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毛泽东与中国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9 次 更新时间:2013-12-28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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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何脱离中国实际的梦想,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符合天经地义的中国梦。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刻批判不问政治的“幼稚的梦”、“学西方的迷梦”、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梦呓”、“左倾的纯主观的想头”等空想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充满科学精神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克服悲观论点和急躁情绪,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等待。

[关键词] 中国梦; 民族复兴; 科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和论述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明确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回顾历史,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梦的实现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开创性的。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在中国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梦不是空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救亡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彼此较量;各种各样的发展梦想,应运而生。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振兴中华”的口号,最初就是孙中山提出的。

而且,这种民族复兴之梦,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民族追求。1910年,一位出生在现今上海市青浦区的32岁青年作家陆士谔创作了一部幻想小说,题目就叫作《新中国》。他讲述了主人公陆云翔在醉梦中与妻子李友琴游览100年后上海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见闻。这件事反映的就是当年中国人的中国梦。

1932年11月,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东方杂志》发起过一场主题为“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梦”活动。1933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头两期,以大篇幅刊出了144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柳亚子、巴金、邹韬奋、郁达夫、老舍、林语堂、梁漱溟、张申府、俞平伯、郑振铎、叶圣陶、张君劢、茅盾、胡秋原、曹聚仁、朱自清、周谷城、陶孟和、章乃器、周作人、徐悲鸿、杨杏佛、马相伯、李石岑、何思敬、洪深、张耀曾、谢冰莹、顾颉刚、罗文干、陈翰笙、施蛰存等大批人人熟知的知识分子。柳亚子梦想的未来中国是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谢冰莹说:“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施蛰存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作为193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没有参加这次梦想征文活动,但他看到《东方杂志》的征文专栏后,写下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来谈自己的感想:“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胸怀大志,要为“改造中国和世界”[1]而奋斗。在他找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有了这一“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1],把宏大的志向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中国梦,各个人有各个人的中国梦,并非所有的梦想都是合理的、正确的。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种种空想类型的“中国梦”作了深刻的批判。

——不问政治的“幼稚的梦”,不是我们的中国梦。自从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怎么改变中国积年形成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提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各样的民族救亡和振兴的设想,有的还义无反顾地付诸行动。但是,实践使他们处处碰壁,要想不问足政治,不经过革命,不改变社会制度,就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完全是一个难以圆满实现的空想。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3]

——“学西方的迷梦”,不是我们的中国梦。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以西方列强为参照物来设计和提出改变国家落后命运的种种设想,以为中国的前途就在“向西方学习”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描述了当年的情景。他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特别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2-2]。因此,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梦,是一种“迷梦”,而不是我们要的中国梦。

——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梦呓”,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有人主张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告诉了人们,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命运的决战,又告诉了人们,“第三条道路”走不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决定了“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4-1]他在1947年还说过:“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5]

——“左”倾的“纯主观的想头”,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内出现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由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民粹主义。这些“左”的观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都希望中国快一点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违背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规律,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指出,这是“纯主观的想头”,是“空想”[4-2]。在党的七大,他在阐述中国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他的结论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6]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地告诉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设想和方案,尽管他们都自以为可以拯救中国,可以发展中国,但梦想绝不是空想。任何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梦想,要么是“幼稚的梦”,要么是“迷梦”,要么是“梦呓”,要么是“纯主观的想头”,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符合天经地义的中国梦。

 

中国梦与进步人类的梦想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我们所讲的中国梦,说到底,就是要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愿。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要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一回事,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去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又是一回事。近代以来那么多的爱国志士苦苦求索,就是为了寻找到救亡和发展的真理。我们注意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是因为他在为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有其自己的思想优势。

毛泽东也经过各种各样的迷茫,信奉过各种各样的“主义”,但是在他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最可贵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去奋斗,甚至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梦想,毛泽东称之为进步人类的梦想。他说过:“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7]

与此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人”[8],中国共产党是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来运用的。因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坚持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并且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进步人类的梦想与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中国梦历史地、真实地、具体地统一起来。

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思考和分析问题,始终有两个密不可分的出发点:一是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二是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前一个出发点,是科学的出发点;后一个出发点,是价值出发点。这就使得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一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人诸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

首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类的梦想转化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进步人类的梦想的思想。毛泽东说过:“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4-3]所谓“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就是他反复强调的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他说,这就是:“走历史必由之路”[9]。他指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就是要认识到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意味着我们做任何决策都必须从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利益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和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际,他喊出的最震撼人心的历史最强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

同时,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类的梦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始终认为中国人站立起来,仅仅是实现中国梦的第一步。毛泽东的梦想,是在通过革命扫清中国强盛的障碍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通过自己艰苦奋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中国。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提出的梦想一直在激励着中国人民,他领导下建立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们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有着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我们现在讲到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课题的时候,一般都说解决了前一个历史课题为解决后一个历史课题提供了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毛泽东则讲过,如果后一个历史课题解决不好,我们仍然会“被开除球籍”。也就是说,后一个历史课题解决不好,还不能说前一个历史课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只有到这两个历史课题都解决了,才能够说我们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应该讲,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懈的中国梦,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人类的梦想,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崇高追求。

 

实现中国梦必须克服悲观论点和急躁情绪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自豪地站立起来,既是全民族在实现中国梦的长期奋斗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又为我们最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创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但是,由于我国“一穷二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内外就会出现急躁的情绪或悲观的论点,这对实现中国梦显然是不利的。怎么样克服来自党内的和党外的、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提醒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11-1]与此同时,他也告诫大家:“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11-2]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时候,既要克服悲观的论点,又不能急躁冒进,并不容易。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实践,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2]

尽管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对毛泽东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总结,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怎么克服悲观的论点和急躁的情绪,毛泽东自己对历史经验的许多认识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一是始终保持对国情的清醒认识,要准备遭受失败和挫折,要把理想实现的时间设想得长一些。回顾历史,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遇到许多困难包括群众的不满,有的干部开始消极悲观,有的干部不懂得做好工作转变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满,还要急躁地进行社会改革,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强调不要四面出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我们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奋斗的时候,到处都是热气腾腾,到处都是挑灯夜战,但由于我们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指标,最后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过:“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13]这就是说,有了问题不能悲观失望,有了成绩不能昏了头脑,要清醒认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14]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认为我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一思考和总结,不仅来自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而且来自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于后人在实现中国梦以及制定阶段性奋斗目标的时候,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时候,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当实践证明这一口号带来极大危害性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因此,他说:“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15]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要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与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后来在初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自我批评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很少了。”[16]针对这种情况,他一方面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方面亲自带领调研组南下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应该讲,当年的“大跃进”的出发点和热情是好的,是为了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适得其反。这一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依然应该牢记。

三是始终坚持正确处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不要把可能性的东西当作现实性的东西去追求。在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时,他不仅对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而且对于我们为什么在制定发展目标问题上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思考。理想,梦想,都属于“可能性”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一对范畴。在可能性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把不可能性当作可能性,也不能把虚假的可能性当作现实的可能性。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时,指出:“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17]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强调了提出理想和奋斗目标要切合实际,不要提出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否则,把群众胃口吊高了,一旦做不到,群众就会有更大的不满、更多的埋怨,甚至会伤害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提出为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注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想与实干的关系,对于中国梦的实现,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这样的总结,还可以罗列很多很多,谨以这三点就可以使我们体会到,民族复兴必须克服悲观的论点和急躁的情绪,实现中国梦是一项充满科学精神的伟大事业,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等待。

 

[作者简介]李君如(1947-),男,浙江宁波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

[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1469-1470[-2].

[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0[-1],684-685[-2],684[-3].

[5]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6-1257.

[6]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75.

[7]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3.

[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9] 毛泽东.五四运动[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

[10]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3.

[1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1433-1434[-2].

[12]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5.

[13]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7.

[14]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2.

[15]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8-449.

[16]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7.

[17]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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