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三个问题，三个派别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树立孔子像、成立孔子研究院，当时之知识界和传媒界并无太大反映，盖传统文化失语久矣，国人于传统文化麻木久矣。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又宣布成立国学院和国际儒学院，则突然招来纷纷议论——哓哓之言，不绝于耳；高危之论，耸人听闻。真可谓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围绕国学院之成立，国人集中争论的问题有三个，参与者也有三派。三个问题，即国学院有无必要成立？何谓“国学”？国学院院长人选是否合适？三个派别，即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陈明、王瑞昌；西化派，其代表人物有袁伟时、薛涌；知识派，其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三派对三个问题的侧重与回答大相径庭。
西化派并不关注国学院院长人选是否合适的问题，盖他们从根本即反对成立国学院，故谈不上什么院长人选合适与否的问题。保守派和知识派虽然赞成和支持成立国学院，但就院长人选问题则存有分歧。保守派认为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非合适之人选，而知识派则力挺冯先生。
保守派与知识派就院长人选发生的分歧，实际上涉及到对“国学”的理解问题。保守派认为，“国学”非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学，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信仰的学问之载体，即经史子集，尤其是经学和史学。知识派则倾向于把“国学”看成是一学科，要对之进行知识化、对象化、国故化的界定和处理。至于西化派，则毫不在乎何谓“国学”的问题。
西化派坚决反对和批评国学院的成立，认为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故对该举措冷嘲热讽，大加鞭挞。保守派和知识派则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高度肯定和支持成立国学院。然此二派，初衷亦有所不同。盖保守派认为有国学院总是比没有好，而知识派则认为所成立的国学院，其办学方向和宗旨，中正得体，少有缝隙。
西化派：没心没脑，可悲可怜
国学院问题之讨论，是继二零零五年“读经问题大讨论”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次中国文化问题大讨论。西化派“当仁不让”，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内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需要注意的是，在“读经问题大讨论”过程中，西化派又曾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秋风、刘海波为代表的“中道自由”论者，对读经基本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一派是以袁伟时、薛涌为代表的“极端西化”论者，对读经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但这次讨论，“中道自由”论者尚未发出声音，或是“国学”之含义等问题已超出他们的驾御能力。而“极端西化”论者袁伟时、薛涌则再度跳将出来大发牢骚。我给二氏贴上“极端自由”论者的标签，固是出于方便的需要。但从他们的价值预设和问题思路来看，该标签并无不当。
我对西化派的评价是：没心没脑，可悲可怜。所谓“没心没脑”，就是情商智商低下。情商低下，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没有任何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只知道一味地、盲目地、坚决地、一股脑地反对，而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精神母体。谁能先天选择自己的母亲？谁有权利要求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漂亮的？谁会侮辱糟蹋自己的母亲？只有那些没有情商的人才会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
智商低下，是说他们盲目地相信只有西学、西化才能给中国带来福祉，只知道用洋八股疯狂地拥抱和歌唱西学、西化，而不知道文化乃是一民族之意志和利益的表达与诉求，不知道能表达中华民族意志和利益的只能是中国文化，不是什么所谓的“普世”文化，更不是什么西方文化。在洋人提“文明的冲突”之际，也就只有这些没有智商的人才兴奋冲动个不已，抱着洋经叨叨个不停，误人误己，误国误民。
先看看薛涌氏的话：“我们常常说‘借鉴’西方。为什么不说‘采用’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薛氏模糊其辞，故作玄虚，说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我们对西洋文化不但要吸收借鉴，更要全盘照收。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国文化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是吸收借鉴和全盘照收西洋文化，而自己就连做点研究宣传和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工作就不行了呢？
袁伟时氏是个很有激情和精力的写手，举凡文化问题没有他不插上一杠子的。但看他的东西多了后也就明白了——就那点玩意儿，只不过是反复陈说，干点体力活而已。他在《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新京报》2005年06月09日）一文中，发挥自己学历史的优势，幸灾乐祸地给纪宝成校长指出了所谓的三个“史实错误”和一个“文字失误”，并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要说脊梁的话，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他告诫国人，要“力戒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喧嚣”，要力戒“极力煽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暂且不说袁氏给纪校长“订正”的三个“史实错误”也是袁氏的一家之言，但 “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残酷割裂与生硬抛弃——欧洲的“文艺复兴”绝对不是打烂传统重头再来，而是复活传统并把当时人的理念和诉求寓于其中。袁氏动辄就祭起他那“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作为诊治中国问题的“药方”，但“制度”为什么必然和“文化”发生冲突？“传统”为什么和必然和“现代”发生冲突？似乎袁氏的高论，还没有走出汤因比意义上“挑战/回应”与费正清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此外，为什么中国人办个国学院，研究和弘扬点传统文化，就成了“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如果说研究和光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民族主义，我敢肯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世界上最差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有哪个国家民族比中国割裂和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厉害吗？
袁氏坚持：“文化更新的正常规律是：自由讨论，自由探索，自由采纳，自然更替，生者该生，死者该死。”他以此来反对成立国学院。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袁先生对“自由”独有情钟，为什么不从自己先做起来，也给别人点“自由”呢？民间读经，他反对；学界搞“甲申文化宣言”，他反对；学校建国学院，他反对。为什么就不给人们读经的自由呢？为什么就不给学界表达自己文化立场的自由呢？为什么就不给学校办国学院的自由呢？难道只有读圣经、主西学、办洋学院才是“自由”？袁氏已经是成了为反对而反对的人，纯粹是挥舞着“自由”大棒到处打人。
然而可悲可怜的是，薛、袁二氏又颇把自己当回事儿，把自己的无知当聪明，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忧国忧民，才是民族脊梁，才担当着道义与责任，而全以不同他们意见的人为非。孰不知自己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薛氏）或分裂症（袁氏）。前者唯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
我的意见：兴我国学，塑我国魂
冯其庸先生确实非最合适人选。盖“国学”虽然可包括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在内一涵养人之性情，要之却应以经学和史学为主。清华国学四大师中，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学家。从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力来看，他远不及其他三先生。但问题是，中国有国学大师吗？谁又是国学大师呢？有人提议让蒋庆来做国学院院长，让陈明、康晓光等人都进国学院。这可能吗？不要说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性质特殊的学校，即使北大、清华，能让这些人进入讲堂去宣传和光大国学吗？因此，冯先生虽非最合适之人选，但可看作是一时之迫不得已的人选——而我所担心的仅仅是，冯先生年高体弱，怎么能担纲这个大手笔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合适的人选，还有待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有勇气、有魄力的大学成立的国学院去培养！故继续纠缠人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不识大体。
中国的大学中没有国学院，是中国人的百年失误和文化耻辱。根本不存在国学院该不该建的问题，而是应建多少的问题。建多少呢？一百个不多吧？中国人在国外还要搞一百个“孔子学院”进行中文推广教育呢！有人反对建国学院，为什么就不反对设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呢？只因为它们是进行纯学术研究吗？那退一步讲，成立国学院进行综合性、学术性的传统文化研究，这总可以吧？实际上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目的和操作方案来看，它也正是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为什么还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并致使他们疯狂反对呢？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反对建立国学院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反对把“国学”看成是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或实验室里的实验品，如同汉学家或“洋汉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而是反对“国学”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所承担的传统文化复兴与中国文化重建的功能。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我看出了这些反对者的无知、偏执、幼稚。
他们无知，是因为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只知些皮毛就乱发议论——薛涌氏无论是在“读经问题大讨论”过程中还是在此次讨论中，都回避了对“经书”或“国学”之内涵的讨论。这些人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比他们的先辈，比如胡适、殷海光，何止差十万八千里！说他们偏执，是因为他们脑袋里仅有的一点“传统文化”的知识也全是负面的、消极的东西——袁伟时氏动辄就祭出“专制集权”来否定传统文化，而不知道文化是文化，现实是现实，也不知道儒家、道家、墨家之精义都是反集权的——谁说复兴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专制集权来？说他们幼稚，是因为不但总是站在普世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西方文化，认为惟有它才是中国的“救世主”，而且“久假而不归”，变成把实现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其最高理想，而不知文化也是一种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他们的先辈，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实际上并不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谈中国问题的，而是站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来谈论和借鉴西方文化的。
为什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价值和意义何在？第一，实现信仰重建以应对中国目前信仰之混乱与危机；第二，实现道德重塑以应对中国目前道德之滑坡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三，实现儒教重建以安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第四，实现文化认同以应对西方文化之侵迫与挑战；第五，实现民族认同以应对全球化场景下激烈的民族国家之竞争。进言之，传统文化之复兴，其要在于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提供必要的信仰支撑和文化论证。中华民族之复兴，未必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必然的、根本的前提，但却必然要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最终标志，即要使中华民族之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一贯，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故此，“国学院”之“国学”，应承担此一功能，要建成中国的“神学院”，为重塑中国人精神家园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建国学院，可谓气魄大矣。然仅仅把国学院成立之目的界定为培养“国学研究人才”，又可谓气魄小矣。
值得玩味的是，在讨论何谓“国学”的过程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知识派，乃至西化派的一些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到历史中寻找和梳耙“国学”的含义。吾以为此大可不必，盖“国学”既不应对应“新学”而成“旧学”，也不应对应“西学”而成“中学”，更不是什么“国故之学”；“国学”就是“国学”，就是“中国之学”，它应把承继和续接中国之历史文化传统以为本，应把回应和解决中国现实发展之遭遇与困境以为急，应把论证和引导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以为任；进言之，“国学”就是继承和光大中国之国魂的学问。兴我国学，即塑我国魂。
（作者按：本文涉及材料，部分来自儒学联合论坛www.tomedu.com/ydbbs/index.asp）
作者简介：王达三，真实姓名为王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原道》辑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