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1月26日、12月2日
地点：高锴家
被采访人：高 锴
采 访 者：邢小群 丁 东
在人大法制委员会
邢：您从1982年就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此后一直在全国人大工作，直到离休。我想请您说说在人大法制委员会的见闻。
高：人大是议会的一种形式，代议制的一种。人大有两个功能：一、宪法规定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民意的集中代表。二、它有立法权。在立法方面，不管怎么说这几年的成绩应当肯定。我国现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很大的进步。至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人大的最高权力始终没有实现。
为什么一定要开会呢？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每年定期开会，才能体现最高权力，而人大常委会是在闭幕以后行使权力。
人大代表代表谁？代表选民。人民的意志就可从各种渠道集中到这里。
有人说：我们不像西方的议会，他们是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互相争权夺利，而我们每个代表都是代表国家利益，全民的利益。问题是全民利益是由谁认定的？是领导认定的。你个人怎么知道按照全民利益应该投票给姓张的，还是姓王的？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存在利益集团，各地区，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种宗教信仰，各种不同职业，都有不同利益。问题在于公开、公正、透明地处理各个不同集团的利益，要达到平衡、平等、和谐，这正是人大开会的目的。
人大不是劳模会。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到兰州，发现省煤管局一个副局长很有水平，很有见解。我说：你们省煤炭系统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你参加会可以把煤矿的现实问题充分反映一下。他说，不行，名额内定选两个一线工人，他们反映不了煤矿的问题。我在煤矿那么多年，太熟悉了。第一线煤矿工人在工作面的时间是8小时，下去一趟走两小时，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又是两个小时，还要花很长时间洗澡，然后再回家。上工就要用去将近16个小时，选这样的人当人大代表，他可以反映自己工作面的情况，其他的事情他不知道。因为交往的人很少。
谁当人大代表，实际上大多是领导选定的，是领导满意的人。群众只知道他姓什么，年纪多大，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他们来开会，先是听报告，再举手或投票。分组讨论，大都是颂扬领导，或是汇报成绩，多数代表是各级官员，下级官员让上级知道我干得怎么好。开会一片歌颂，没有辩论。外地不少代表有空就溜，他们要完成本地领导交代的任务，拉关系，跑项目，跑计委、建委。不能说会上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即便提出了，媒体也不报道。于是，每年开会都是“形势大好!”
相对来讲，政协的简报有点看头，人大的简报没有看头。什么叫团结的大会？听不到不同意见的会；什么叫胜利的大会？按原计划圆满开完的会。
彭真印象
高：听说在延安时期，人们说彭真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忠实贯彻毛泽东的路线，但他是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里就讲了，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期间，1962年1月18日发言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次日，陈伯达就发言对彭真进行指责，说：“彭真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薄一波在书中说：“他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
大跃进高潮时，彭真让崔月犁在八宝山附近的鲁谷村弄了两分地，搞试验田，我就在试验田里干过活，用最好的灌溉，最好的种子，深挖地，密植，农业专家帮助指导，但生产粮食也就是七八百斤。为什么搞这试验田？显然是彭真对大跃进的一个思考。1961年畅观楼会议，是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对大跃进以来方针、政策的反思。文革中，“畅观楼事件”成为彭真的一大罪行。
反右派时，北师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参加了章伯钧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他那天迟到了，没有说什么话。反右一开始，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称作“六教授会议”。（六教授是指：费孝通、曾昭抡、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和陶大镛）不但全国所有报纸都猛烈批判，北师大也组织全校师生大会批斗。越是他得意的门生，批判得越厉害。他伤心已极。有一天，在师大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后，忽然有人对他说：有位领导要跟你谈谈。他想，大概是要下放劳动了，要处理我了。他去到主席台后面一间小屋里，惊异地见到时任统战部长的崔月犁。崔月犁两只手搭住他的肩膀，温和地说：你以前的历史，市委是了解的；你在这次运动中有什么问题，以后也会搞清楚；你要经得住考验，保重身体啊。”陶大镛说，“那时候我已经不想活了，听了这几句话，才决定要活下去。”后来我和崔月犁谈起，崔说：有这么回事。刘仁和彭真研究，认为陶大镛解放以前是进步教授，讲授社会主义，他在鸣放中，也无出格言论，只因毛主席给定了性，市里无力挽回。我了解知识分子最重视名誉，尤其被所在的学校学生批判，对他精神上的打击一定严重。这么个有学识的教授如果一下子垮了，怎么办？怕他自杀，所以，让我做些安慰工作。当时，只能说这几句话。我问崔月犁，彭真的关照是不是大棒加胡萝卜，软硬兼施？崔说：“不能这么说。毛主席搞错了，市委能怎么办？只能私下做些挽救工作。”
1957年，毛泽东鼓动知识分子鸣放，搞所谓“阳谋”。《人民日报》社长邓拓跟不上，毛泽东骂邓拓：“死人办报”。撤掉邓拓的《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彭真却把邓拓调到北京市委做书记。这显然也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抵制。
后来，邓拓和廖沫沙、吴晗一起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发表《三家村札记》。邓拓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白开水最好喝》等杂文，讽刺了“大跃进”。文革开始，邓拓是第一个自杀的著名人士。听说他是服水银死的。水银可以使尸体笔直，表示刚强不屈。还听说，他留下了一封遗书给彭真、刘仁：“我牵连了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彭真有人格魅力。我做统战工作，和老舍先生、乐松生有较多接触，感到他们对彭真心悦诚服，把彭真看作党的化身，极为信赖。“文革”开始后，老舍先生和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先后自杀了，我认为，跟打倒彭真有关系。他们满腔热诚跟着党走，跟着他们心中的党代表走，而彭真一下子却成了“反党”头子。他们不能理解，失了信心，人生一片迷惘，自杀成了解脱。对高层领导人，我觉得不能光从表面上看。他们在党的全局利益下，在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组织纪律下，即使并不赞成，也不得不这么做。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例如，拆北京城墙，使这么伟大的文物毁于一旦；再例如，彭真在1957年前后说过政法部门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等等，都是错误的。但这是不是他的本意，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不得不如此呢？到了“文革”，他是忍无可忍了，他坚持“批学阀”，反对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坚持“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坚持保吴晗等人，很有义气和骨气。他明知道得罪毛泽东，也不顾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革”以后，彭真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他对全体干部讲：我在国民党时期被关过四年半监狱，在共产党领导下却被关了八年，建国前，我的很多好战友牺牲了，被敌人杀害了，可是，建国后，也有好几个战友死在自己的监狱里。从进监狱的第一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主要是没有法制！一次习仲勋和彭真谈话，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得住像文革这样的压力就好。彭真说：“建立法制，就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压力。‘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
彭真在六届人大当选委员长，在立法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我在人大十年中，先后参加了《民法通则》《继承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入境管理法》《义务教育法》《人大议事规则》《选举法》等10多个法律的研究和制订，也曾多次参加研究撰订迄今尚未出台的《新闻法》《出版法》和《结社法》等法律草案。彭真在法制委员会时拼命工作，头一年出来五个法。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修改草案，半夜十二点后把稿子送彭真家里，他总是连夜进行修改，第二天清晨就把稿子退回，进一步研究修改。一次他发烧，中央开会讨论《刑法》，他让护士打了退烧针，坚持参加会。
彭真在人大常委会上，再三强调：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常委是它的常设机关，我们是集体权力，没有个人权力，退下来的部长到常委会来，要记住我们现在不是行政人员，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但是，我们一百四十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要集体决定国家大事。这是多大的权力啊！
现在有人提出：人大必须确保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必须确保党提出的领导人选在人大会议上通过。还说，人大是党的工具，凡事听从党的指挥。按照这种说法，党委的意见，人大必须确保通过，那么这样的会就是“走过场”，这样的决议就是“橡皮图章”。这跟彭真主张的“充分讨论，民主决定”是不一样的。彭真还说过，人大和党组织的关系，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主要指政治方针和思想的领导，但组织上不是从属关系，并没有一条规定说人大一定要服从党委。反过来，人大的决议，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共产党员不例外，党委不例外。
在彭真主持法制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期间，立法工作很活跃。法制委员会集聚了一批在“以法治国”的同道，业务骨干大半是解放前清华、北大、师大等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包括6位改正的“右派”。他们都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敢说敢为。社科院的王家福研究员曾评论说；“我感觉法制委员会的很多同志，有一股志在必得的使命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那时，法律委员会的组成就很有意思。副主任张友渔和雷洁琼曾多年任职燕京大学教授；副主任宋汝棼、项淳一都曾经在燕京上学。他们既是老革命，又是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敢说敢为，每次开会讨论都很热烈，什么意见都提，言无不尽，滔滔不绝。我觉得那是个立法的春天。后来再也见不到这样热烈的讨论了。
关于习仲勋
彭真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法制委员会主任改由习仲勋副委员长兼任。他领导我们组织起草《民法通则》。先后搞了几份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应都不够好，主要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一次仲勋同志找我们几个民法室负责同志讨论。有人说：“提这些意见的人，不懂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理他们。”仲勋同志听了很生气，说：“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对不同意见应当欢迎，我和他们一样也不懂法言法语，就不能改得明白通俗一点吗？定出法律来大家看不懂，这样的法律能普及吗？”他当即邀请语言学家吕叔湘来参加会议，当面要求吕老帮助我们修改，并指定我（由于我当时是民法室负责人中较年轻的）把草案和有关资料送吕老家去，按吕老意见修改。仲勋同志说：“你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学家；不要听我的，我不懂！”一个堂堂的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这样高层领导负责人，当众说“我不懂”的，仲勋同志是第一人。后来，我去了吕老家三天，他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叠的或含义不清的字句。
第一次讨论《民法通则》草案，是个大热天，人民大会堂一楼会议室开足空调很凉快，而我们办公在四楼上，为节省用电，不开空调，个个汗流如雨，民法室负责人中，当时唯有李由义称得上法学家，他是被公认的北大法律系“四大才子”之一，对《民法通则》的制定极为热情，又极为认真，为了向仲勋说明有关情况，从凉爽的一楼到火热的四楼上下四次，突然因脑血栓昏厥在会议室门口。仲勋同志立即站起身，呼叫着：“快用我的车送北京医院抢救！！”他急得说话有点结巴了。正是由于坐了他的车，交警看到立即开绿灯，李由义同志被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医院抢救室，挽回了生命。李由义送医院后，习仲勋还情绪沉重地对大家说：“是个人才啊！可别出了事啊！”他的诚挚，让人感动。
关于傅冬菊
傅冬菊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她和崔月犁合作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页传奇。
冬菊和爱人周毅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在天津《大公报》任记者。北平围城期间，地下党把她调来北平，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当时，国民党中统对傅作义监视极严，崔月犁负责和她联系，每次见面都冒着很大风险，但他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一次，傅冬菊把傅作义每天做些什么，都详详细细汇报，崔月犁当天就用秘密电台传给北平城外的解放军大本营。聂荣臻司令员表扬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真清楚，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的，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我是1951年认识傅冬菊的。那时，有一种不健康的言论在革命队伍中传播，说什么“老革命不如新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说傅作义兵临城下，为保命投降，却当上了水利部长，连他的大小姐也沾了光。傅冬菊气得找崔月犁诉苦。事后，崔月犁说：有的农民参加了革命，是为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傅冬菊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她真诚热情，是个好党员，优秀情报员。即使是傅作义，他是几十万军队的统帅，围城时要走也容易，但为了千年古都不遭毁灭，为老百姓和老部下的生命安全，他起义了，“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这是毛泽东说的。
后来，傅冬菊在《人民日报》任北京记者组组长，写出很多好文章。一次，她来北京市委采访，回身离开时，刘仁叫住她：“等等，傅冬！”傅冬菊站住了，刘仁快步上前，把她衣服领子后面上的一根小树杈子轻轻摘下，说：“它会扎着你的。”刘仁是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地下斗争领导人，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都畏之如虎，对傅冬菊——一个年轻的部下如此爱护，像是老大哥对亲妹妹一般。这虽是一幕细小的情景，却长久地留在我脑中。
关于李葆华
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解放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后来调水利部任党组书记。“文革”前在安徽任省委书记、省长，以艰苦朴素闻名，爱护老百姓，被老百姓奉为“李青天”。但在“文革”中也遭到造反派的围攻。
1985年整党，主要查“文革”中的问题。高层的意思是，“凡是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能用。”我所在的民法室，有个干部叫吴崇其，曾在1967年任安徽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大家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肯定无疑了。但他自己解释说：“我是听从省委书记李葆华指示组织的红卫兵，怎么说我‘造反’呢？”在当时的气氛下，百辩难明。为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千方百计找到李葆华家的电话，他答应见我。
那时，李葆华刚从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位全中国管钱的最高官，住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小三间。进客厅，唯有李大钊亲笔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副对联耀眼，其他如沙发、桌椅、电视机都很陈旧，窗子上的纱帘都有几处破洞，地上铺的是北戴河出的草编的地毯，我觑了一下里屋（卧室），只见床还是上世纪50年代那种木板床。真是廉洁得不可想象！
葆华同志说：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不久后，我还是被“打倒”了，被迫游街，这天才见到吴崇其，他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时还上了手铐，而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只是戴上“走资派”帽子，没有戴手铐，当时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年轻人，委屈了他。“文革”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
我把找李葆华调查的情况向整党领导小组汇报，吴崇其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吴崇其感谢我为解决他的问题做调查，我却感谢他为我创造了拜访李葆华的机会。我亲眼看到了掌管亿万财产的“财神”这样俭朴，这样诚实。
关于许德珩
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四运动时，他是学生领袖，撰写过《五四宣言》，是著名爱国进步人士，1979年加入共产党。1980年至1982年，起草修改宪法时，他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在最后一次修改委员会开会时，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彭真亲自朗诵草案条文，念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句时，坐在主席台一侧的许德珩插嘴说：“应改为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彭真解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农联盟已经包括知识分子了。”随后，彭真又从头念这一句，念到此处时，许德珩再一次又插嘴：“应改为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彭真再一次耐心解释，许德珩才默然无语。
“1982年宪法”（草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时，赞成票3037张，弃权票3张，弃权者中很可能就有许德珩。讨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个人坚持己见也是好事情，历史将会做出正确判断。许德珩当时已年逾九十，他的坚持，使我至今难忘。
关于张友渔
北京解放时，彭真任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当时只有他一位副市长。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部，曾任北京《世界日报》总主笔，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学识渊博，年事已高，但对法律的熟悉，无人能及。1985年讨论《义务教育法》时，他坚持不同意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批示的草案中关于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收杂费”的规定，他说：“如果可以收杂费，将是无底洞。”何东昌来电话说，这是国家教委主任上任后批的第一个文件，最好不要退回去。当时人所共知，国家教委主任是高层领导属意的“政治新星”，要维护其威信。张友渔说：“草案规定有错误，为什么不退？”人大教委的领导也劝张友渔：“暂时同意了吧！以后再修改”。张友渔凛然说：“我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要把我的意见记录在案。既然称为义务教育，就应不收任何费用，还应该提供书籍、午餐等等，否则，不如改称《小学教育法》。
对于《新闻法》他明确主张，必须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宗旨。限制条款是例外，目的也是为了保证自由。他反对出版前审查，主张出版后如违法进行追惩。报刊媒体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载体，决不能制定违反自由、限制自由的《新闻法》。
王光美的一句话
王光美去世前住在木樨地22号楼，和崔月犁隔门而居。一天，我见到她，异常消瘦。我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见过她，她曾经骑一辆女式自行车，穿着背带式工装裤，来市委统战部看望崔月犁，和大家嘻嘻哈哈，完全是女学生派头，一点没有架子。几十年不见，苍老得快认不出了。我趋前向她问候，说些慰问的话：“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我们永远怀念他。”王光美严峻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不！少奇同志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他是被陷害死的。”我一时愕然。等王光美离去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她的意思：少奇是被陷害死的，陷害的含义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置人于死地，少奇同志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为革命立过巨大功勋，却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他是被蓄意制造假证据陷害死的。这样震惊世界的罪案，至今没有深究，平反怎么能说彻底呢？
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北京部分设在翠明庄（东华门附近）办公，急需要英语翻译，特别提出不要中共党员，避免国民党特务对有关人的怀疑。崔月犁熟悉王光美一家，她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她思想倾向中共。就找她希望帮助中共代表团解决翻译的燃眉之急。王光美当时辅仁大学毕业，正准备去国外留学，听了崔月犁的话，毅然参加了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国共内战严重，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王光美跟着去了延安，在延安入了党，后来和刘少奇恋爱结婚。
胡乔木起草修改宪法
邢：您刚才提到胡乔木对宪法的看法，您可以说说对他的印象？
高：据我所知，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决定设立秘书处，由胡乔木任秘书长。但是后来，乔木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从1981年7月起，宪法修改工作改由彭真主持。在胡乔木主持期间，曾提出一个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成为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现在人大代表人数过多，不利于大会讨论决定问题，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因此，可考虑分设“地方院”和“社会院”。“地方院”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组成。“社会院”，由各行各业的代表组成。两院人数相等，每院六百人，任期相同。享有平等的权力。这样，可以使代表们更好地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仅能对政府起监督、制约作用，而且两院可以互相制衡，使通过的法律更为严谨、准确，实行的监督更为有效。
后来，考虑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来只有一院制的传统，如果搞“两院制”，协调起来非常麻烦，没有采纳乔木的这个方案。
关于我国是否建立联邦制，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讨论过了。那时，很多人认为，苏联是“联邦”，我们应当效仿苏联。李维汉提出，苏联的各少数民族占总人数的一半，而我国的各少数民族加起来才占到全国人数的百分之六，苏联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应当成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同时，实行民族区域地方自治。会议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由此可见，“两院制”和“联邦制”都是可以讨论的。宪法是我们全国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团体、各行各业组织的共同的根本活动准则，宪法的规定必须遵守。但是人们对宪法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研究修正意见的。随着时代的前进，宪法也将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修正、补充是必然的。如果想都不准想，还能进步吗？
在1982年宪法通过前半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胡乔木负责修改制定新党章。这个党章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此以后，每届党代会修改党章，都明确规定这一原则。胡乔木1982年9月在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还明确说：“党是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力量，但它并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党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工作。”他为制定1982年宪法是做了贡献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
高：我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北京市人大的工作。80至90年代做全国人大的工作，前后20多年，对人大制度有些想法。
有人说，我国人大和西方议会必须划清界限，根本性质不同。有人说，人大不是议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各国议会有一院制，也有两院制，我国人大是议会的一种形式。我国人大代表团和各国议会互相访问，参加了国际“议会同盟”，委员长去年就出国参加了“世界议长会议”，这都说明我国人大是议会，名称不同而已。所谓议会就是代议制，由少数人代表各阶层人民讨论决定国家大事。议会起源于英国，历经七百多年的演变，证明是代表民意的好方法，各国竞相仿效。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建立有议会，当然，有的是真民主，有的是假民主。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各国议会在限制、监督权力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以美国为例，它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兼海、陆、空军总司令，可说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但尼克松仅由于“水门事件”，议会就逼使他辞职，告诉他如不辞职，将立即启动弹劾程序，有可能落得刑事处分。尼克松闻听后马上乖乖放弃总统权位。克林顿的“莱温斯基绯闻”，在普通美国人生活中是小菜一碟，但国家对总统的道德要求很高，更不许说谎。于是，全世界都在荧屏上看到堂堂美国总统在议会的逼问下，含泪承认“犯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像中国的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的疯狂，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主要是由于议会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还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西方议会有历经数百年的运行经验，这么大的优越性，我国人大应当学习和借鉴他们好的经验。
但是，我国人大确有“特色”，需要研究解决。建国初期，我党力量还较小，党员代表占少数时，人大开会决定政府方针是按照世界各国通例办的，即党员代表统一按照本党的决定和指示投票，违反本党指示就得退党。但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外国比较和建国初期比较，大不相同了。全国现有8000多万共产党员，在全国人大代表3000人中，中共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党员代表都按照党的指示投票，也就不要开会了。会前早就定局，每年花几千万元经费开会只是装样子，走过场，干脆开党代会通过决定国家大事，人大根本不需要，是个多余的机构。但是，如果进行一些改革，人大这个制度还是有利于人民民主，有利于集中人民的意志，我初步想到下列各点：
（1）应当恢复实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三三制”，即中共代表限制为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和各界非党成员各占三分之一。
（2）中共党员代表各自代表选区人民利益，反映选区人民的要求，汇合起来就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每个代表都有独立判断和自主投票权。党中央可以组织党员代表研究讨论，但不统一决定他们如何投票。
（3）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代表有权组织讨论，可以串连研究，可以自主决定投票。
只有这样，才叫民主讨论，才叫集中人民的意志，否则，只是贯彻领导意图。如果未来，又出来一个马克思+秦始皇，如何是好呢？
有人主张人大改成议会，这没有用。现在人大开会是一年一次，是个喜庆的节日，媒体套红，红旗招展，代表打扮的花花绿绿，那是喜庆，是光荣，是走过场。到会上就是让代表们听报告，学习领导讲话，表态。没有大会讨论，只有按省分组讨论，分省讨论也是几十人、上百人的大会，坐在中间重要位置的是省委书记、省长。代表的百分之七八十也都是官员。县、市长发言了，很高兴，可以跟省长见面了，有的是奉承领导，有的是宣扬本县、本市的政绩，有的是讲点鸡毛蒜皮的事。都有稿子，毫无味道。
艾青是1980年代的全国人大常委，当了几届我记不清了。对艾青我很佩服，因为小时候念过他的诗。我发现他开会很认真，每次开会都准时出席，每次都做记录。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四天，一年开六次会，一届五年开了三十次会，没有听见他发过言。我是记录组成员，忍不住过去请教，为了不显唐突，背诵两句他的诗，他立刻喜笑颜开。我说，艾青同志，几十年前就念你的诗，多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怎么不说话啊？艾青说：小老弟，我是犯过很多错误的人，认识不清楚，政治水平低，党让我做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党的安排，是给我很高的荣誉，我要认真的学习，认真听大家的发言提高自己。艾青很虚心，但他辜负了选民的希望，他没有弄清楚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责任。
还有另一种情况，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熊复（原《红旗》杂志总编辑）把我骂了一顿。他知道我是记录组的成员，火气冲天的过来骂我压制了他的言论。他是反对开放的，再三讲“苍蝇”从纱窗外要飞进来，要防止帝国主义通过经济手段对中国怎么样。他生气，因为简报只登了他两三句。他当时被看作是“凡是派”，因此格外生气。我向领导汇报，另行全文印了他的发言。我把重印的简报送给他。他问：为什么别的简报人手一份，而这个简报每个组只发几份。我没法回答，他气得缺席几天。其实，他反对开放的发言也有正确的部分，有值得参阅的，需要警惕的。人大开会有不同意见，能启发思考，利大于弊。
1989年3月，这一天的人大全体会议是少有的，彭冲主持。他主持通过关于人大常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按惯例问三声：“现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都没意见就通过。”以往惯例都是没有意见，顺利通过。但这次，中科院物理所一个副所长（人大代表）站起来，彭冲问：“你是有不同意见吗？”他说：“我是有个意见。决议上不是讲要年轻化吗？可是现在看看，怎么主席台都是老年人？”全场一片哗然。他刚做人大代表不久，不懂惯例。黄顺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农科院从事科研，他接着放了一炮，说周谷城年龄太大，不适合再在人大工作。他们两人在台前正说着，台下也闹哄哄的时候，从主席台上后排走下一位老者，到台前说：“我本来就不想做人大代表，是你们要让我做的。我愿意立即交差，响应年轻化。”台下一片笑声。会后，议论纷纷，有的说：今天的会不像话，开得像西方国家的议会了，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风气。我遇见从主席台下来的方毅同志，问他怎么看。他说：“很好嘛！气氛活跃点，物理所那个同志提出的意见不错嘛！”同样的一件事，总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彭冲，原是政法委书记，取消了政法委以后，他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大概在1985年的一次什么会上，我提出关于财产申报问题，彭冲反问我：怎么申报，今天我砸了两个暖瓶，你怎么报？其实那时，我也不太懂。过了几年，我要办离休了，领导请几个离休干部吃饭，散席时，他忽然对我说：我要送你一幅字。还请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做财产申报？
我记得那时不叫财产申报，是财产登记，反正是新鲜的事物。可见他脑子里一直记着。我简单地解释道，如果一个官员上任时，申报自己有十万块钱，他每月工资2000元，五年任期，不吃不喝，也就二十多万。如果那时有了四十万，一百万，就肯定有问题。不是计算那个暖瓶，不算小地方。他说：有道理。这样申报确有好处。后来他送了我亲笔写的一幅字“高锴同志惠存：老来红”。这是首长的鼓励。
几年后，他也退了，约我去谈谈，谈到政法工作，他说：“哎，又走了老路了。”我说：我给你写个自传吧，你当过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你思想非常清晰，你谈谈我给你记下来。而且不一定现在发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甚至不是我发表，留给后人发表。这将是历史的珍贵资料。他想了一阵子回答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功过是非总有明白之时，让后人去总结吧。”
“四人帮”刚粉碎时，有一股励精图治的风气。那时还崇尚朴素，政协委员全部安排住各大宾馆，而人大代表全部住各机关招待所，吃饭也在招待所了。有一次我去看望辽宁省的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钱令希，一间屋子三四个床，几位省领导一间大屋子。直到1989年以前基本都是这种风气。现在这种风气变了。
邢：我看到您1983年写的一篇内参《对民主党派现状分析和未来预测》，您对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分析很到位。
高：我当时应邀参加中央统战部的一次理论讨论会，我写的这份材料被印发为领导参阅资料。我想明确民主党派的性质。我国目前的民主党派是“在野党”吗？不是。因为有不少党派领导人被安排为国家领导人。那么，能否叫“执政党”呢？不能。因为各民主党派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几年，有的民主党派人士被委任为国务院某部部长，但实权还是在中共党组手里，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决策执政。叫“少数党”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西方议会政治中的所谓多数党、少数党，就是反映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既非“在野”，就不能叫“少数党”。理论上讲，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党的方针、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所谓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意见。那么，能否叫“反对党”呢？更不能，因为各民主党派是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那么，能把各民主党派说成是我党的“兄弟党”吗？也不能那样说，因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在法律上虽是平等的，但在政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并不是平等兄弟党的关系。因此，比较恰当的提法还是：“友党”。这个提法对内对外影响都比较好。
各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政纲，严格地讲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即使如此，我仍然主张民主党派应该大发展。发展到几百万人，比我党8000多万人仍然是“小党”，有什么可怕呢？对民主政治有好处，对监督我党有好处。
世界各国议会控制政府，主要靠财政，而我们现在人大开会不讨论预决算。非洲一些国家欠我们的1000多亿元，一句话免了，人大批准了吗？对国外的援助数量大的，应该通过人大审议批准。我们对外援助中浪费太多了，从老百姓节衣缩食中把大量资金支援外国，最后落得人家痛骂和反对的事情还少吗？
计划不讨论，鸡毛蒜皮的事提不少。人民想谈的事不谈，最明显两个事情，一、“三公”消费提了多少年了，人大就是没安排讨论；其实“三公”消费经人大讨论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现在副部级以上退了休还给专车，请问是什么文件规定副部级以上给专车？包括部长因私用车都不对。而且在退了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自己用车，是老婆儿女们在用。那天我在八一小学门口见到一个给小孩送饭的，是爷爷的车，据司机说，他爷爷走不动路了，根本不用车，是专送小孙子的。早晚接送，中午送饭送水，这是谁规定的？
财产透明，阳光法案，这才是民意呢。按说人大是有权做出决议的。但主席团就是安排不上去。一些人就是怕阳光，怕透明，所以，在解决好权大还是法大之前，在解决好党和人民关系之前，在解决好人大和党委的关系之前，人大叫什么名称没有用，改叫议会、改成联邦院制都没有用。如果这些关系理顺了，人大真正能代表人民了，仍然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名称和制度是最好的了。
高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来源：《炎黄春秋》20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