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远: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3-12-19 23: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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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震远  

    

   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已就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基本共识。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1949年以来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最敏感因素——台湾问题,其发展及影响值得关注。

    

   一、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演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自1949年以来,美国坚持插手、干涉的立场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干扰因素。六十多年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总体呈减弱趋势。

   (一)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呈现减弱趋势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是中美对抗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美对抗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同时还严重加剧了中美对抗。

   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军事干涉台湾问题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的近三十年,中美之间不仅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更经历了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直接军事对峙。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直接军事对峙,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内涵,也是改善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最大障碍。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直接军事干涉,包括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定期巡航;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1]向台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向台湾提供多达4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出售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美方上述行动严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是中方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该问题成为中美对抗的焦点,直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在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后,即终止对台湾问题进行直接军事干涉,两国建交才得以实现。[3]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双边合作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不少摩擦,甚至一度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干扰及影响也更为突出,总体上呈现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台湾问题导致的摩擦从未消失,且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出现摩擦的主要部分。台湾问题导致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下滑、且历时三个月以上才得以恢复的严重摩擦,[4]占这一期间中美重大摩擦的50%,在20世纪90年代则达到75%,其中以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同意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和1996年美国企图军事干预台湾选举最为严重,中美关系历时一年才得以逐渐恢复,但并未出现双边关系中断的局面。

   第二,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摩擦虽从未消失,但由其引发的严重摩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皆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后,中美之间并未经历严重摩擦。

   总体来看,1949年以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呈现减弱趋势。中美建交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台湾问题的干扰强度虽有起伏变化,但总体减弱趋势并未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更趋明显。

   (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减弱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减弱反之表明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立场与行为的变化。

   美国一直将台湾问题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筹码。然而随着美国对双边关系性质判断的改变,特别是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对中美关系对抗性的判断发生变化,台湾问题的战略筹码地位下降,其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随之减弱。

   中美建交前的近三十年中,特别是在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前,美国明确视中国为重大威胁,认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应对势力强大并与西方国家为敌的共产党中国”。[5]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视,导致中美关系处于直接军事对抗状态,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直接军事干涉,则成为双方对抗的主要内容,台湾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最严重干扰。

   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视逐渐转变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中美关系由全面对抗转变为“既合作,又斗争,斗而不破”。早在1971年5月,尼克松总统就表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6]2010年,奥巴马总统指出“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的关系”。[7]美国对中国敌视态度的转变使双方对抗逐渐减弱,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随之降低。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从未消失,这决定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立场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重要的干扰因素。

   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曾经两次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共同利益,一是20世纪7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扩张,二是21世纪后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这两次历史机遇直接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也直接促使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意图、形式和强度发生重大改变。在中美共同对抗苏联扩张背景下,尼克松总统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8]卡特总统接受中美“建交三原则”、[9]里根总统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等等,[10]都是美国减少对台湾问题干扰的重要表现。而在中美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小布什总统作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态,[11]也是美国减少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影响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发生严重摩擦,也与苏联解体、苏联扩张威胁消失的背景不无关联。上述事实也说明,中美共同利益的变化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干扰具有重要影响。

   中美之间敌意减少、对抗下降以及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是中美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基本内涵。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直接促成双方敌意减少、对抗下降,后者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利益的扩大和深化。美国对台湾问题干涉力度的变化以及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减弱,既是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重要结果。

    

   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将持续减弱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中美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2]“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13]对此,美国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涵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充实,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而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则是实现中美不对抗关系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推动力。中美关系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能出现严重摩擦,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仍将呈减弱趋势。

   (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台湾问题干扰将进一步降低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的两年中巩固了这一地位。自此,中美关系日益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对抗,甚至发生战争并不鲜见,但所谓霸权“和平交替”也是历史事实,美国取代英国即是例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能否实现“和平交替”,首先取决于双方是否具有争夺霸权的强烈意图,在深层次上则取决于双方是否存在争夺霸权的基础。中美两国虽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但两国之间不会出现为争夺霸权而发生激烈对抗的局面。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最符合中国利益、最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14]从未将争夺世界霸权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15]这一表态彰显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守成大国,面对中国的发展心态愈加复杂,其对中国实力持续较快增长情况下的战略与政策决策存在不确定感,对中国发展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心存疑虑。这在2010年以来的美国政界、军方和重要智库人士的言论中多有流露,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心态。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并未出现较大摩擦。2012年,美国重要政策机构与智库对于在中长期内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提出建议,[16]反映了美方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美国利益、且可以实现的主流观点。“不对抗”已成为中美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选择,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回应。[17]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对抗”将始终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并将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包括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进一步降低。只要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停顿、不逆转,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虽不会完全消失,但也不会再度加剧。

   (二)中美形成重大共同利益,将有效制约台湾问题干扰

   中美重大共同利益既是推动两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降低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干扰的直接原因,也是巩固双边关系、降低干扰因素的可靠保证。当前,中美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基本共识,再次表明两国形成重大共同利益的历史机遇显现。不同于共同应对苏联扩张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不同于以往出于单一安全利益考虑而形成的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内涵更加多元,这也是全球化历史背景下重大共同利益形成的必然趋势。目前,中美双方已认同的共同利益既包括共同应对外部威胁和压力,如应对核武器扩散、网络攻击、气候变化等问题,也包括各自国家的发展需要,如进一步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等问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如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也包括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问题。共同利益内涵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利益及其影响的长久性和稳定性。

   第二,不同于以往影响相对直接、相对集中的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影响相对间接、相对分散。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对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干扰的影响不会直接而明显,但其影响效力将更为持久。

   中美之间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将有效减少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一方面,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有望继续减少,从而降低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干扰。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加注重避免因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损害,有望加强对台湾问题干扰的管控。以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为例,美国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虽未停止这一错误做法,却也逐渐通过管控军售种类、数量和时机等方式,力图降低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虽将继续存在,但其影响相对有限,且在可控范围之内。

   (三)台湾问题在中美矛盾与摩擦中的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降低

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皆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发生矛盾、摩擦也是正常现象。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矛盾、摩擦的消失,而是表明两国将通过妥善处理矛盾、摩擦巩固和发展重大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发展心存疑虑短期内不会改变,朝野反华、亲台势力的强大影响短期内不会消失,对台湾问题的干涉立场难以根本改变。然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将呈现减弱趋势,其在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中的地位有望进一步降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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