍旧显得很模糊。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40%的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成员是律师。[11]而现今，很难找到为数不多，并且没有心理学博士头衔的律师成员了。[12]
为什么我们应该在意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工作成果影响到了法律呢？是因为法律在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力量。心理学要对社会有影响，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对法律有影响。鉴于法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的广泛范围（使我们）对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历程有更好且更精妙的理解，法学与心理学之间重叠之处是在不断扩展的。如同我们讨论过的许多具体问题，心理学的许多知识已经有很多为法学所用。[13]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心理学运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到1940年左右间，第二次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持续至今。[14]接着，我将回顾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一“倒退”时期。在讨论“进两步，退一步”之后，我将提出12个我们必须考虑、处理和观念上要修正的观点，以确保当我们跨过新千年时，法心理学领域不会再有另一次退步。
一、前进第一步：法心理学种子的发芽[15]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16]
正如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当19世纪晚期法学教育从学徒制向大学制发展时，法心理学运动是很有可能发生的。[17]正是在那个时候，法律学者们开始主张，为了全面地理解法律，必须审视和理解派生出法律并最终被法律所影响的社会背景。[18]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作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坚称……[对]社会变迁的经验观察，并用‘经验’代替伪逻辑”。[19]尽管通过对司法意见（judicial opinions）的研究已经成为基于英国普通法之上的北美法律制度的基石，但仅仅这样，是不再能充分“认知法律”了。事实上，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写到：“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懂得法条的人可能掌握着现在，但掌握未来的人则是统计学与经济学大师”。[20]除了这个著名引用外，霍姆斯在他的一些见解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见解受到了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事实上，他采用“意志力（volition）”这一术语描述自愿行为——其实这一术语业早已被冯特（Wundt）引入进了心理学。[21]
跟随着社会学法学的脚步，其它运动逐渐形成，它们也挑战了法律，这样使法律意识到社会与法律的种种“现实”。[22]这些群体，比如现实主义法学派，主张应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观点，来检视法律、法律程序以及法律决策。[23]
如果说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性质方面的变化为法心理学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平台的话，那么早期心理学家的工作则致力于开创这一领域。尽管弗洛伊德（Freud）[24]在维也纳向法官做的演讲中提到了借助心理学来解决法律问题，[25]但一般认为雨果·闵斯特伯格是法心理学之父。闵斯特伯格是冯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学生，曾任哈佛心理学实验室第一任主任。他被认为是应用心理学的创始人。[26]在其它方面，闵斯特伯格主张将心理学运用到法学中，并批评了律师和法官排斥心理学家在法学领域进行研究的行为。[27]1908年，闵斯特伯格出版了《在法庭证人席上》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检讨了很多“法心理学的论题”.他在此书的导言结束处写到：“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认真的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被荒谬忽略了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社会团体的全面关注”。[28]
不幸地是，律师和学者，包括知名法律证据学家约翰·亨利·威格摩尔（John H. Wigmore）[29]这样的杰出人物，都责骂闵斯特伯格，而不是接受心理学及其研究。他们的批评是闵斯特伯格的主张言过其词，并且心理学并没有确切的必要数据来支持闵斯特伯格对于法学的批评。在《伊利诺伊州法律评论》（Illinois Law Review）[30]上发表的讽刺文章中，威格摩尔把闵斯特伯格的作品放置于一个模拟诽谤审判的交叉询问中进行审查，在其中，闵斯特伯格被指控他的主张多于他的学科所能支持或提供的。毫无疑问，闵斯特伯格因其言过其词的主张而获罪。[31]
闵斯特伯格不仅被律师嘲笑，他关于将心理学应用到任何领域，而不仅仅只将其应用到法学领域的学说，不是被别人，而是被康奈尔大学的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教授所批判。[32]铁钦纳很坚定认为，按那时的流行观念，心理学应该保持纯粹性和科学性，而不应该从事将其研究成果进行应用的工作。[33]有趣的是，当威格摩尔[34]对闵斯特伯格[35]的批判被熟知并被广泛引用时，事实是在其文章中，威格摩尔曾指出，尽管在那时心理学能为法学提供的东西很少，但当心理学变得可被应用时，法学便会关注到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讽刺的是，铁钦纳的思想观点——以及其思想追随者——似乎做了很多，以用来阻止将心理学应用到法学中，就如法律界自身对于向心理学开放其胸怀保持沉默一样。凯恩斯写于65年前的话，像刚写过一样，对于今天依旧是警钟：
当法院制定一个行为规则，其含有纯粹心理学内容时，对心理学学者来说，这里并不存有对科学方法的曲解，这种是否存在曲解，被用来决定规则在心理学上是否有效。但是，这一观点在部分心理学者看来，它构成了对科学方法的曲解，并成为法学和心理学在重叠点处融合道路上的真实障碍。[36]
除弗洛伊德和闵斯特伯格之外，20世纪前30年间，一些心理学家在其著作中，或对心理学可能应用到法学中做出了评论，或实际上已经对相关的论题进行了实验。一些例子——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如下：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37],189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的学者，他是冯特的学生，并且担任过早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其兴趣爱好广泛，（其中就）包括研究在各种制度中人的功能。[38]他的研究兴趣中就有人们（是否）能精准地回忆事件的能力，包括对“正义法庭”（“court of justice”）回忆的应用。[39]著名的行为主义科学家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 Watson）[40]注意到，当相关研究能被应用时，法官会把心理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融合进法律中的。伯替（Burtt）[41]和派恩特（Paynter）[42]通过实验来确定涉案商品是否混淆了公众的选择，在商标和商号侵权的案件中为法院提供了协助。另外，心理学家伯替曾经针对这一主题写过一篇法律评论文章！[43]哈钦斯（Hutchins）和斯莱辛格（Slesinger）关于把心理学的发现应用到了证据法这一主题，写过一系列文章。[44]甚至著名的俄罗斯心理学家鲁利亚（Luria）对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询问之前，对他们的情感进行调查，为的是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客观地从无辜者中区分出犯罪者。[45]
早在1926年时，布朗（Brown）出版了名为《法心理学：把心理学应用到案件审判、犯罪及其处理、精神状态和程序》一书。[46]哈钦斯和斯莱辛格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的文章。[47]1929年出版的《律师心理学》（Psychology for the Lawyer）一书为迈卡蒂（McCarty）所撰写。[48]伯替出版了名为《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的著作。[49]最后，凯恩斯撰写了一本非常翔实且全面名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的著作。[50]该书由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作序，他指出：“所有从事与社会控制有关的科学，在各个方面都对法理学有影响……那么很明显，探讨与法律有关的一些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及时的并且意义重大的”.[51]凯恩斯在他的书中探讨了五门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理论——以及它们在法律中的应用。[52]该书见解深刻，尽管是写于65年之前，其中关于心理学和法学概念的讨论出乎意料地竟是当代的。
尽管对闵斯特伯格的“审判”产生了激冷效应，但是，心理学家们仍然继续投身于法心理学的研究和写作，这种态势很好地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此外，诸如社会学法学与法律现实主义的运动导致了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心理学，融合到法学院课程设置中。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几所知名法学院在法学课程学习中列入了社会科学内容。更令人震惊地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开始被聘为法学院的教员。[53]这一事实之所以令人震惊，特别是因为在现今，只有极少的（未获得法学学位）心理学家被聘为法学院的教员。[54]总而观之，法心理学运动的“第一步”远比通常认为的和已报道的更为意义深远。面对如此有前景的开端，肯定想知道法律与社会科学运动（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据我所知，在20世纪40年代或者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就法心理学这一总主题几乎没有撰写过文章或者著作。
二、后退一步：法心理学运动的萎缩
为什么20世纪早期法心理学的最初尝试并没有持续，想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在本文中并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早期的运动看起来仅仅是没有产生出足够的动力，从而不能使其自身能够持续发展。而在法学中的其它运动的发展却克服了法律与社会科学运动的最初压力（比如法与经济学）。[55]
在后见之明的优势和推测之下，一些作为运动衰落的可能原因要素浮现了出来。研究并撰写法学相关文章的学者依旧很少；因为没有针对学生开设的培训项目，有很少的——若有的话——人从事学生的学术“父母”的工作；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尚未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找到明确出路，并且鉴于其应用的特性，在那些支持心理学现状的人们中，法律心理学家的很多研究工作并不讨其喜；对法律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们也没有成立正式的组织；也无疑，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对该领域的成长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尽管战后时期，对于心理学的其它领域（如临床心理学）的发展来说，是很乐观的，但是法心理学看起来似乎已被遗忘了。[56]
另外，20世纪30年代之后，心理学学科的内在压力也阻止了法心理学的继续发展，事实上，法学领域中的保守者的强烈反对，也限制了此领域中改革者的影响。[57]毫无疑问，法律现实主义的失败，和对其它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应用一样，对法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激冷效应。[58]事实上，涉及法律中坚持社会科学重要性的乐观主义和开放主义，标志性的思想家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罗斯科·庞德到了20世纪40年代，逐渐减少了。
尽管法律与社会科学运动衰退下去，但它并没有消亡，并且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学中来的痕迹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还零星的显现出来。[59]然而，如同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心理学运动才开始朝现今的运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前进第二步：20世纪60年代法心理学的新生
法心理学的当代历史被很好的记录。[60]如果我们对比前言中所述的该领域30年前的情境，我们能看到已经发生的很多简明印象式的变化。今天，我们领域中有非常多的学术期刊以此命名——在1977年创办了我们自己的期刊《法律与人类行为》（Law and Human Behavior）；此外，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APLS/Division 41）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拥有大约3000名成员（包括500名学生成员）。2000年，我们的第14届会议在新奥尔良顺利召开，[61]在1998年时至少有2500篇此领域主题的文章发表（因为我限制了检索的内容，与1976年泰普（Tapp）使用的术语相同或相似，无疑数量总体上是被低估的），并且现在大约有20项法心理学研究生项目，至少有7项可提供心理学与法学的双联学位。该领域的成长也引发了学术研究发表的热潮。事实上在1999年，协会的旗舰期刊《法律与人类行为》的退稿率达到了82%.[62]
在1998年的主席致辞中，布里格姆（Brigham）强调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许多重要节点。[63]其中就包括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64]中社会科学的引入，1968-1969年间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的成立，197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学和社会科学项目立项，1974年内布拉斯加大学第一个法学与心理学双联学位项目设立，在1976年，泰普的第一篇关于心理学与法学的文章发表在了《心理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上，1977年，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期刊《法律与人类行为》首发，在1980-1981年间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的成立，1984年美国法心理学协会与第41学会合并，1991年法医心理学家专业指南被批准和出版，以及1995年美国法心理学期刊《心理学、公共政策与法律》（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首发。
毋庸置疑，法心理学现在比以往“更大更好”.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法心理学运动的动力已经复燃，并从那时起获得相当快的速度。[65]尽管在量的方面得到了增长，但在质的方面，法心理学运动看起来似乎与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法学运动相似。事实上，我们对于法学的主流领域的“进军”还是较少的。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心理学曾经一度缓慢地进入了案例书并成为法学院开设的课程。实际上直到1994年，法心理学才在《美国法律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66]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一些法学院甚至对社会科学家开启了更多的大门，聘他们为法学院的教员。[67]
尽管历史悠久，但是法心理学运动并未在法学中引起任何真正的波澜。事实上，是否真正产生过些许涟漪，也是值得怀疑的。对这些讽刺陈述的支持可以在不可胜数的法律判决、立法和法律政策决定中找到。实际上，我们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即在法心理学中，当法律确实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会就这些极少的事例进行庆祝。例如，在儿童发展研究这方面，对于遵循或者不遵循对司法使用的广泛研究成果，哈夫迈斯特（Hafemeister）和麦尔登[68]曾做如下总结：
社会科学的运用仍然是存在争议并且十分少见的，特别是在州法院。法院是否以及如何运用社会科学来检视最近十年来一直被要求做出决定的政策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定。结果……对于社会科学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由派”法官的实践，“自由派”法官在形成法律原则和保护被剥夺权利的群体这一司法角色上，会有更宽广的视野。[69]
除了对法律的整体影响甚小这一总体失败之外，当代许多学者在写作时针对这一领域现在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方向的缺乏——提出了许多的担忧。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70]福克斯（Fox）针对法心理学运动进行了批判。他特别提到了法心理学在促进社会变迁，以带来社会公正方面的失败。福克斯警告说：“（法心理学）没能成功挑战法律的错误假设，这抑制了能够带来变革性改变的努力，并且使继续接受不公正现象的可能性有所增加”.[71]通过这一严谨的分析，强调了心理学学者们已纷纷前来支持不公正错误意识的程度，福克斯强调我们要揭露这些错误意识并力求终结不公正。这篇文章是发人深省的，希望其将鼓舞一些人回到我们领域的最初根源上，这也反映在了萨利姆·沙赫（Saleem Shah）的言辞中，其作为法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曾说过：“对心理学和法律进程、社会进程间互动的根本挑战是：引入相关的知识与技巧，用于解读最主要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从而使社会政策与实践能够和公平、权利以及正义的内涵更加相符”.[72]
有人甚至会问，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效果如何，例如陪审团以及陪审团决定——此领域是我们法心理学中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的一个领域。[73]例如，博恩斯坦（Bornstein）分析了刊登在从创刊之初的《法律与人类行为》上的陪审团模拟研究的文章——尽管存在对其更为外在有效的方法的持续的、长期存在的需求——但是大多数研究依然是雇佣本科生，让其面对书面审判的模拟方式来进行。令人吃惊地是，博恩斯坦发现这种模拟研究不但没有变得更加切实有效，反而使整个刊物生存的可持续性，显得不切实际。[74]
法心理学领域中为数不多被广泛研究过，并且对法学产生显著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目击证人的证词。[75]此研究领域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严谨且系统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产生了聚合性的成果。另外，此领域的研究人员是针对庭审以及新近的立法与政策层面中的个案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的。
甚至在法心理学活动发生最多的临床法医心理学（clinical forensic psychology）中，考虑到所涉及的独特法学与理论视角，评论家们注意到了临床心理学家们工作的困难。[76]
四、在新千年里，迈向法心理学运动的持续壮大
对于法律——和社会——我们领域对其缺乏影响，我的近乎讽刺性评论，或许引发的最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法心理学运动对法律（以及就此而言，对心理学）的影响甚微呢？尽管现在很多大学里都开设有法心理学的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仍被视为在心理学课程范畴之外。例如，法心理学在介绍心理学的课本中仅在无关紧要处会有所提及。（对于该问题的）欠缺考虑——以及无法回答此问题，可能就会导致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那样，运动走向消亡。
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持续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在下文中提出了12个需要探讨的观点。现在我们的领域看似强大，但实在太容易有——以及太危险的——洋洋自得。通过采用这种批判视角，我希望让我们变得少些无动于衷，并且继续努力以确保法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和成长。用一种稍微不那么悲观的观点来看，为了确保历史不再重演，一种可能的办法就是我将会对我所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我需要强调的是，下文所列举和讨论的观点并不是以其重要性大小来排序的。而是我观察到的，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中必须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花易其名亦芬芳？领域的命名与释义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引起诸多困惑与关注的问题：法心理学这个领域该如何称呼。比较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叫它“法学和心理学”（“law and psychology”）——正如我在上文中所称呼的一样——或“心理学和法学”（“psychology and law”）。然而，这些称呼是存有疑问的，因为它们暗示着这个领域仅仅只是法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组合拼盘而已。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法心理学领域已发展出它自己的学科，虽然是分别从“法学”和“心理学”中借鉴了很多，以独特的方法组合这些学科的要素——并且相当地添加了（其它要素）以便组合。[77]此外，使用“法学和心理学”这一术语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此领域工作的研究学者该如何称呼。当然，诸如“法学与心理学家”（ “law and psychologists”）或者——如我羞于承认一个同事和我以前曾建议的——“心理学法学家”（“psycholegologists”）[78]都过于繁琐。并且，其它术语，如被解释并被广泛使用的“法医心理学家”（“forensic psychologist”）或“犯罪心理学家”（“criminal psychologist”），[79]这些术语是太过狭隘而不能覆盖法心理学领域的范围。
“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这一术语足以覆盖法学中适用心理学的所有领域。这一术语决不是我所创——也决不是新的。正如上文所述，布朗和伯替两人都出版过以“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此术语为题的著作。[80]同样，托克（Toch）的那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法与犯罪心理学》（Legal and criminal psychology）也使用了相同术语。[81]此外，正如之前提到的，早在70多年前，哈钦斯和斯莱辛格就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很简单，就叫“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82]
在出现一个更好的名称之前，那么，把我们领域称为“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是很贴切的。[83]较其它名称而言，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这一术语具有很多优点：第一，它足够广泛，涵盖了心理学与法学相交叉之处所有领域的内容。第二，它代表了交叉了法学和心理学这一“新”领域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比如，新领域既不是“心理学”,也不是“法学”,而是两者的结合）。第三，它没有被近期存在的习惯用法所限制。[84]第四，法心理学这一术语与用于描述心理学其它领域的术语相对应（比如，生物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等）。第五，这是所有理由中最令人信服的一个，此领域的研究学者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会被称作“法心理学家”.
对于法学和心理学（以下简称“法心理学”）是什么，阅读本篇文章的每一位读者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理由很简单：这一领域还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有意思的是，甚至该领域中为数不多的教材都没有给法心理学下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接受，至少从概念上接受，法心理学应该和法学本身的涵盖面一样宽广的话，那么有必要明确其定义，这个定义是足够广泛，能够包括法学与心理学交叉处所做研究的所有潜在领域。此外，正如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工作所证明的那样，法心理学应关注法律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除此之外，当然法律也同时受到人和社会的影响。因此，一个适当宽广——但粗糙的——定义可以描述为：
法心理学是一门关于法律对人的影响以及关于人对法律的影响的科学研究。法心理学也包括把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应用到司法制度中以及与法律相关的人身上。[85]
所有的法律在制定的时候都有一个最终目的，即规制人们的行为。心理学的当代定义显示出心理学家们本身就关注行为和心理历程。于是出现了法心理学家，对于评价法律必须预测人类行为的假设感兴趣，正如法律为了回应社会中的变革，要求在法律中做出改变的研究路径一样。
在“法心理学”领域采用统一的名称，以及统一的定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笼罩在该领域的一些困惑。尽管看似微不足道，但这小小的一步可以帮助把该领域中那些工作的人聚集到一个共同方向，无论其所关注的特殊研究主题为何。[86]
（二）、法心理学领域从事者的身份
由于在法心理学这柄大伞之下囊括的主题的潜在广泛性，所以很多从事法心理学研究或实践的学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法心理学领域下开展了相关工作。这与另一个因素有关：因为法心理学家们来自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们可能把自己定位于心理学的传统领域，而不是法心理学领域。例如，那些从事儿童与家庭研究方向的心理学家，在进行监护与探视的评估时，很有可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儿童心理学家而不是法心理学家。尽管这样的自我定位可能是恰当的，但希望心理学家们在进行属于法律范围内的工作时，至少也可以把自己当作一名“兼职”的法心理学家。通过参与法心理学家们的专业协会以及完成法心理学正在开展的研修教育，经过这样之后的法心理学家能够协助确保他们增长技能，以使他们能以有竞争力的方式从事他们的工作（参见道德标准1.04,关于心理学家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能力界定，美国心理学协会，[APA],1992）。
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现今大约拥有3000名成员，是1990年约1400名成员的两倍还多。然而，少有疑问的是，很多不属于第41学会的美国心理学协会成员进行了心理学与法学相关领域中的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法律能力的评估，监护和探视的评估，个人伤害评估）。这里有很少，甚至是没有实证数据来支持我的观点。然而，所有人需要看到我的观点是基于检视了每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提交论文的主题，需要注意到有多少论文无可争议的应被划归到法心理学之列——至少符合我所定义的法心理学，但这些论文都不属于第41学会所推荐。
为了持续地发展壮大，重要的是：法心理学领域能持续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从事本领域研究，却未把自己定位为，即便是第二专业的，法心理学家的研究学者们。所以，为了提升法心理学（的水平），强调存有把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应用到法律制度中的需求，措施必须被采取。特别是第41学会，有责任给所有处于法心理学研究与实践范围内工作的专家学者们提供帮助。
作为关于人们对法心理学界兴趣分化程度的决定性指标，只需要考虑到美国心理学协会分摊的选票即可，特别是分摊给第41学会的票数。为了决定美国心理学协会委员会代表的组成，所有的成员都有十分的评分额度以给任何学会或者给州或省级协会评分。1997年委员会代表组成的（打分）结果是，只有75个人为41学会打了十分——而大多数人只给了41学会1分或2分。分摊的结果是在全部103位委员会代表席位中，41学会只获得了1个席位。[87]
（三）、在心理学中守护我们的位置
法心理学仍是心理学这一领域中绝大多数研究学者的第二兴趣。在这个意义上，法心理学是（或者说立志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真正领域，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领域来发展。尽管这看似极其简单，其发生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心理学的入门教材中能有一章亦或一章的主要篇幅用于介绍法心理学。事实上，在心理学的入门教材中很容易找到许多章节或是章节中的重要部分介绍其它新兴的和“新近出现”的领域，例如健康心理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入门教材中包含这一领域，将会向心理学领域的所有学生“曝光”法心理学，同时所有讲授心理学导论的老师也会更加熟悉此主题。作为一个为几千名学生讲授心理学导论课程的人，我最近发现教材出版商们乐意密切关注心理学教师们的想法——特别是那些每年都能保证1000本或者2000本教材销售量的教师们。因此，心理学家们必须游说他们的教材出版商们发行包含法心理学的章节或者章节中主要部分是法心理学的入门教材。
乐观来看，在关于法心理学教育与培训的最近评论中，奥格洛夫等[88]表示，事实上，一些心理学入门教材已经涉及到法心理学了。[89]更进一步，他们注意到“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教材，[90]变态心理学教材，[91]以及心理评估教材，[92]所有的这些教材中都涉及到大量与法心理学有关的“法律”问题。除了心理学入门教材以及主流心理学教材之外，奥格洛夫等也报告称法心理学本身的教材数目有所增加。[93]这些教材能作为那些愿意将法心理学的一些内容引入到主流课程中的心理学家和法学教授们的有用（的知识）来源。
以下紧跟“教材曝光”这一思路，对于对心理学的其它特殊领域（例如，临床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感兴趣的法心理学家们来说，鼓励那些教材的出版商们发行在这些领域中包含法心理学章节或者应用法心理学的书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方法。在所有情况下，尽管对于法心理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虽然他们的研究可能述及心理学其它领域，但是法心理学是一个独特的——并且高度整合的——心理学领域。当然更长远来看，重要的是要继续强调，由于法律对社会有这样的普遍影响，对于心理学来说，对社会亦要有影响，所以心理学要对法律产生有效的影响。
（四）、注重我们学生的培训与职业选择
肯定毫无疑问，法心理学的未来，无论其拥有什么，都会属于正在训练的以及将要到来的学子们。因此，令人惊讶且不安的是，相较而言，培训和职业问题几乎得不到关注。麦尔登敦促法心理学家们“要注重‘像律师一样思考’，并且即便是不能成为法律界人士，但也要变成一位惬意的客人”.[94]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想要在法律界感到舒适，比起接受法心理学培训，特别是那种提供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系统化知识的培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很多作者已经认识到了法心理学的培训与教育的重要性。[95]
因缺乏对法心理学培训的直接关注而产生的担忧，应该在于1995年5月26日至28日在维拉诺瓦法学院召开的全国法心理学教育与培训会议后得到缓解。据悉，维拉诺瓦会议有来自法心理学各领域的近60位专家与会。本次会议的首要目的就是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法心理学培训形成一个议事日程，这与1949年召开的著名的博尔德会议类似，博尔德会议为二十世纪余下几十年的临床心理学培训作出了规划。[96]
这次会议的构成和关注点十分广泛，涉及到法心理学研究各个层次的教育与培训——本科生，研究生（包含博士与双联学位项目），实习经验，实习期设置，博士后项目以及继续教育机会。虽然本次大会的决议结论很快就会被实现——或者说对于此领域的长期影响进行评估是很快被进行——但是大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已经为《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撰稿，[97]并且转发给了美国心理学协会，考虑是否可能由其出版一本编辑形式的著作。此外，其它的一些活动，诸如用于教学的法心理学主题的一系列录像带正在制作之中。最后，会议的信息在其它会议中也有所披露。
除了维拉诺瓦会议，针对培训与职业事项，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委员会已进行了搜集整理并且分发了用于法心理学课程中的课程纲要的影印本，并且编写了用于法心理学培训项目的手册。当前的课程纲要，即第三版，包括近70种用于课程的课程纲要，其中有心理系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一些课程，以及法学院的法心理学主题的一些课程。
尽管最后法心理学教育与培训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是对于那些从事法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们的职业规划与挑战依旧无人问津。作为美国法心理协会/第41学会的培训与职业委员（APLS/Division 41 Committee on Training and Careers）的前任主席（1990-1994），我发现很多人对法心理学感兴趣，但却不知道何种工作适合他们，从他们在寻找相关信息这一现象中，我以同样的方法发现了很多问题。正如预料，虽然另外的一些人拥有心理学或法学的博士学位，并且有兴趣在此领域中有所建树，但是绝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于那些刚刚想在法心理学领域有所发展的本科生们。考虑到这些部分的需求，委员会近期为意欲从事法心理学领域工作的学生编撰了一本信息手册。[98]培养法心理学专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协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保持法心理学持续活力是很重要的，在未来，相当多的额外关注需要投入到此领域。
（五）、法心理学家必须了解和熟悉法学
很多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缺乏法学的精细知识。人们曾讨论过法心理学家是否需要接受正规的法学训练。[99]这个讨论在涉及双联学位项目时达到了“沸点”.反对双联学位训练的观点强调此种训练的成本以及这一事实，即绝大多数从事法心理学工作的研究者都会只涉足一个或者两个法学研究领域。与此相反，赞成双联学位的人们则主张：即使所有的法心理学家并不要求有法学的正规训练，但是接受法学和心理学正规训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100]在这些优势中最重要的是：拥有法学学位的心理学家能够有对法学的精细理解。事实上，很多拥有少许法学能力的心理学家“跳槽到”法心理学进行研究，只会生产出有效性受到怀疑的研究成果。[101]
虽然对每一个法心理学家来说，都要参加法学拓展训练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是对在法心理学领域中工作的心理学家们来说，对属于自身研究领域的相关法学知识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如果法心理学研究缺乏外部有效性和普遍性，那么法心理学研究就不能在评估和变更法律方面起到有效的催化作用。很多年前，康内尼（Konecni）和埃贝松（Ebbeson）在模拟陪审团研究的外部有效性的评论中就指出了这一点，写到：“应用学科的研究必须关注外部有效性和非常高程度的普遍性……令人吃惊地是，尽管法心理学有明显的应用性质并且‘烘干了的’外部有效性观念已经被接受，但是在法心理学范围内绝大多数研究中，通常都忽视了外部有效性”.[102]因此，对法学的鉴赏力以及司法实践会给法心理学家们提供一种检验自身或者他人研究是否有外部有效性的能力。
对法学要有广泛且深刻的理解与鉴别力的第二个原因是：给予个人以有机会识别有趣的法学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法心理学研究是重要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展开讨论）。
要求法心理学家要掌握法学知识——尤其是与他们自身研究领域相关的法学知识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一要求是合乎道德伦理的。《心理学家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美国心理学协会，1992）中的道德标准1.04（能力界定）表明“心理学家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提供服务，进行教学和开展研究，这些工作都必须以他们自身的教育、培训、被指导的经历，或者合适的职业经历为基础。”作为法心理学家为了能“胜任”工作，那么他就需要法学的一些专业知识。
（六）、法心理学研究必须打好理论基础
正如一些法心理学的研究会因缺乏法学深度而被批判一样，那么，尤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缺少理论基础也会被批判。对于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既然是这样，对于法心理学来说——为了知识的发展进步，我们必须知悉“为什么”一些现象在法律中会存在。因此，仅仅知道何种类型的审前公开能够影响陪审团是不够的，例如，（还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及媒体是怎样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只有当我们发展出并能够提供经得起检验因果解释的理论后，我们才能开始全面理解这些现象。此外，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现象的起因，我们才能开始认识到在必要时法律如何修订，以便能更好地反映人类行为的现实。不幸的是，除少数的例外，[103]被法心理学家们所完成或者被持续进行的绝大多数研究，只提供了在法律中发生了“什么”的描述，而没有提供现象为什么或者怎样存在的解释。
针对法心理学家们没能成功地使用或发展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他们在法律制度中的研究现象这一问题，斯莫尔（Small）对于其程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为了进行这一分析，他考查了自1986到1991年间的《法律与人类行为》共28期的研究论文。他选择这一期刊，因为其是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的官方期刊，所发表的都是法心理学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里共有150篇文章，有105篇是讲述有关实验的。斯莫尔将这105篇文章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第一阶段）包括“研究者仅仅尝试定义或描述一个特殊现象……通常是法学对人类行为做出的一些假设”.[104]第二阶段的文章中，“研究者构建一些描述性的理论来解释他们能观察到的行为”.[105]最后，他将第三阶段界定为展示“解释性说明……以详细说明通用理论，以独立于该领域的特定机制”.[106]在理论上，斯莫尔的第一阶段的文章，我能称其为“非理论性的”,第二阶段的文章是“部分理论性的”,而第三阶段则是反映了理论的描述文章（例如，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令人震惊的是在这105篇文章中，96篇文章是描述性的（非理论性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105篇中的9篇）是部分理论性的，形成了描述性理论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没有文章能被归到第三阶段。
毫无疑问，法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法律以及法律关于人类行为假设有效性的大量信息。但是，未来的研究学者们应能做得更好，以超越仅仅描述了法律以及仅仅检验了法律的假设。我们只有通过把心理学理论应用到法律中，试图解释法律与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才能促进切实有效的司法改革，并最终对法律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述，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维纳（Wiener）和他的同事们发展出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分析法学”（social analytic jurisprudence“）的模型。[107]这一模型将实证心理学调查与传统的法律分析相结合，这一模型建立在关于心理学角色的三个假设之上，以用来协助公共政策的形成发展。首先，该模型假设作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学的应用，能帮助研究法律问题，并给法庭和判决者提供有用信息。第二，在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时，法心理学家应只能参与法律问题的讨论。最后，紧接着前两个假设，该模型认为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的心理学家的适当角色是顾问，而不是倡导者。尽管维纳和其同事们的研究分析是针对性骚扰开展的，但这个模型可以轻易应用到法心理学领域的很多其它领域中。虽然对研究工作的检讨是超越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我在此提到的这个模型，作为我们工作以后应努力的方向，给出了一个范例。
（七）、需要保持学科和实践中的客观性
除了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确保发展心理学理论外，我们需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在我们学科和实践中的客观性。正如维纳和赫特（Hurt）所强调的那样，”相较于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发现而言，法庭和立法机关更不倾向于听从社会科学家们的价值观念。只有当心理学能够提供实证有效以及可靠的研究发现时，才能让法庭不将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场域中的论证拒之门外“.[108]我不确定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是否比在心理学中的其它领域更容易采用教条的立场，但事实是，在此领域中的研究和实践的许多子领域中，无论是对于暴力风险评估的工具选择，记忆恢复的争论，还是更为世俗的事务——我们存在重要的分歧。尽管对数据解释有合理理论的差异和分歧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教条地违反科学基本准则并不会有助于我们法心理学领域的发展。
除了在我们研究中[109]的教条主义之外，作为对临床法医心理学家作证的那些人的一个常见批评是：他们的观点能被买到。尽管是否存在出卖专家意见的事实发生以及此类事件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可争议的，但事实是我们会看到它是以一种形式或者另一种形式存在，存在对于法医心理学家们的过度压力——特别是对那些进行私人执业的心理学家——为了保留住他们的服务项目，要符合他们所在方的观点。当然，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理所当然此类行为损害了我们的职业以及在法庭上的可信度。
（八）、法心理学领域需要扩展以涵盖法学的其它领域
尽管有反复的警告，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法心理学所涵盖的主题依然狭窄模糊。讽刺的是，就已做的研究和著作的相关描述而言，前文中很显著地提到了本世纪早期所做的研究，其显示出了比现今普遍所做的更为多元化。最近，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官方刊物《法律与人类行为》的两位编辑与另外一些学者一起对收到的待发表文章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110]景广（Kagehiro）和劳费尔（Laufer）在他们的《心理学与法学手册》（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Law）[111]的序言中，对1966至1990（可搜集的）年间在最优秀的法心理学期刊中已发表文章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不断地提到上文述及的担忧，但是绝大多数的已发表文章主题还是囿于：刑法和刑事程序，对证据的关注，陪审团问题和精神健康法律主题。
除了景广和劳费尔的研究外，[112]斯莫尔也分析了在1986年到1991年间发表在《法律与人类行为》的文章的研究领域。[113]正如斯莫尔的研究结果所证实的一样，尽管再三地提倡”拓宽学科范围“,[114]法心理学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依旧停留在陪审团裁决和目击证人的证词这两方面。维纳、沃茨（Watts）和斯托利（Stolle）从七份刊载经验心理学和法律实证研究的期刊中作了不同的分析，也发现：”陪审团裁决和目击证人的证词是最常见的法学研究主题“,[115]占了总体研究文章的60%.此外，”刑法主题的研究（67%）较民法方面的（45%）更为频繁“.[116]
为了心理学能对法学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法心理学家必须持续扩展自己在法学中的研究关注点。对于法心理学家来说，可用的研究范围真的是无限。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每一项法律都是以规范或控制人类行为为目的，那么每一项法律都为心理学研究做好了准备。[117]或许，因为现在有更多的心理学家有较广泛的法学知识，并且其中的一些还接受过正规的法学训练，我们期望法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法律的广阔性。法心理学领域的此类运动又会帮助确保法心理学的持续成功。
（九）、研究无地域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很有兴趣关注法心理学领域中怎么会有这样多（研究领域）狭隘的文章。[118]我认为这样的情况，部分是此事实的作用才形成的：我们领域的研究工作本质上必须与法律相关联——并且法律又随着司法管辖权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如此，仅仅只需关注到我们的法律制度已阻碍了法心理学学科的开放性，要不然我们本可以用各种方法研究全世界不同司法管辖权的各种法律问题。此外，我们领域中的比较研究，能帮助决定我们所认同的一些心理学原理的正确性。事实上，尽管法律可以随着司法管辖权而变化，但是很多人类行为与心理历程的许多原理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1999年夏，欧洲法心理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y and Law）（EAPL）与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第一次联合会议召开。尤其是有全球560多名会议注册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的最大成功之处也许就在于增进会议注册者意识到了在全世界中有不同的法律制度，以及形成了法心理学运动的国际化。近来，欧洲法心理学协会和美国法心理学协会商定在2003年召开另一次联合会议。这一次，其它一些国家组织的法心理学家们将会被邀请与会，以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会议。
（十）、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中心主义
在奥格洛夫所著最近的一个章节[119]中，指出过：长久以来我们都忽视我们研究现象中的性别、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性别角色等问题。无需多言，注意到被忽视的或者被盲目忽略的这些不同是值得的。在别处我曾写到：
在对种群的选择以及我们考虑问题上如此显而易见的疏忽是令人羞愧的。而且，即使有明显的例外存在，法心理学领域在吸引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方面确实存在困难。在我任职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期间，曾对增加协会核心团体以及组织领导成员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的成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少数族裔，并且女性成员在协会和执行委员会中都不足。[120]
正如上文引用所指出，我们研究的现象中要考虑到性别、民族、文化方面的差异外，多元化群体成员的广泛代表也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作为法心理学家工作，而且是要在我们社会中担任领导角色。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曾说过在我们寻求很多的团体成员代表时，似乎通常是减少白人男性服务于委员会或者在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选择的要求来进行。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必须承受过多压力的原因，同样也是要对进入新领域保持缄默的原因。无论我们看到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随着时间的过去这样的事情仅仅须被修正。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现状是持续的尴尬，特别是在法医群体中，我们见到了巨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北美地区（女性犯罪除外）。
最后，考虑到相较于我们生活中的主流群体，临床法医心理学家的群体是典型的更为多元化（至少在种族和文化上如此），也有必要指出法医心理学家们对由这些多元化而产生的问题很敏感。在基本层次上，我们有义务确保我们的方法和实践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所涉及的群体是适用并且有效的。
（十一）、我们必须确保法心理学领域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经费
口头上支持法心理学家们在广阔的法学领域和所有可能问题范围内开展研究是很容易的。实际上获得必要的经费开展研究被认为更为困难。对于所做的研究工作既不符合传统心理学亦不符合法学学术范围内的法心理学领域来说，这可能特别现实。从传统心理学基金会获得研究经费的支持是很困难的，这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法学研究者的经验。同样地，提供法学研究的基金会也很不情愿资助社会科学研究。
尽管当研究学者们在寻求法心理学研究的资金支持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一些基金会为法律与社会科学、精神健康法律以及相关领域设置了特别项目（例如，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而且，考虑到法心理学中的一些课题的及时性和重要性，一些特殊的资助项目被用以支持在这些领域中的深入研究（例如，青少年犯罪，虐待儿童，家庭暴力）。例如，约翰 D.（John D.）和凯瑟琳 T. 麦克阿瑟（Catherine T. MacArthur）基金会已经提供资金给精神健康与法律的大规模研究网络。[121]在过去的10年里，该研究网络已经对法律能力、法律强制和风险评估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此外，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已经宣布了一个拨款计划，其把暴力防治领域设置为资助的目标领域。
尽管从传统的资金渠道获得资金很困难是真的，然而很多法心理学家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政府机构的应用研究合同以及找到了其他有意资助法学应用研究的组织。当然资助肯定有其限制，特别是关于研究者可能研究主题的限制。然而，对那些可获得资助的研究领域来说，应用研究的合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不仅是对于开展研究，而且也确保了研究成果将被政策制定者所看到并对其感兴趣。实际上很有可能的是，订立研究合同的一方有兴趣获得研究结果用于评价一些法律或与法律相关的项目。合同研究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一般这样的合同会规定合同的研究成果（例如，研究发现和研究报告）归资助研究方所有。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重要的是其在有些时候会限制研究者发表或分享发现的能力。只要可能，研究者可谈判以谋求此类条款被移除，因为它们会在一个特定领域中严重制约知识的发展。
（十二）、需要增加法心理学中进行研究工作的人们的沟通与支持
由于现在的法心理学运动相对较新——并且身份低微，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不止有一位法心理学家在工作。学术界中，任何特定的院系中有一位以上的人员从事法心理学研究工作是很少见的。进一步讲，心理学系、法学院或其它院系会主动招聘法心理学家是概率极小的事件。只存有少数几个双联学位项目，大约只有14个提供了专门的法心理学研究生培训项目。[122]因此，除非是从事于此类项目的，否则很难见到一群人一起从事法心理学研究。结果法心理学家们经常发现他们在院系中属于填充作用，使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从事法心理学研究。比如，一位法心理学家可能被当作社会心理学家被聘任，他必须讲授社会心理学课程并指导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同样，处于临床心理学系的法心理学家通常必须讲授临床心理学课程，并指导临床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开展研究和临床工作。
因此法心理学家们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中相对独立，合作机会和观点分享可能通过专业协会来促进。当然，诸如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和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的双年会等专业会议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有效的机会，以用来获得学习另外一个人的研究成果，并花时间了解其他人。在拥有信息高速公路和万维网的今天，讨论帖与在线服务能够并且已促进了这一过程。尽管如此，如果有可能，在有一大批法心理学学者的一些机构中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教授/学者席位，那么对该领域来说将是不无裨益的。因此（通过此种形式），正在形成法心理学研究兴趣的学者们能结交该领域已有所建树的前辈们。只有不断的对话、交流和共享，才能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主题，并促进其持续发展。
五、需要增加法心理学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法学使用心理学就像是醉汉需要灯杆——需要支撑多于照明。[123]
几乎毋庸置疑，对于法心理学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律师、法官和政策制定者们，很典型是没有接纳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当这些成果对于法律假设来说至关重要时，除非研究成果支持他们的特别观点或立场。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早在90年前闵斯特伯格就准确地表明了相同的关注：尽管很多领域接受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是法律人始终是固执己见的。律师、法官以及陪审团成员确信他们不需要实验心理学家。他们不愿意看到，在这个领域中应用实验心理学明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继续思考他们的法学天赋和他们的常识，其给予了他们所需的一切，甚至更多“.[124]
法律并不总是在案件和立法中使用相关的心理学研究，这包含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律师、法官和其他法律决策者可能有意识到这些研究的存在。第二，假设他们意识到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可能选择不依赖它们。当选择不依赖这些研究成果时，他们或者可能是质疑其有效性，或者他们决定将要继续故意地对这些研究漠不关心。因此，对于心理学来说，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法律，我们必须确保与法律相关的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能找到途径以到达法律人的手中，并且确保我们生产的这些研究成果是有效且高品质的。当然，法律界人士仍然可能无视研究成果，但是能挑战法律或者法律假设有效性的有效研究成果的持续发展将很难被长久地忽略。除了重申法心理学研究必须对法律的有效有外部有效性之外，讨论研究的方法并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何能最好地确保使相关心理学研究，以延伸到在法律制度中的那些研究呢？
麦尔登提供了社会科学如何影响法律制度以及如何最好地”推销心理学“的十分有用的讨论，[125]读者可以从麦尔登[126]所提及的讨论中了解到更多关于社会科学如何走向法律制度路径的知识。只要说律师、法官和司法界的其他人没有阅读心理学期刊就够了——在我的经历中，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如何找到这些期刊，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例如，关于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和缓刑监督官的一项调查中，格瑞松和麦尔登发现，他们更多的去阅读《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而不是主要的法律评论，并且他们不太可能阅读心理学的专业期刊。[127]考虑到这些法律界人士不太可能去阅读社会科学家和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可能发表的文章，我将检讨麦尔登关于如何推销心理学的建议。首先，重要的是把相关心理学研究成果报告送到对那些法律界人士来说有获取来源的地方。这些来源包括权威的法律评论，法律从业者期刊，以及大众传媒。此外，互联网正在变成传递信息的大众媒介。
除了在法律界人士可获取的来源内发布研究外，心理学家们在使用非正式的网络传递信息方面做得很不错。这些网络能是非正式的或者是正式的。非正式的网络包括和心理学家们结交的法律界人士讨论相关的心理学成果。正式的网络包括与对某一特别法心理学主题感兴趣的法律人们所组成的专业组织。当然也包括一些相关的公益团体。
麦尔登提出的最后一点是：试图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法律制度中寻找出路的心理学家，必须愿意依据法律人自己的术语和法律专业人士接触。正如前文所述，这要求心理学家们将他们的研究放入到法律术语中，并且确保研究的法律相关性与有效性。[128]
最后，除了上文把研究生培养当成法心理学家所关心之事外，投入相当大地精力去进行法心理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并且在法学院中开设涵盖法心理学主题的相关课程，是明智的做法。很多选修了法心理学课程的本科生对申请法学院感兴趣——并且最后会有很多人将进入法学院。当然，那些已经在法学院就读的学生很可能变成法律人。因此，向未来的法律人展示法心理学研究和实践，可以帮助确保他们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他们找到进入法律制度的道路。
六、结论
尽管法心理学运动在20世纪里的两次变动中经历了相当大的成功，为了确保运动不会衰退，上文中提出的担心必须被解决——就如在20世纪前30年那样，在法心理领域工作的我们必须对，确切的说，”法学和心理学“或者”法心理学“是什么，达成共识。此领域中的研究学者们还应努力发展此领域，并且应该帮助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其他人获得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在法律制度中有潜在影响。
除了在心理学家中”提升“法心理学领域外，我们还必须努力确保研究工作的法律相关性和有效性。虽然是为了对法律带来有意义的变革以及在心理学中增加我们对一些现象的理解，但是心理学家必须将他们的工作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其中就包括理论的概念化，这样能有助于解释如因果关系这样的事项。
对于心理学来说，对法律制度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很重要的是法心理学家要探索可能发现横跨广阔法学的丰富问题。从法律本身来定位法心理学问题，而不仅仅把其当作是心理学现存领域的延伸，只有这样，法心理学家才能够协助把他们与法律制度相关的研究工作的机会最大化，并可能对法律制度有一些影响。
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法心理学家们需要增加对他们研究工作的资金来源的关注，推动合作以及发展那些分享其兴趣的同仁的专业网络。最后，如果研究出来的成果被法律界人士所承认，并且被用于影响法律的发展的话，法心理学领域将能维持其自身的发展，比起只能是一些模糊信息的组合，被挡在法律制度之外并且脱节，法心理学领域将保留得多一些。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法学作出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的实证或者反驳，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社会正义的原因。
致谢
本文是作者出任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
本版本与正式刊发版的格式约有不同。
作者：詹姆斯 R.P. 奥格洛夫 邓云成 汪若男
【作者简介】
詹姆斯 R.P. 奥格洛夫（James R. P. Ogloff），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法医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邓云成，男，1986年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心理学、海洋法；电子邮箱： dengyuncheng2006@gmail.com.
汪若男，女， 1988年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法心理学、海商法；电子邮箱：wangruonan33@163.com.
本文原文发表于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4 No. 4 （August 2000） pp. 457-483,经作者同意，本文译者首次将论文翻译成中文。
本文获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支持（项目号：Z-190-002）。
【注释】
[1] 目前指即本文发表的时间。——译者注
[2]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219.
[3] 另可译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译者注
[4]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5] Munsterberg, H. （1908）。On the witness stand: Essays on psychology and crime. New York: Double- day.
[6]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169.
[7] 鉴于篇幅限制，我不便详述在法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在文章中我采用了一个绝对的批判视角，但我绝对感激在法心理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其它很多文章中已得到了印证（See, e.g., Brigham, J. （1999）。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Grisso, T. （1991）。 A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213-231; Melton, G. B. （1990）。 Realism in psychology and humanism in law: Psycholegal studies at Nebraska. Nebraska Law Review, 69, 251-277; Ogloff, J. R. P. （Ed.）。 （1992）。 Law and psychology: The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Roesch, R., Hart, S. D., & Ogloff, J. R. P. （1999）。 Psychology and law: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8] 关于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的具体情况，参见：托马斯·格瑞松著：《美国法心理学协会发展史》，邓云成、韩旭 译，《边缘法学论坛》2012年第1期。 ——译者注
[9] See generally Fulero, S. （1999）。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Ed.），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ume 4 （pp. 109-1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Grisso, T. （1991）。 A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213-231; Monahan, J., & Loftus, E. F. （1982）。 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441-475; Tapp, J. L. （1976）。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7, 359-404.
[10] Melton, G. B. （1990）。 Realism in psychology and humanism in law: Psycholegal studies at Nebraska. Nebraska Law Review, 69, 251-277.
[11] Fulero, S. （1999）。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Ed.），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ume 4 （pp. 109-1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12] 尽管不能确定律师成员的具体数目，但是律师是不能成为美国心理学协会成员的。就其本身而论，美国法心理学协会（而不是第41学会的成员）整体成员都是律师成员。在1999年8月时，全部才有175名成员。所以，即时所有成员都是律师（这是他们最不敢确定的），其所占比例也不足7%.
[13] E.g. Loh, W. D. （1981）。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o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 314-355; Melton, G. B. （Ed.）。 （1987）。 Reforming the law: Impact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Ogloff, J. R. P. （1990）。 Law and psychology in Canada: The need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Canadian Psychology, 31, 61-73; Ogloff, J. R. P. （Ed.）。 （1992）。 Law and psychology: The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Small, M. A. （1993）。 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675-713; Tapp, J. L. （1976）。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7, 359-404; Wiener, R. L. （1993）。 Social analytic jurisprudence and tort law: Social cognition goes to court.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503-551.
[14] 这里的至今，即本文发表的时间。——译者注
[15] 虽鉴于篇幅限制，但仍需强调的是，呈现的历史回顾决不是详尽的。实际上是我继续查找到了溯及至20世纪早期，有关心理学家对法律有研究兴趣的文章和资料。更多的文献，参见Brigham, J. （1999）。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Fulero, S. （1999）。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Ed.），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ume 4 （pp. 109-1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Monahan, J., & Loftus, E. F. （1982）。 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441-475; Tapp, J. L. （1976）。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7, 359-404; Toch, H. （1961）。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6] Holmes, O. W. （1881）。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 中译本参考：【美】霍姆斯：《普通法》，冉昊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7]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Stevens, R. （1983）。 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90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在本文前言中很多观点来自于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我受惠于Alan Tomkins 和Donald Bersoff对法心理学发展的深刻见解。
[18] Friedman, L. M. （1985）。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n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urcell, E. A., Jr. （1973）。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 White, G. E. （1976）。 The American judicial tradition: Profiles of leading American jud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 p. 252.
[20] Holmes, O. W. （1897）。 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10, 469. （中译本可参考：霍姆斯著：《法律的道路》，张千帆 杨春福、黄彬 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卷，第14页。——译者注）
[21]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Holmes, O. W. （1881）。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2] Purcell, E. A., Jr. （1973）。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Schlegel, J. H. （1979）。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Yale experience. Buffalo Law Review, 28, 459-586; Schlegel, J. H. （1980）。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The singular case of Underhill Moore. Buffalo Law Review, 29, 195-323; Tomkins, A. J., & Oursland, K. （1991）。 Soci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A historical view and an overview.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101-120; Twining, W. （1973）。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hite, G. E. （1972）。 From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to realism: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Virginia Law Review, 58, 999-1028.
[23] Kalman, L. （1986）。 Legal realism at Yale, 1927-196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chlegel, J. H. （1979）。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Yale experience. Buffalo Law Review, 28, 459-586; Schlegel, J. H. （1980）。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The singular case of Underhill Moore. Buffalo Law Review, 29, 195-323; Twining, W. （1973）。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Twining, W. （1985）。 Talk about re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 32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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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oh, W. D. （1981）。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o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 31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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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igmore, J. H. （1909）。 Professor Munsterberg and the psychology of testimony: Being a report of the case of Cokestone v. Munsterberg. Illinois Law Review, 3, 399-455.
[30] See also Moore, C. （1907）。 Yellow psychology. Law Notes, 11, 125-127.
[31]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32] See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33]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34] Wigmore, J. H. （1909）。 Professor Munsterberg and the psychology of testimony: Being a report of the case of Cokestone v. Munsterberg. Illinois Law Review, 3, 399-455.
[35] Munsterberg, H. （1908）。 On the witness stand: Essays on psychology and crime. New York: Double- day.
[36]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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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oring, E. G. （1950）。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39] Cattell J. M. （1895）。 Measurements of the accuracy of recollection. Science, 2, p.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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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urtt, H. E. （1925）。 Measurement of confusion between similar trade names. Illinois Law Review, 19, 320-342; Burtt, H. E. （1931）。 Legal psychology. New York: Prentice-Hall.（此书有中译本：【美】伯特：《法律心理学》，王书林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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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urtt, H. E. （1925）。 Measurement of confusion between similar trade names. Illinois Law Review, 19, 320-342.
[44] Hutchins, R. M., & Slesinger, D. （1928）。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aw of evidence—Memory. Harvard Law Review, 41, 860-871; Hutchins, R. M., & Slesinger, D. （1929）。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aw of evidence—Consciousness of guil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7, 72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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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cCarty, D. G. （1929）。 Psychology for the lawyer. New York: Prentice-Hall.
[49] Burtt, H. E. （1931）。 Legal psychology. New York: Prentice-Hall.（已有中译本，但译为《法律心理学》，笔者这里译为《法心理学》。——译者注）
[50]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51]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 xiv.
[52] Cairns, H. （193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53] Kalman, L. （1986）。 Legal realism at Yale, 1927-196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oh, W. D. （1981）。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o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 314-355; Schlegel, J. H. （1979）。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Yale experience. Buffalo Law Review, 28, 459-586; Schlegel, J. H. （1980）。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The singular case of Underhill Moore. Buffalo Law Review, 29, 195-323; Stevens, R. （1983）。 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90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54] Melton, G. B., Monahan, J., & Saks, M. J. （1987）。 Psychologists as law professo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502-509.
[55] 在现在的运动中的一个是“法与经济学”.虽然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但其方法论和研究领域与心理学完全不同，所以在此不作辩论和讨论，有趣的是在65年前，当凯恩斯检讨了社会科学与法律时，很明显法与经济学运动发展远缓慢于我们的法心理学领域。但现在不用怀疑地是，法与经济学运动比起法心理学来说，对于法律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
[56] Boring, E. G. （1950）。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57] Friedman, L. M. （1985）。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n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urcell, E. A., Jr. （1973）。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White, G. E. （1976）。 The American judicial tradition: Profiles of leading American jud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8] Purcell, E. A., Jr. （1973）。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59] Tapp, J. L. （1976）。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7, 359-404.
[60] Brigham, J. （1999）。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Fulero, S. （1999）。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Ed.），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ume 4 （pp. 109-1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Grisso, T. （1991）。 A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213-231; Monahan, J., & Loftus, E. F. （1982）。 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441-475;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Tapp, J. L. （1976）。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7, 359-404.
[61] 在本文发表之际，2000年美国法心理学协会双年会议在新奥尔良召开，640名（会议）注册者，有近400篇文章展示，还有研讨会以及海报展示。
[62] 据期刊现任编辑Richard Wiener博士透露，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的商务会议于2000年3月在新奥尔良的双年会议中召开。
[63] Brigham, J. （1999）。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64]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裁决。它对黑人和白人是否能够一起或分开接受教育的问题作出了最终裁决，推翻了1896年普莱西诉佛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的裁定所确定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原则。“布朗案”的最终裁决标志着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对于此案的判决让美国人民对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美国法律产生了新的希望和对联邦最高法院及美国法律的尊重。——译者注（也可参见：[美]保罗·卡恩：著《欧文·费斯：法律界的英雄主义》，邓云成、潘修文 译，《东吴法学》第24卷，第118页。）
[65]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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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Hafemeister, T., & Melton, G. B. （1987）。 The impac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judiciary. In G. B. Melton （Ed.）， Reforming the law: Impact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p.55.
[69]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他们的工作距今已经有十多年，心理学家在儿童与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还是有一些建树的。或许最好的例证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对Maryland v. Craig, 110 S. Ct. 3157 （1990） 的判决。在该案中，法庭支持了一项马里兰州的立法，当被告在场，儿童可能承受的巨大的情感伤害时，其允许单项封闭电路的电视机来呈现儿童证人的证词使用。法院的判决能紧密地追溯到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提供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摘编中提到的一个案件。
[70] Fox, D. R. （1999）。 Psycholegal scholarship's contribution to false consciousness about injustic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9-30.
[71] Fox, D. R. （1999）。 Psycholegal scholarship's contribution to false consciousness about injustic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11-12.
[72] Shah, S. （1978）。 Dangerousness: A paradigm for exploring some issues in law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p.236. Shah是引用了Felix Frankfurter法官在Solesbee v. Blackcom, 399 U.S. 9, 16（1950）案中的反对意见，在其中Felix Frankfurter法官讨论了“正当程序”的概念。
[73] Bornstein, B. H. （1999）。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jury simulations: Is the jury still ou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75-91; Diamond, S. S. （1997）。 Illuminations and shadows from jury simulat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1, 561-572.
[74] Bornstein, B. H. （1999）。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jury simulations: Is the jury still ou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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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Small, M. A. （1993）。 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675-713.
[78] Tomkins, A. J., & Ogloff, J. R. P. （1990）。 Training and career options in psychology and law.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2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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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Toch, H. （1961）。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82] Hutchins, R. M., & Slesinger, D. （1929）。 Leg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36, 13-26.
[83] 在和BruceD.Sales讨论这一术语时，他准确地指出这个术语可能会限制提供开设心理学-法学双联学位的项目（例如法律博士/哲学博士）。实际上，对于拥有法学和心理学双学位的人们来说，比起把他们当作是专攻法学研究的心理学家，他们可能想要有更恰当地认可，因而他们便有了此两领域的正规训练。
[84] 仅仅想强调地是关于该领域及其工作的命名问题讨论的深度，参见Brigham, J. （1999）。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85] Small提出过一个稍微不同的定义，即法心理学是“与法律及法律制度相关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Small, M. A. （1993）。 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p.687）。尽管这一定义是有用的，但是它可能有不必要地限制，把法心理学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人类行为”上，而没有关注到法律对行为以及心理过程的影响。相似地，法心理学可能延伸到人类行为这一现实理论之外。事实上，在他对这一定义的解释中，Small也谈及心理历程。
[86] 关于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的中文名称，也是一团混乱，并没有固定的用法，但是很明显，来自心理学界和法学界对于此领域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译者注
[87] 自1998年至今，第41学会现在拥有2个委员席位。
[88]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199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89] See e. g., Lahey, B. B. （1992）。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4th ed.）。 Dubuque, IA: Wm. C. Brown; Smith, R. E. （1993）。 Psychology. St. Paul, M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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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教学纲要汇编以及职业手册可以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网站上找到，网址为www.unl.edu/a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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