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原则是避免战争
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民族问题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挑战。少数民族人士一直这样提醒汉人的民主派：民族自决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国实现民主之时，就应该是少数民族通过自决选择民族前途之日。对于独立还是统一的争论，少数民族人士强调尊重和理解，而不是把汉人意志强加给别的民族。但是要求汉人理解少数民族的独立愿望，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汉人反过来也要求少数民族理解他们希望保持统一的愿望，不要把国家分裂强加给他们，应该以哪个理解为准呢？
在我看来，理解和尊重不能作为建立民族关系的基础，因为如果双方分歧巨大，一方得到了理解和尊重，另一方就会认为相反。即使一时能够妥协，理解和尊重也无法成为保证，因为人会变，形势会变，理解和尊重也会变。如果中国各民族可以实现和平分手，我个人不反对，我赞成没有国家的地球村和人类大同的理想。问题在于十多亿汉人中有多少人能认可这一点？即使是未来的民主之日，也完全可能是多数投票者要求政府对试图分离的少数民族动武。民主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解决。
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足够强大，有和汉族一战的实力，最终打出个民族独立的结果，也算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可是所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军事和经济实力差得更远，结果只是少数民族白白牺牲。因此，战争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考虑的选择。
达赖喇嘛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做出了放弃西藏独立的决定。独立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民的和平与幸福才是高于一切的目标。独立不是一定能换来人民幸福。本世纪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照样饥饿、死亡和流血，本民族寡头的统治未必一定好于殖民者统治。
人民的幸福首先应该是避免战争，尤其不该把他们推入注定换不来胜利的牺牲。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中国保持统一（目标不在统一而在避免战争）。“大一统”情结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主权观则是以耻辱和流血让近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共产党接着用国家机器烧了50年“民族主义”的火，几代人从出生就浸淫于这一氛围。今日失去了共同精神纽带的汉人只剩下一个“国家”符号作为共识，因此也唯有这一符号能让汉人群起。“统一”成为一条底线，对其任何触动都会导致发作，固然其中大部分是不负责的起哄，但战争往往就是由起哄开始，尤其在骤然降临的民主制中，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大。
我完全不把上述汉人的底线和发作视为合理，但是不管是否喜欢，都不能不正视它是一种现实。就像面对一个有病的巨人，只要碰他身上某个穴位就会暴跳如雷，你只能视他为有病，而不是愤然斥责他无理，如果你无力制服他，反会被他所伤，理智之举就应该是不去故意碰那穴位，至少是等他病好了以后再说。
那么不去碰汉人的“统一”底线，能不能实现其他民族人民自由和幸福的目标呢？其实在那底线之上，存在着相当广阔的空间。当今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当口，正是建立新型社会制度和族群关系的时机；以往的“不断革命” 已经使汉人一无所有，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被瓦解了，而新制度的建立，除了借鉴西方成熟民主制的经验外（目前仍被多数中国人认为不可行），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独特问题，并无定制可寻，也无清晰的设想，制度的“可创造性”和“可填充性”非常大。一个十多亿人规模的社会处于如此状态，历史少见。如果不去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和睦共存的社会，既保持共同体，又保持各民族的自治、自由、文化传统和自我选择的发展之路，而是一定要以建立独立国家去挑战十多亿汉人，让自己的人民陷于战火，尽管勇气可敬，但对解决问题没有价值，对人民也并非负责。
在我看来，统一或独立不是真问题，如果把人民幸福放在首位，统一还是独立本身并不重要，怎样对人民有利就怎样做。因此，从避免人民陷入灾难的角度，当前最该做的，不但不是独立，反而应该是尽力避免民族独立，不仅在口头上不独立，而且要以制度保证。当然，这种制度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保证中国的统一，缺一不可。
以这个标准检验，民主制不能做到。
二、以西藏为例——民主制对民族冲突的激化
事实上，即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族问题至今仍然令其头疼不已，被视为民主楷模的美国，种族冲突也一直持续不断，更别说当今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伴侣，二者行影相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问题爆发的催化剂。
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目前只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相对完整。“中间道路”由四个因素构成，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留在中国”、“整个藏区”和“高度自治”三点可被视为目标部分，“留在中国”是“整个藏区”（也称“大西藏”）「1 」与“高度自治”的交换，因此“中间道路”能否实现，“留在中国”应该是前提。
对达赖喇嘛来讲，“民主制”是在“整个藏区”建立“高度自治”的手段，但是西藏“留在中国”靠什么手段保证，似乎只有一个允诺。对这个前提性的问题，仅有允诺是不够的。民主制对此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没有保证，甚至是反作用，“中间道路”就失去了前提，其他目标也无法论及。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就“留在中国”的问题，对达赖喇嘛构想的民主制进行讨论。
达赖喇嘛1992年发表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2 」，对他设想的民主制有具体论述，为民主制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提供了讨论基础。简要概括达赖喇嘛提出的“民主制度”，其关键程序和框架由以下几点构成：
a.由老百姓直接选举：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⑵各州议会的议员；b.由各州议会选举全国州议会的议员；c.由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⑵全国州议会负责立法；d.由⑴全国人大代表、⑵全国州议会议员、⑶各州议会的议员共同选举总统和副总统；e.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首长和内阁。「3 」
可以看出，议员（包括代表）在这种政治设计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除了拥有立法权，总统由他们选举，政府也由他们任命。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考虑西藏人口分散，教育水平低和缺乏民主训练的现实，比起民主制其他形式，应该说比较符合西藏情况。对此且不论，我们要看的是此种方式能不能保证西藏留在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的 “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怎样影响？
●意见领袖
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民主制度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
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他们与权力精英同属精英阶层（可称为话语精英），没有政治权力但有话语权力。他们是“议”者不是“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总是高举道德的旗帜。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现实，道德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在野精英往往有获得政治权力的愿望，而最好途径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作为动员舆论和获得支持的工具。
骤然民主化是一个权力资源重新洗牌的时机，很多精英人物都会逐鹿其间，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回应社会质询，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道德立场，增加自己的得分。有政治野心的人在渴望权力的冲动下，对权力精英的攻击性往往很强。成熟的民主社会至今依然上演这种戏剧，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更难避免出现恶性竞争。那么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会选择哪一个道德制高点进行表演？可想而知，那时最能煽动公众激情的就是西藏与中国的关系。
不能指望意见领袖那时会说中国多少好话，从压制状态得到解放，首先是要释放多年积怨，同时民主化会揭开专制统治时期的黑箱，使多年罪行见了天日，也将进一步增加积怨。
意见领袖擅长舆论，为人尊重，他们的意见无论是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媒体和大众反过来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形成了舆论潮流，要想继续充当意见领袖就只能是追赶舆论，而且要走到舆论前面。尤其是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他们必须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有利用民主而掌权的希望。
●媒体
民主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论自由，具体就是私营而非官办媒体成为主流。骤然民主化将催生大批此类媒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新生媒体都必须在刚开放的空间尽可能地跑马圈地，为此展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激烈比赛。最初时期能瓜分多大份额，是决定媒体今后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比赛中获胜的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的感情。感情能使人投入，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的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媒体对此的秘诀就是以耸人听闻的材料炒作热点，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持久的刺激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的热点和最具刺激性的材料无外乎中国的迫害，藏人的悲惨，以及关于中国阴谋的揭密。这种炒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并且导致故意夸张和不负责任的小报风格。这是竞争决定的。如果哪家媒体坚持理性与考证，就难免不处于劣势，因为理性要求遏制感情，而骤然民主化的大众更愿意得到感情发泄；考证需要时间，在媒体的速度竞赛中就会落在下风，别说还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面对新的淘汰机制，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宠道路是不奇怪的。即使在自由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社会并不具备。
●大众
“文革”之后的西藏已经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意味西藏已经没有了再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专制统治摧毁、瓦解和限制所有体制外的力量，使民间社会处于空缺状态，离开政权整合，社会就是一片散沙。生活在这种环境，社会成员往往感到孤独无助，缺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心理扭曲，挫折感强烈，盼望着为克服这种异化找到出路。在出路出现之前，他们往往是用漠然来逃避社会事务，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倾向于爆发性的极端行为，以补偿内心异化和焦虑。在这种时刻，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反而更容易被煽动，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可以对其进行缓冲和整合的中间层次；他们与宏观层面直接交流，却没有判断宏观事务的能力。那时他们信息来源和精神指导大部分来自媒体，因此传媒的煽动一定会在群众中获得呼应。
“群众人”的特点是情绪化。他们在宏观层面会改变平日的务实态度，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为什么不表现英雄而让人视为狗熊？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尤其在民族问题上，群众最容易丧失理智。尽管多数是民主的基础，但是再多人的局限加起来也不是全局。在“数量型求和”的社会结构中，群众局限的相加只能成为更为局限的“深井”。
群众的另一特点是向后看。已经发生的事抓得住，看得清，也容易产生共识，前面的事却在未定之中，众说纷纭，没见棺材也不需要落泪。让群众的这种特点左右局势会十分不利。毕竟历史已经不可改变，可以把握的是未来不是过去，过度清算只能把历史纠葛延续下去，从而继续造成新的仇恨冲突。然而群众只要有释放的可能，几乎一定要把情绪发泄彻底，极少可能自觉地体现宽容。西藏以往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和痛苦，一旦有可能发泄，其爆发能量不难想见。
那时，在一个对少数缺乏保护的环境下，除了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之外，其他意见可能都难于（也不敢于）在媒体上表达，任何不与中国誓不两立的态度都会被视为软弱投降。媒体成为最激烈人群的声音放大器，理智只能怯懦地保持沉默，那时，“群众”将只有一种论调，整个藏民族在世界面前也就成了单一的极端派。
●代表和议员
以上说的是骤然民主化时西藏社会的可能状态，是达赖喇嘛的政治结构赖以建立和操作的基础，社会与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点就在民众对议员（代表）的选举。
议员当选取决于选民，决定了议员必须投选民所好，因此达赖喇嘛的政治设计首先就是把权力最大的议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置于大众情绪的制约下。达赖喇嘛的初衷也许是期望议会能够缓冲大众的非理性，西方类似的民主政体的确也体现了这种功能。但是区别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激动全民的目标，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也没有一个正在把社会推向极端的氛围，议会对大众情绪的缓冲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只要有了这些因素，西方议会也一样难以不被大众情绪左右。骤然民主化的西藏上述因素全部具备而且极端化，同时却缺少西方社会的利益集团、政党结构等平衡因素，议员只能没有防卫地承受大众的直接作用力，迂回空间狭小，因此跟着大众跑几乎是别无选择。
仅仅不敢忤逆大众还属于一种被动，在民主政治的竞争机制中，每个议员都面对一群企图取而代之的竞争者。竞争者一直惯用的手法就是攻击在位者的软弱，反衬自己的坚定。这种策略往往容易奏效，群众热爱英雄，喜欢看壮举、听豪言。议员面对这样的竞争，不能不被鞭策着加入趋于极端的赛跑。在那条跑道上，谁跑在前面，谁就受到群众欢呼，最终拿到胜利者之奖，所以议员不仅不能以理智缓冲大众的情绪，反而为了自身地位的稳固，可能还要力争在激进道路上跑到大众和竞争者前面。
事实上，即使是成熟的民主社会，议员也常常把更多兴趣放在做秀上。民主政治培养善于利用传媒表演的政客，却不是敢以真知灼见给大众泼冷水的智者。在争取选票的竞争中，投合大众的政客几乎总是压倒表达不同见解的智者，而在一个缺乏民主训练的骤然民主化社会，选民尤其会被政客不负责任的誓言和允诺所迷惑。
恰恰议员是“坐而议”的，不承担行政职责，往往也不为后果负责，因此务实的动力对他们而言远小于道德拔高的动力。专制社会虽然有官场高调，但对政治行为一般不发生制约，因为最终决定权是在当权者而不是在议者。然而在达赖喇嘛的政治制度中，“议”对“行”的介入达到空前，议员直接制约乃至决定政府的行为。议会（代表大会）负责立法、选举最高领导人并任命政府，拥有的都是最具决定性的权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其抗衡，因此在那种体制中，西藏与中国加剧冲突的链条必将继续向上延伸。
●领导人和政府
按照达赖喇嘛的方案，未来西藏的最高领导人是由议会选举，不是普选产生。虽然达赖喇嘛为最高领导人安排了一些特殊权力，如可以直接任命部分全国州议会议员，任命各州州长，议会通过的法案法令须经最高领导人批准等，但只要最高领导人是由议会选举，他就只能设法讨议会的好，而不是以其权力与议会抗衡。这使政府极大地受议会牵制。
一般讲，议会不是一个整体，最高领导人可以利用议会内部分歧搞平衡。但若议会在某个问题上保持一致，最高领导人就没有选择，只能跟着议会走了。在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上，未来西藏的议会很有可能保持相当高的一致，不同派别的区分只是比赛谁更极端。在事关对外的问题上，议会各派同仇敌忾，比赛爱国，这样的例子各国都不少见。
在议会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最高领导人产生于全民直选，还有与议会周旋的可能，因为全民选举数年一次，有时间缓冲。目前尚不知道达赖喇嘛制度中的议会弹劾程序，但比起公众直选，议会对最高领导人的制约肯定更直接。这会导致领导人在政治上的迂回余地狭小，手段的灵活变通难以施展。在民主的透明运作中，一般议员对妥协立场都不太敢于表态支持，而否决甚至弹劾政府却可能成为唯恐落后的表演，并且在起哄中通过。这等于是在领导人和政府头顶吊上的一柄悬剑，逼迫“行”者和“议”者保持一致，成为道德家而不是政治家。
达赖喇嘛的政治结构没有在“议”与“行”之间设置有效隔离，立法对行政的牵制过度，尤其是由“议”者刚性地决定“行”者命运，造成本来最应该对社会负起责任的政府，不但无法扭转互相攀比趋向极端的“广场效应”，自身也会成为其中的一环。
如果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媒体、大众、议员和领导人都在上述互动链条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变成反对中国的强硬派，拒绝妥协，互相推动走向极端，那么西藏最终能不能留在中国呢？中国方面不相信达赖喇嘛的允诺，原因就是沿着达赖喇嘛的民主制看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西藏迟早要走上独立之路。
●达赖喇嘛能否保证
西藏具有一个特殊条件——即达赖喇嘛本人。他具有主导藏人的精神权威，虽然那种权威远离民主本质，但是能不能认为西藏留在中国就有了保证呢？西藏人一般都认为，只要达赖喇嘛在世，几乎不会有人违抗他的意志。然而先不说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取决达赖喇嘛的寿命是否能令人接受，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他设计的制度本身也已经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政治作用。
达赖喇嘛宣布西藏实行民主制后他将不再参政「4 」，而民主体制下的西藏除了他本人有主导议会的能力，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因此只要达赖喇嘛不亲自担当政治领袖，西藏政府就只能是受议会主导的。如果是民众直选最高领导人的体制，达赖喇嘛可以利用他的精神影响力，他表示支持谁当选，民众就会投谁的票。然而在他的制度中，民众选举的是议员和代表，他就无法去具体地指示每个选区的选民应该选谁了。那不但难以做到，也是不应该做的，因为那违反了民主的原则。但若是让老百姓完全靠自己的判断选举，前面所说的大众、精英和媒体互动的 “广场效应”就会发生作用。而在由当选议员和代表选举最高领导人时，他们已经不会像普通民众那样盲从达赖喇嘛，除了因为民主意识的提高，还因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迎合选民而不是迎合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政治影响力会因此变得有限。
●时间可否化解
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起草过一部《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5 」，起因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全球瞩目的西藏问题。它为未来中国规划了一个“具有邦联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在那样一个结构中，西藏被赋予“西藏自治邦”的地位，享有达赖喇嘛所要求的高度自治。此外针对西藏还有一个特殊条款——新疆、内蒙等其他“自治邦”的地位变更需要联邦院三分之二批准「6 」，只有西藏被允许在联邦宪法实施二十五年后由其公民自决留在中国还是独立。「7 」
我相信宪法起草者是希望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时间。二十五年是一代人，似乎已经可以淡漠历史的恩怨，从而使藏人放弃独立要求。然而二十五年在历史长河只是“弹指一挥”，藏人的怨恨是否能化解？至今“文革”已过二十五年，我们忘记了吗？二战已过五十五年，犹太人又是否释怀？
即使旧的怨恨淡化，新的冲突还会继续产生。例如“宪法草案”中避而不提的“大西藏”问题，藏人对此却不会和起草者一道采用鸵鸟方式。如果未来中国以联邦方式组合，同样也有自治地位的川、青、甘、滇是否愿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藏区划给“西藏自治邦”？膨胀的汉族人口是否继续向藏区渗透？在这个过程中，藏人的抵制、汉人的大民族意识随时都可能制造新问题。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使很小的冲突也可能被传媒放大扭曲，引起轩然大波，何况各民族都不乏有人故意煽动，借题发挥。若真是实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我相信未来的西藏政治家会按那个二十五年的时间表等下去，但他们不会放松独立的目标，而是保持冲突的张力，把二十五年的时间当作充分动员民众和独立建国的准备过程。他们会感谢《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既能使西藏避免战火，又给了西藏打开走向独立的绿灯，他们会有充分把握——多数藏人将在二十五年后投下独立的一票。
而那时，达赖喇嘛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允诺也跟他一块去了另外的世界。
三、数量求和与矢量求和的差别
在我谈到为了人民幸福首先需要避免战争的时候，又谈到汉族民众会强烈要求对试图分裂的民族动武，以及藏人民众会走上不惜通过战争获得独立的极端道路。这中间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战争真是双方民众自己的选择，说明他们宁愿为更高的目标付出战争代价，别人就没有资格判断他们是否一定应当避免战争。
但是事实上，双方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是在“数量型求和结构”中产生的，不是真实的“社会意志”，而是被其民族精英主导和煽动的。进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会看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不在意西藏与中国分离，那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样，普通藏人大多也不关心西藏是否应该独立，遥远的主权归属对他们没有意义。两方人民要的只是自己和家庭生活得好。如果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这种个人意志进行矢量求和，一定是不会为了统独之争而战争的。
然而进行数量求和就不同了。数量求和是自下而上的，是需要有预设问题和求和方案的，也需要对结果进行表述和解释。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精英成为不可缺少，他们也就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变成“民族的意志”。
精英阶层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压迫更为敏感，这种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世所公认，不必多说。但是民族精英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来源，即对权力的热衷和追逐。多数民族的精英死守大一统，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往往出于不愿放弃权力；而少数民族的精英要求独立，也经常是出于把权力拿到自己手中的愿望。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实现“无损耗复制”，一旦独立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平起平坐的新国家，由此形成的新权力资源对民族精英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
当然，这些动机不会摆上桌面，精英们从来把反对分裂或争取独立都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也说成是民族意志的要求。然而在一个二元社会的“数量型求和结构”里，所谓“民族意志”仅仅是一个说法，没有具体载体，只能被民族精英“代表”，然而却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等式支持精英自称的“代表”。
数量求和首先要把取向无限丰富的个人意志简化，统一为一个方向，才能使之变成数量，而无论是主义、纲领，还是目标与决定，都不会在大众头脑中自发产生，只能由少数精英创造并传播。即使投票结果是多数拥护，也不能说那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
1 、一个完整的个人意志是由众多取向（针对不同问题）组成的。当人对某个单一问题回答赞成时，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取向，那取向放在其完整个人意志的全部取向中，却可能被其他取向所抵消。例如孤立地问是否愿意民族独立，人们可能回答愿意，但如果问是否愿意家破人亡，人们肯定回答不愿意。精英对民意的错误主导就在于只问前一个问题，然后就宣称那是人民意志，后面的问题则被回避或隐藏起来。
2 、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宏观事务，大众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他们无法得到充分的沟通，于是只能对精英的说法被动表态，按照精英提供的狭隘选择去说“是”或“不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表态支持什么，即使看上去是完全自愿，甚至哪怕是狂热，实际也等于是被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精英所摆布。
3 、专制政权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和准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运动对人民进行洗脑，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客也可以利用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和灌输技术对民众进行蛊惑，那时民众表现出来的不是民族意志，而是众多个人受到的煽动与欺骗，再被简单的数量求和叠加在一起。
4 、何况在更多的时候，不同意见找不到表达渠道，言论渠道是由精英控制和审查的，能够登台表演的永远是少数，沉默的大多数总是在舞台之外。不过对外界而言，能够发出声音的少数就显现成为整体。
在二元社会，离开了权力一元和精英，多数事情无法进行。即使是民主社会的投票、表决、言论自由等，也必须在精英的筹划、组织和操作下才能进行，因此民众对精英的追随是别无选择。那时，汉人精英表达的汉民族意志，看不出汉人百姓对西藏去留不关心，而藏人精英表达的藏民族意志，同样看不出藏族百姓对主权归属不在意。两个民族精英集团的对立，展现给世界却成为藏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势不两立。
因此，在数量型求和结构的社会，民族问题不可能顺利解决，只有变成矢量型求和结构的社会才能摆脱精英主导，社会意志才能自我确立目标和进行决定。而那时，厌恶战争追求和平就一定成为主流，主权之争则会远远退居其后。
逐层递选制「8 」就是这样的矢量型求和结构。
四、逐层递选制可以让中国放心
前面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两个标准，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保证中国统一。以西藏问题为例，就是达赖喇嘛所说的“两个放心”——“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9 」
我们就以逐层递选制来检验能不能做到“两个放心”。前面讨论过民主制无法保证西藏留在中国，反而可能把西藏与中国推向对立甚至战争。中国当局拒绝达赖喇嘛的谈判，把他的方案说成“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也是因为看到这种前景。只要中国对这一点不放心，不进行谈判就不奇怪，谈也是白谈。即使未来中国换上了民主政府，也不能不坚持这一点。所以如果能在制度上消除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做到中国真正放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打开谈判大门的障碍。
●逐层递选制没有独立的动力
从西藏人的角度，达赖喇嘛有了西藏留在中国的允诺已经足够，因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神王，一言九鼎，绝无怀疑之理。然而对西藏之外的政治人，这个理由是不够的，即使达赖喇嘛真诚可信，也有能力，问题是他不能永生。民族关系宁可是互相不信任，相信每个民族都可能为自身利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为此而对所有坏的可能事先防范，建立起不会因为人变而变化的制度。这种靠制度保证的民族关系将会远比靠“信任”维系的民族关系经得起考验。
逐层递选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保证西藏不脱离中国，首先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逐层递选制的权力来源在下不在上，当权者只有使下级满意，才可能保持当权的位置。独立是为了追求向上的权力（主权）。这种追求在逐层递选制中仅能给最高领导层带来荣耀。下级自治体却要为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争取独立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后新增加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却不会因此得到好处。下级自治体的领导人也不会因为独立得到荣耀，主权争到手并非属于自己，变化仅仅是比原来少了一层上级，但仍然是“地方”而已，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逐层递选制的下级没有动力支持其领导人追求独立，越往下越没有这种动力。而逐层递选制的上级是由下级选举产生，每一层的大事也都是由下级参与决策，没有下级支持，最高领导层就无从产生独立之心，更不可能付诸行动。
除非在一种情况下，逐层递选制会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即所有下级——囊括每一个层次直至所有人民都要求独立。那只有在一个民族真正受到外族迫害，而且全体人民已经下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时才会形成。真到那时候，独立就是完全应该的了。
不过只要是还在实行逐层递选制，就不会发生那种情况，因为既然一个民族的管理结构是通过逐层递选产生的，就不可能选举外族压迫者来管理自己，因此民族压迫只能以一种方式实施，就是入侵和占领。而在占领状态下，入侵者肯定不会承认被侵略民族的逐层递选结构，要建立自己的占领政权，才可能进行民族迫害。所以可以说，只要有逐层递选制存在，就不会发生民族迫害。
在骤然民主化社会，独立动力还来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的链条所形成的“广场效应”，但是只要实行逐层递选制，意见领袖的激进程度首先会降温，因为获得权力的途径变了，以往靠煽动大众的感情获得选票，现在必须回到真实生活中参加逐层递选，“议”与“行”统一在一起，“议”就得负起责任。
意见领袖的理智化会直接影响媒体，因为他们是媒体的思想来源，甚至本身就是传媒圈中人。虽然媒体总是有追求市场效果的动力，但是少了追逐权力的因素，就比较容易摆脱“政治正确”的氛围，各种意见都敢出头，有利于形成媒体业内的观点平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大众的煽动性。而且意见领袖和媒体的理性化及观点多样化，带来大众的多样选择，也会减少市场裹挟力，反过来减轻意见领袖和媒体面临的市场压力，形成正循环的效果。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逐层递选制切断了“大众→议员”的环节，使得即便链条的前半截——“意见领袖→传媒→ 大众”——仍然可以在互动中产生激烈情绪，也会由于“大众→议员”环节的切断而被阻隔在决策之外。由大众选举议员造成以大众的局限制约议员，议员选举最高领导人和任命政府时就不得不迎合“民意”，从而把大众的局限向上延伸，施加给政府。逐层递选制不再选举议员，也不存在议员那样的角色，选举只在经验范围中进行。经验范围的选举是理性且无局限的。逐层递选是对这种理性逐层提炼和凝聚的过程。当到达西藏各地区长官选举西藏领导人的层块，已经具有整个社会最高的理性，能够充分看到独立的不利及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保持理智行事，并且这样要求他们选举的最高领导人。有了这种提升理性的层次，即使社会仍然存在要求独立的情绪，最高领导人不需要直接承受，有下面的层次为他抵挡和吸收压力，因此他可以无顾忌地按照对整个民族最有利的方式去做。这种 “隔层保护”的性质，对一个社会的长远目标和理性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高层块不要求独立，并不仅仅是因为判断西藏打不过中国才不得已屈从，而是因为有了逐层递选制，首先已经能够最好地实现“高度自治”，从而西藏已经不再有独立的必要。
●逐层递选制与“大西藏”
关于达赖喇嘛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整个藏区”的统一，中国也是不放心的。“整个藏区”240 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有清以来的数百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将“大西藏”分割为两个部分，把其中一半面积分置于周边四个汉族省份（川、青、甘、滇）管辖下。这种格局已经形成了百年以上，让中国同意改变这种历史沿革的“治藏”方略和成果并不容易。
首先如果西藏存在独立倾向，藏区的统一使整个藏族的领土、经济和行政成为一体，不仅其实力大增，而且万一出问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也扩大一倍。这种担心的前提就在西藏追求独立，只要能消除整个前提，整个藏区是否统一也就降为一个区域划分的技术问题，中国让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实行逐层递选制会使西藏失去独立的动力，同时逐层递选的结构也决定了规模扩大并不会同时导致“野心”增加，因为逐层递选制不是统治结构而是自治结构，所谓自治，本质就是最大程度地寻求自身利益，拒绝外部对自身意志的强加和对自身资源的合并，因此实行逐层递选制不会使西藏成为统一的整体，反倒是把它分成了许许多多个不同层次的自治体，其中每个自治体都是“高度自治”的，谋求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体目标。即使扩大为“大西藏”，也不会改变这个性质。
反之，藏区合并为“大西藏”还应该有利于中国。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5.46%，如果单独实行“高度自治”，几乎是单一藏民族的自治体。而川、青、甘、滇四省藏区，藏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7.93%，把西藏自治区与四省藏区合并为“大藏区”，藏族人口的比例为70.84%，非藏族居民的比例大大提高。「10」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出发，这种提高显然是有利的。另外，把整个藏区统一起来还可以避免对同一个藏族实行不同政策，这种问题曾经造成过灾难性后果，如五十年代的西藏自治区保留传统制度，四省藏区却实行“民主改革”，结果发生“叛乱”，留下至今难解的“西藏问题”。
“整个藏区”的统一和自治对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从此可以卸下一个沉重包袱，不需要再对藏区巨细无遗且不被领情地操心。自治后的西藏必须自己面对问题，自己负起责任。中国政府即使继续给西藏援助，也不再是 “应该的”，而是会得到相应的理解与感激。
另外一个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逐层递选制比民主制更容易被北京接受。民主制与共产党的一党制是公认的敌对格局，实行民主制就意味共产党制度的失败。如果在西藏实行民主制，结果肯定是达赖一方的人上台，共产党官员下台。双方斗争了四十年，这种结局是不能被共产党接受的。逐层递选制跳出了胜负格局。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在它的格局中，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流亡藏人即使回到西藏，也不能以流亡集团的身份掌权，因为在经验范围内逐层递选，不受宏观层面和大众传媒操纵，就不会有政治集团立足的基础。每个想当选的人都得进入实际生活，在那里，流亡者和共产党员完全是平等的。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此抱一些希望，如果达赖喇嘛把他的“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改变成“留在中国以逐层递选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北京政府是不是会变得多一些弹性，双方的对话也会更容易开始？
五、逐层递选制可以使西藏更好
●逐层递选制兼得统、独好处
我一直提醒坚持独立的藏族朋友，不要只想独立的好处，还要更多地想独立的难处。如果有一天西藏独立，当胜利狂欢过去之后，立刻面对的就是每天非常具体平庸的柴米油盐，一点不能少，全要靠自己解决。那时西藏首先面临的困难一是如何建立边防，二是现代化一元怎样维持。西藏自身没有足够人力和物力在上万公里的边界建立边防，而如果没有边防，且不说抵御外敌入侵，就是西藏被世界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所包围的地缘，不防范周边20多亿人口的渗透也是不行的。要建立边防，西藏只能依靠一个大国——不是中国就是印度。如果西藏在脱离中国的同时把自己的边防交给印度，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的，结果就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冲突。那时西藏成为两个亚洲巨人的战场，自身必将首当其冲。从这个角度考虑，与中国保持统一，由中国继续担负西藏的边防，是避免引起变局与冲突的稳妥之道，符合西藏自身的利益。
中国对西藏五十年的统治，在西藏社会嵌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部分，完全依靠中国的供养才能维持。从这样的数字——1997年，西藏（仅指“西藏自治区”）本地的财政收入是2 亿9537万元，而当年财政支出是38亿1952 万元「11」，高出收入12倍的赤字全部由北京补贴——可以看出西藏本地资源对维系西藏当今社会相差多远。如果西藏独立，中国来源中断，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就无法维持。有些藏人把希望寄托于西方，但西方援助即使会有，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长年累月，数额巨大。或者有的藏人认为不要现代化西藏也能生活，问题是不管怎样看待现代化，它已经是现实存在。1994年西藏自治区的“国有单位”职工共有16万人（其中藏人数量为10.89 万）「12」。即使仅把这一部分人看作西藏的现代化部分，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接近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5%.如果听任西藏的现代化体系瓦解，这15% 人口的出路是什么，会不会造成社会震荡？他们是西藏社会最有能量的群体，不解决他们的问题西藏社会便无法稳定。
因此，西藏与中国保持统一不是西藏的委曲求全或迫不得已，而是西藏自身安全与稳定所需要的。其实只要实行了逐层递选制，即使没有“独立”的名义，“独立”的实质也差不多都能实现，同时又可以通过统一弥补自身的不足。尤其是中国也实行逐层递选制，保持统一对少数民族就更是只有好处。
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疑问：即使整个中国都实行逐层递选制，以西藏人口与汉族人口相差之悬殊，西藏人的意志难道不会被汉人的意志淹没？这里首先应该记住逐层递选制形成的是自治体，而不是形成民族或其他什么事物。所谓自治体就是从本体利益出发。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汉民族联合成一个自治体，藏民族联合成另一个自治体，才会形成两个民族相对的关系。西藏如果仅作为中国30个省份之一，汉人为主的省虽然占多数，却不会联合成一个汉族来对付藏族。每个省追求各自的利益，在共同决定中国的事务时，如果有意见分歧，那不会是出于民族不同的分歧，而是出于利益不同的分歧。面对利益分歧，有的汉人省可能和西藏意见不一致，另外的汉人省却可能和西藏意见一致。汉人省与西藏的关系不是民族关系，而是视西藏为30票中的一票，是各方都要争取的。从这个角度看，对西藏最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汉民族一对一的位置，而是去做中国之内的一个省区，才能把对应的汉民族分割为几十份，使自己得以“合纵连横”。
整个中国逐层递选的最高层块是由30个省的首脑组成，他们构成管理中国的“委员会”「13」，进行立法，讨论政务，制定大政方针，选举国家首脑。西藏在最高层块具有三十分之一权力，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加权”。因为即使是包含所有藏区的“大西藏”，全部人口也仅为七、八百万（第四次人口普查是645.67万人「14」），但是西藏在最高层块的权力与人口上亿的河南、山东等省完全相等。逐层递选制的这种性质与西方民主制的“参议院”有异曲同工之效。
另外，如果涉及民族问题，西藏在中国的逐层递选体系中并非是孤立的，至少可以有新疆、内蒙、广西、宁夏，甚至包括云南、贵州那些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做盟友。这种联盟在票数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最后，还应看到所说的“委员会”决策是在经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有长期交易、相互延期补偿、容纳选择的序列、总和为正数等特点「15」。在经验范围内，面对面的不是概念，而是长期交往的人，并且谁都知道多数和少数是在一个变化的流程中，今天的多数可能变成明天的少数，今天的让步会在明天得到回报，因此委员会的决策一般不存在压迫和强制，而是以讨价还价、妥协解决和互相调整为工作模式，尤其是当少数采取强烈坚持的态度时，多数往往会做出让步。这样的体制会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更好维护。
●逐层递选制杜绝政教合一
西藏有数百年政教合一的传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至今在西藏流亡社会仍有这样的地位。西藏境内的宗教也广泛影响世俗事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藏实行民主制并非就能获得民主的实质。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样化选择，如果多数人都是服从一个神王或少数活佛的精神指挥，民主就成了一种形式。
有人认为西藏搞民主选举，当选的将大部分是喇嘛。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即使有禁止政教合一的法律（如达赖喇嘛允诺的那样），不允许神职人员参加选举，也会有很多老百姓是按喇嘛的指示去投票。法律不能管人的思想，假如老百姓的个人意志被宗教主宰，宗教介入政治就不必非得通过掌权，而恰恰通过民主就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说信仰宗教正是个人的一种自我选择，但是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和管理社会的权利都由宗教人士代行，已经是神权意志的延伸。西方民主社会虽然也有宗教，然而传统上其公民政治生活是排除神权的，宗教的弥漫也远不如西藏那样无所不及。因此西藏实行民主制不能保证达到民主的目的，如果有一天西藏的神权不巧落在一个专制者手中，民主制在西藏就可能发挥出专制的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人在毛泽东神意之下的一次 “大民主”。
我不是反对宗教，而是考虑如何既不损害宗教在西藏的命脉地位，又能防止宗教对政治的介入，这也是达赖喇嘛多年来不断思考和强调的。逐层递选制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对于逐层递选制而言，政治只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尤其对于基层百姓，选举也好，决策也好，都是可见范围内的事务。在那样的微观环境，宗教除了作为伦理背景，没有可能成为具体的政治指令。比如百姓在超经验范围选举议员，因为不了解应该选谁，才会把活佛指示当作依据，而选举本村村长却不存在不了解。选举将以谁对自己有利为每个人的投票标准。何况宗教一般不会深入到村长选举那样微观的政治中去。至于再往上的选举层次，那些高层选举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不会是宗教，而是对其代表的自治体利益负责，同时因为有隔层保护，当权者也不必担心宗教界的态度，因为即使普通百姓可以被宗教界调动，但只要选举层块里的直接下级不那样要求，当权者就不受牵制。
逐层递选制有两个方向的功能，一是能够把散漫化的人群组织起来，二是可以对过于统一的事物（如神权）进行阻隔。这两种功能都是重要的。而民主政治在宏观范围实行，因为与同样宏观的宗教不能避免重叠，要么受神权制约，要么就得想法破除神权。只有逐层递选制可以在不损害宗教的同时把宗教阻隔在政治之外。那种阻隔不需要以挑战宗教权威为代价，它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在两个不发生重叠的范围，从而避免了因为不可回避而产生的冲突挑战，以及相互的摧毁和瓦解。对于以宗教为本同时又必须跨入现代文明的西藏，这一点是颇有意义的。
●逐层递选是最适合西藏的选举
美国有二百年的选举历史，人们从小受选举方面的教育，但是超大规模选举的弊病仍然不能解决。2000年的总统选举，有调查表明40％的选民把布什和戈尔的政策搞混。对佛罗里达州的投票争执，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种“蝴蝶” 选票搞乱了选民，使他们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打孔。其实那种票上有明显的箭头指示，如果仍能导致那样的错误，未来西藏投票可能出现的混乱就更无法想象。
一个藏族基层官员曾向我描述他去西藏农村组织选举的经历，那只是选举乡级“人大代表”，他在那个村庄呆了三天，“口水说干”（他自己的原话），老百姓仍然搞不懂怎么在票上打钩，连续三次不得不从头再来，因为投到票箱里的选票大多是废票。如果未来西藏采用西方式的民主，会不会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一半以上的选票是废票呢？会不会引起比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严重得多的争执呢？对农牧民占绝大多数，存在大量文盲和没有受过任何政治训练人口的西藏，这种担心完全不是多余。
西藏还有一个虽然简单但足够严重的问题，即地域的辽阔和人口分散。对于大规模选举，这种问题导致无法充分动员，竞选和投票也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基层选民无法了解应该选谁，因此会视选举与己无关，更无跋山涉水（不是形容，在西藏真正需要跋山涉水）投票的动力。既然几乎家家有汽车的美国人都有一半选民是“不投票党” （被称为远在民主、共和两党之上的最大政党），西藏不参加投票的比例更高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投票（且不说投票质量如何），民主岂不是徒有虚名？
而逐层递选制在经验范围内选举，分散于农村牧场的农牧民只选举身边村长，无需奔波，也不需要复杂的选票，口头表态、举手表决，都可以容易地实行；有没有训练，是不是文盲也都无关。对经验范围的事务，没有人比农牧民自己更聪明。竞选者在经验范围无需电视报纸，靠自己的嘴就可以与选民充分沟通。选民在经验范围也不会被巧言令色、空谈许诺所迷惑，他们了解每个人的底细，知道应该选谁。而只要最基层的选举能够良好地完成，往上所有层次的选举也就顺理成章，并会得到不可停顿的动力与良性循环的保障。
●逐层递选制避免西藏社会内部分裂
以民主制实现的“高度自治”，其实并非真正的自治，只是西藏地方相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是一种精英统治的结构，不过是从汉人治藏变成了藏人治藏。这种结构不适合未来的西藏，因为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并由它决定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派，不论哪派上台统治都意味另外一派被统治，就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尽管理论上民主制比专制宽容，但是其基本的民意表达方式——投票，却有赢家通吃的性质：只要是少数，就是无效投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保护少数的机制，骤然民主化社会却可能出现多数专制，压制甚至迫害少数。如果那少数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不是太小，而且能量较大，对统治集团进行反抗或刁难，就会导致社会出现分裂和震荡。
半个世纪来中国对西藏的强力介入，给西藏社会带来了众多结构性变化，也造成了大量历史性的问题，不管是否愿意，未来的西藏都得继承这笔遗产。在西藏被中国统治的时候，西藏人可以一致对外，等到了藏人治藏的一天，内部分歧就会显现出来。首先就是中共时期的各级党政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几乎个个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全靠北京的巨额补贴维持，是否能被未来的西藏政府接续下去？如果不能，这些人会随其命运变化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被共产党的大锅饭养惯了，虽然那不是好事，但砸了大锅饭会使他们反过来怀念共产党（东欧已经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怨恨眼前的统治者，而不管统治者是不是藏人，甚至是不是达赖喇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毛泽东时代的翻身农奴担心变天，文革时期的积极分子担心挨整……半个世纪的风云翻滚、强权拨弄造成了藏人的大分化，达赖的藏人和毛泽东的藏人未来共处，由谁来统治都会成为问题，都难以整合对方。对这样的前景及可能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而把自治名义下的统治变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却可以找到出路。所谓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逐层递选制所实现的 “全细胞自治”——即自下而上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自治，就不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更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各方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例如流亡藏人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曾经当过共产党官员的藏人也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次交往是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的。从这个角度看，逐层递选制是一种适合异质集团并存而且合作的制度。等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再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阶段。
另外，这种“全细胞自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层自治体都会自我消化矛盾。因为所谓自治就是自治体与外界只保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内部运转全由自己决定。这就使自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与后果负责，无从推卸责任。反之统治是自上而下无所不管，因此统治者也得担负所有责任，被统治者的所有不满都可以尽情向它发泄，所有的不是也都得由它承担。特别是民主制下的统治者，由于失去了专制统治的强势，照顾到这头照顾不到那头，承受社会各方矛盾，非但难以进行领导，而且经常免不了危机丛生。
在逐层递选制中，从最基层开始，每一个自治层块都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大事在一起讨论，方针自己制定，首脑由众人选举，工作大家一起做，因此无论什么事都没有理由指责别人，能做的只是改善自己和更换自己选的领导人。即使是国有企业这样的难题，如果让企业以逐层递选制进行自我管理，保证职工凝聚于企业而不流落社会，形成内部公平机制，实现企业的转型与自救，肯定会比全部由政府管理和救济要好。当然，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需要专题才能细论。
不过，逐层递选制对于那些想在权力斗争中成为赢家的精英可能会带来失落，因为逐层递选制和以往所有政治的结果都不相同，没有既定的个人或集团会成为赢家，不管他们此前曾做过怎样的奋斗。例如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为西藏自由斗争了四十年，如果西藏自由是以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无疑能够得到权力，成为其漫长奋斗的回报。如果西藏自由是以逐层递选制的方式获得，他们只能回西藏做一个普通公民，几十年的奋斗不能换取任何权力收益，那些还想继续从政的人，只能像普通公民一样从零起步。
不过，所有权益归还人民，让人民得到一切，不正是我们的希望吗？中断几千年的权力轮回，让权力从此不再成为可猎取的目标，才会有消灭权力罪恶的可能。古往今来，多少罪恶正是出自对权力的欲望，如果消灭罪恶能始于我们对权力的放弃，那就不该感到遗憾，而是最值得骄傲的光荣。
「1 」中国政府目前所说的西藏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面积122.84万平方公里，人口230.43万，其中藏族人口223.59万（1994年）。而“整个藏区”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在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万（1990年），另有二百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
「2 」那时中国的六四事件余波未平，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也不明确，所以文中不乏“收复故土自由重光”、 “中国撤离西藏”、“西藏将成为国际永久中立国”等有独立意味的言辞。但不妨认为那是一种宣传惯性。我们主要研究其中关于未来西藏民主制度的设计。
「3 」达赖喇嘛，《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于宣传部印行，1993年5 月，19-20 页。
「4 」达赖喇嘛，《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于宣传部印行，1993年5 月，15页。
「5 」主要起草者为严家其（政治学者）、杨建利（“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等。
「6 」《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第三十六条。
「7 」《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第三十九条。
「8 」逐层递选制的简单描述是：一个社会的公权力，其各级当权者由其直接下级选举产生。具体原理和方法见《逐层递选制：原理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和《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出版社1998年）。
「9 」台湾《中国时报》記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10」根据《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计算。
「11」《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12」《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13」这里的“委员会”按以下特征定义：一、是个相互作用，面对面的小团体；二、是个长期存在的制度化团体；三、是个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决策团体。（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231-232 页）
「14」余震等，《中国藏区现代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38页。
「15」对这几个概念的具体论述可见乔·萨托利所著《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231-235 页。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冬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