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烈士暮年——为我的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杨寿堪教授八十华诞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7 次 更新时间:2013-12-19 2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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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教人如何自觉地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如何自觉地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人。

   ——杨寿堪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心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温家宝

   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拚了一场的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

   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王小波

   人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

   ——彼得拉克

    

   一、写篇小文来贺寿

   总觉得时间尚早,再等等,再等等,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水般地迁延过去了。可是今天中午,当我在书架上再一次看到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的六巨册著作《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时,竟惊出一身冷汗来!啊,这2013年过得可真够快的啊,仿佛还在年头,转瞬之间就要到年尾了,猛然想起自己的一个承诺,今年必须做的一件事来,怎么能不惊出一身冷汗来呢?

   最近这些年每次到北京去,总要到北京师范大学去看看我当年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每次都高谈阔论,相与甚欢。然而,不知不觉间,我也感觉到时间的迫促了。杨老师是1933年生人,人生易过,不经意间杨老师已经是接近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前年一次是在冬天,我又到北京开会,事先约好师兄严春友教授,一起去看杨老师。言谈之间,我觉得杨老师马上就八十大寿了,我们师兄弟能否聚集起来给杨老师祝个寿怎么的,虽然我们师兄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也算不辱师门。杨老师听了我的建议,微笑着说,没有这个必要吧。我揣摸杨老师的意思,大约是我们师兄弟中间既没有人做大官也没有人赚大钱,如果真要做起来,难免有花消,杨老师于心不忍。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可能是另一方面,杨老师特别尊敬的北京大学的张世英先生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也许在杨老师看来,要做寿也只能跟张先生做,无论如何是轮不到自己的。我有时想,正是因为杨老师有这样的想法,杨老师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老了。老师尚在,焉能称老?正是因为杨老师对做寿不表赞同,再加上严春友师兄不久即将出国赴意大利利玛窦故里主持孔子学院事宜,会长期不在国内,此事遂告寝。我当即在心里作出一个决定,等再过一年,到2013年,这一年杨老师八十大寿时,我必撰写小文一篇,叙述杨老师对我的教诲,以及我与杨老师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交往,以为杨老师的贺寿之礼吧。

   2012年,在师妹路淑英博士的协助与努力之下,杨老师一生的学术成果终于汇集成六大册,取名为《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由广州出版社出版。次年四月我收到了路淑英博士寄来的书,装帧十分典雅,令我非常喜爱。封面用的是雅典学园图,令人恍然置身于智慧的园地里。打开封面,印入眼帘的是杨老师的半身小照,亲切近人,中庸平和,目光炯炯,一派哲学人气象。然后是杨老师精心粘贴的一张宣纸,宣纸上面是杨老师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撰写的正楷赠言:"兹送上《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共六本,请魏敦友学友存正 杨寿堪 二零一二年二月"。外加鲜红的印章。获赠此书,深为高兴,连忙日以继夜地一本一本地阅读,深感杨老师一生在学术上多有创获,于是深悔自己在二十多年前没有认真研究杨老师的著作,当时更没有意识到学术薪火相传的重要性。想起来,这大概与现代大学制度有关。传统的学问靠师徒之间口耳相传,因此师生关系极亲密,但现代大学制度似乎将知识公共化了,知识在讲堂上流转,再没有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于是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似乎变得无所谓了。虽然名义上存在着导师制度,其实所谓导师大多是没有学问的人,而就算学生运气好,碰到了有学问的导师,学生也往往不以为意,不去认真研究导师的著作与思想。我觉得自己运气好,碰到了杨老师,杨老师是有学问的人,可惜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学术传承的重要性,而今真正是悔之晚矣。现在我身在南疆边陲,与杨老师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常闻杨老师亲口教诲,不免内心寂寞,然读杨老师其书,想杨老师其人,仿佛之间又如与杨老师亲切晤对,非常愉悦。杨老师在第六册的最后《我的心愿》中这样说:

   "半个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刹那,但对于一个在其中辛勤耕耘的人来说却又是不平凡的难忘的历程。半个世纪来,我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认为教学上勤勤恳恳,学术研究上不断探索与追求,但成绩平平。每当夜深人静闭目沉思,常常以自己一生没有做出伟大业绩而惭愧与自责的时候,我想起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一句名言:‘人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以此聊以自慰。"

   在无数个树影婆娑、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一遍又一遍地诵读杨老师的这段话,体会杨老师写出此段话时的心境,猛然感悟到杨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必有一番大抱负,那该是何等人书生意气啊,然而时运不济,心事终难遂,想到这里,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大悲怆如潮水般涌来,不知不觉地,禁不住眼泪就流出来了……

    

   二、我赖上了杨老师

   我与杨老师的师生缘是我今生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从1988年开始算起的话,那么到今天已然有二十五年了,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时间在恍惚之间竟然就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时光返回到1988年,那年我本科毕业。我们1984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60名学子,经过了四年的哲学修习之后,即将分别了。按照当时学校的相关规定,我们这个班有百分之五的推荐研究生名额,这意味着,我们将有三名同学可以留在系里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系里按照我们的平时成绩排名,最后我成为三名推存免试的学生之一。我本来不想接受硕士推免的,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北大梦,本科时没有实现,所以很想利用研究生这个方式实现。但当时分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袁老师找我谈到话,希望我就留在北师大继续读研究生。我接受到袁老师的建议,不过我对袁老师说想跟杨老师学习西方哲学。袁老师说今年杨老师不招研究生,最好考虑其他导师。我说我正好想先离开学校出去工作一年,能否上杨老师明年的研究生。袁老师说这可以考虑,只要杨老师同意完全没有问题,至于先出去工作一年的事情学校可以帮助联系。

   那时候杨老师正好做哲学系系主任,有一天,我就到系主任办公室去找他。杨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面带笑容。他见到我就说,袁老师前几天已经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了,但是你为什么想跟我学西方哲学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很好吗?也还有其他一些专业可供选择呀!杨老师是当时哲学系大家公认的最有学问的人,但这个意思我没有跟杨老师说,我跟杨老师说了另外两点。我对杨老师说我想学习西方哲学主要是受到两个人的启发。一个是恩格斯,一个是李泽厚。恩格斯说过,要想学好哲学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哲学史。李泽厚说过,学习哲学最好学习西方哲学。因为我很早就将哲学作为我的人生追求,所以在专业的选择上学习西方哲学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风起云涌,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我们年青人的思想取向。杨老师听了我的话,笑了笑,对我说,我同意你跟我学习西方哲学,但是今年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明年上吧。至于工作的事情等着系里联系。我很高兴地对杨老师说,这正是我的想法,我想出去工作一年,积累一些社会经验,我就等着系里的消息吧。

   我告别杨老师后就等着系里的消息。但是进展不很顺利。系里联系的老师几次对我说,北京的一些单位对你去工作很欢迎,可是人家一听到你只去工作一年就走人,立马就犹豫了。你能否同意硕士毕业后留在工作的单位呢?我说我毕业后大概会回湖北,因此不同意,事情就僵在那里。毕业的时刻临近了,同学们都在准备着离校,而我的事情没有着落,难免十分着急,几次在系里见到杨老师,杨老师总是对我说,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听了杨老师的话,心情好了一些,但毕竟少年不更事,禁不住焦虑不安。系里有不少热心的老师也帮我联系工作。印象特别深的是陈仲华老师,陈老师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有一次在校园的路上碰到我对我说,知道了你想先工作再读书的事,这样很好,先积累一些人生经验对学习哲学是有帮助的。至于工作的事情,我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陆学艺先生熟悉,前几天我跟他说到你的情况,陆先生说愿意帮忙,社会学所在山东某地有一个社会调查基地,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那里暂时呆一年。陈老师的话很使我有些心动。我跟杨老师说了这个情况,杨老师似乎认为社会学与西方哲学毕竟有点远,不是很赞成,我也就犹豫起来了。正好在这时,系里跟我说,有一所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在当时的顺义县,去年刚开始招生,愿意接收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连忙跟杨老师商量,觉得这地方离北京城不远,而且是学校,利于读书,可以去。于是就决定去了当时的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据当时的同事说,这所学校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已并入到首都医科大学成了顺义教学部了。

   清楚地记得那是六月底七月初的一个上午,同学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空落落的宿舍里,这时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说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派人来接你了,要我做好准备。大约九点钟左右,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停在了我的楼下,来了北京医学专科学校的两位人事处的处长。杨老师也来了,当他看到红旗牌小轿车来接我时,笑着说,魏敦友坐红旗牌小轿车了,要做大官了。在场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旗牌小轿车曾经是大官们的坐驾,现在已经并不时兴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杨老师极幽默的一面。

   就这样,我随着两位处长坐上红旗牌小轿车出发了,先到教育部办了一点事,然后经过天安门一路向东,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虽然我在这里只不过工作了一年多的短暂时光,但它却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页。因为在这里我极真切地体验到了人生的快乐、美好、恐惧、虚无、失落、绝望、期待等等情绪。当时我二十出头,没想到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事变。人心惟危,我几受牵连,最后幸好平安无事,后来知道好长时间杨老师因此忐忑不安,很使我过意不去。通过这次事变,我看到了人性的多个维度,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真诚与虚伪。当我终于顺利地离开这所学校再次见到杨老师的时候,杨老师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我永远记得杨老师反复说的一句话,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三、杨老师教我读康德和黑格尔

   大约1989年10月下旬,我从顺义县回到母校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坐红旗牌小轿车去,很风光,坐一个顺风货车回来,很落魄,但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毕竟,又可以很长时间跟杨老师在一起了。

返校后跟杨老师在一起又三年,现在想来最大的收获是杨老师教我认真研读了康德与黑格尔。还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就读过康德和黑格尔,但对康德不太明白,不是很喜欢,而对黑格尔却感到亲切有味,特别喜欢。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借阅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碰到一位高年级的学长,他跟我说,你现在不能看康德的这书,你看不懂的,过几年再看吧。我不听他的,偏要借来看。我当时借的是蓝公武先生的译本,全书几乎全部用文言文翻译而成,读了好长时间不明所以。想起那位高年级学长说的话,觉得他是对的。但我还是很不服气,心想不就是一本书吧,有什么读不懂的!于是又读了好长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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