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 陈璐:略论司法公信力的历史沿革与实现途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3-12-28 16: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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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 (进入专栏)   陈璐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权力实施过程及效果的信任与尊重。司法公信的品格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奴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昙花一现以及近代人民司法经验的摸索实践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被最终确立,体现为广大民众拥有对司法的“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来实现,实现这“三种信任”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规范司法行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主要是对审判、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司法行为的规范。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历史;司法行为;规范

    

   司法的品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具有公信力是司法品质的当然价值内涵。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权力实施过程及效果的信任与尊重,任何国家的司法公信力都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价值内涵与实现途径。在中华民族多舛的历史命运中,司法实践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奴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昙花一现以及近代人民司法经验的摸索实践之后,在现代法治国的语境下得以逐渐树立起公信的品质,这种公信力不再是封建礼教下的愚民教化与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而是在依法治国的宪政原则下,在民众心中形成的有关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审判权的内心确信,是维系国家法治承诺与民众法治信心的重要途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信力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而这些新内容必须通过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这一载体来实现,因此规范司法行为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本文在对中国司法公信力的衍生与发展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司法公信力的具体途径,这不仅是国家司法改革的实践要求,也是辩证逻辑方法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

    

   一、司法公信力的历史沿革

   对司法公信力的历史考察是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司法状况进行梳理、比较,我们可以在司法制度的沿革中窥见司法公信力从无到有的过程。

   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起源于春秋初叶,盛于战国时期,自汉独尊儒术以来,法治主义陵夷衰微,所谓的朝堂威武不过是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手段,司法公信维系于“知县青天”一人的廉正,毫无制度保证。至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呈现出“外部列强干涉、内部朝堂革新”的局面,在清廷腐败无能、西方攫取在华司法特权的艰难处境中,“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为要图”。[1]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律大臣迫于内外压力遂开始改革司法,拟定了《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庭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等司法性法规草案,[2]力主采用四级三审制以及独立的检察审判制度,对各级审判厅的管辖、回避、预审、公判执行、诉讼程序以及检察厅的设置作了具体规定。然而这种效仿西方法制的制度改革在清廷礼教派与西方列强的双重蹂躏下不能不流于形式,司法独立与公信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宣示,但是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由封建司法向近代司法的转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央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中央裁判所官职令草案》、《法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法官考试令》、《律师法草案》等司法性文件,实行审判独立、检审分离以及辩护等现代司法制度,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从而真正开启了近代司法民主与公信的序幕,普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意识开始觉醒。[3]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极短,其司法系统没有得以建立就被北京政府所代替,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很快被军阀独裁统治扼杀在摇篮中。在频繁的军阀征战中,中国的司法状况混乱不堪,军法审判在司法审判中占据重要地位,普通刑民审判只是军法审判的补充,政府如走马灯似的更迭更使司法公信没有任何的社会基础保障。

   大革命时期,北京政府的司法体制基本上形同虚设,由于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村的司法状况就不得不提及。以湖南为例,“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处理。”[4]由此可见,彼时的基层司法官员往往是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司法主体、制度、组织距离现代意义的司法体制相去甚远,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封建司法自此完全瓦解,由此为开端,中国的近代司法制度开始在农村生根发芽,并迅速扩张。自1927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民主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本地情况建立起了各自的司法体制,革命党司法机关也随之创立起来。[5]红色政权下的司法体制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制,司法人员多是来自于基层的工农群众,不具有职业化特征,审判往往与肃反、惩治反革命等政治性词汇等同,散发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在这段时期,司法审判与检察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树立革命政权的公信力,其所实行的人民陪审、公开审判以及巡回审判都带有革命司法的印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司法体制对于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壮大农村革命政权具有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工农民主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继续在边区推进司法制度的摸索建设。[6]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背景,虽然边区的最高司法机关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最高法院下属的省级司法机构,但边区的司法机关实际上自成体系,依照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政策、法令审理案件,因此此时的司法表现出城市与边区管辖不一的状况。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的城市地区,司法呈现出浓厚的封建残余与官僚专制色彩,其本质是保护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众苦不堪言,司法公正自无从体现;而在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司法制度的构建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边区司法机关从组织到职能运作都能体现民意,切实保障抗日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区社会秩序。具体表现为独立审判意识初步确立,在司法审判上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就地审判、巡回审判、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等便捷高效的审判模式,最杰出的经验结晶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深入农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摈弃主观主义;二是全面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紧密配合;三是方便群众,审判不拘形式;四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依法办事。[7]这种审判方式深受群众欢迎,在群众中建立了极大的公信力。

   解放战争初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各解放区逐渐扩大、接连,大解放区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并在摧毁旧司法机关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大解放区人民司法机关,司法制度的建设成效显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信任。如在农村基层设立人民法庭,专门处理土地改革中的案件,为解放农村生产力,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残余提供了法律制裁途径;设立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审判战犯以及汉奸卖国贼,以弘扬民族正气,肃清敌伪势力残余;建立各级政府裁判研究委员会,讨论司法机关审理的死刑和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以及涉及政策原则、需要慎重决定或请示的民事案件。这些举措都大得民心,从而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制度经验与民心积累。此外,这一时期的纲领性文件也对司法原则作了规定,例如陕甘宁边区制定的《宪法原则》规定:“除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有逮捕审讯的行为。人民有不论用何种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司法机关对法律负责,进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地方行政的干涉。”[8]虽然这些司法实践体现了革命战争时期司法附属于、服务于政权建设的鲜明特色,但是其中蕴藏的精神与价值都是现代司法公信力的初步经验,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司法制度继承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在领导司法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实行人民司法。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董必武同志说,“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9]在人民司法原则的指导下,这一时期法制建设成果令人欣喜,司法机构建制已初具规模,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并相继颁布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司法性文件,司法的公信程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在人民心目中迅速扎根。应当指出,该时期的司法工作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紧密结合的。“政法工作是什么?政法工作就是直接的、明显的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换句话说,就是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而斗争。”[10]必须肯定,建国初期的人民司法是从旧司法体制到新司法体制的转折点,是现代民主司法的雏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国的司法制度建设在错误的政治运动中经历了曲折与倒退,司法权威与公信力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漠视法律的作用,崇尚人治,批判1954年《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司法制度,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酿成砸烂公、检、法这种极端摧残中国法制的举动,直接造成了国家司法体制瘫痪的后果。在那个法律虚无主义的年代,司法公信被轰轰烈烈的群众专政所淹没,直至1978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原则和新时期司法工作的任务,对司法工作进行拨乱反正,我国的司法工作才逐渐步入正轨。经过20年的探索实践,法治观念逐步成为国人共同的信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方略作了明确阐述,并将其作为国家建设的长期目标确定下来,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把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途径之一。自此,司法具有公信力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题中的应有之义,被赋予无比崇高的地位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目标之一。

    

   二、现代司法公信力的实现途径

   司法的公信品质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历经百般砥砺,终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得以最终确立,不仅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且在实现途径上也对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法为民的理念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人为本,持久地信守职业道德,公正地依照法律履行处理案件的义务和责任,从而使广大民众对司法工作深刻地拥有“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司法公信力强调社会公众对法官、检察官运用法律处理案件过程及结果的满意与信任程度,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来实现,因此,实现上述“三种信任”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规范司法行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主要是对审判、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司法行为的规范。

   (一)规范审判行为,提高民众对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

审判使得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人们需要知道社会通过法院将会加诸于其具体行为上的法律后果,了解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并且期望在一个特定诉讼中获得某种益处。”[11]如果司法审判不能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稳定而确定的终局判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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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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