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军喜: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新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 次 更新时间:2013-10-30 23:24:33

进入专题: 文化自觉   理论自信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欧阳军喜  

  

   摘要: 新启蒙运动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发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并培育工农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新启蒙”话语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启蒙主体的实践来实现政治的变革。新启蒙运动的这种政治化倾向,也使新启蒙运动离启蒙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导致了新启蒙的自我瓦解。

   关键词: 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启蒙常常被当作自由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是与启蒙不相容甚至是反启蒙的。自由主义者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中断。然而从整个中国启蒙运动史来看,启蒙的话语是多种多样的。启蒙内部既有唯物论,也有唯心论;既有自由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虽然以文化联合的形式出现,但马克思主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规定和影响了新启蒙运动的内容与走向,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救亡”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一、文化自觉与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新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改变政治斗争策略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其思想动因,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文化运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识到大革命的失败与文化运动的滞后有关。柳湜指出,大革命时期,文化运动落在政治运动之后,“那时从事政治运动的个人或政党,即令不忽视文化运动,在事实上也只把文化运动当做一种补充物。……文化变成了简单的标语、口号、公式的宣传,文化失去了本身的任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文化运动,革命文化迅速兴起。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也迅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之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也进一步意识到,文化运动必须与中国的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配合、相促进。“伟大的政治运动未发生以前,思想运动应促成它的发生。既发生后,又应迅速的和它配合,赶上它,领导它。”新启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936年9月,上海《读书生活》发行了一个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上面发表了题为《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的文章,批评中国的新哲学者没有很好地利用文化这个阵地,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也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他号召中国的新哲学者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联合起来,开展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他说:“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启蒙运动”的开始。

   新启蒙运动是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开展起来的,它配合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又引导救亡运动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在“启蒙”与“救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文化”与“政治”、“启蒙”与“革命”之间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五四启蒙运动则是中国大革命的先驱。艾思奇指出,“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自觉运动。文化上的自觉运动和社会上的自觉运动是分不开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文化上的自觉运动的出现,常常预示着一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酝酿成熟。法国大革命紧跟着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而爆发出来,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可以说是1925—1927年大革命的先声。”何干之也认为,“启蒙运动,在各国革命史上,往往出现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前。文艺复兴是欧洲民主运动的先驱,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哨。这是历史上的教训。”这意味着,新启蒙运动也将承担类似的使命,为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为了论证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启蒙叙事。一方面他们对以往启蒙的局限性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的启蒙运动上溯到戊戌维新运动乃至太平天国运动,但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他们把五四运动视为以往启蒙的典型代表,并认为它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需要开展新启蒙运动。正如艾思奇所说:“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呢?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昧,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之下停滞着了。新的文化完全说不上建立,所有的只是片断零碎的成绩,并且也只是保存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样的文化上的任务仍然遗留到现在,同样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在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五四时代并未过去,这种认识既与国民党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同,也与中共此前的认识相异,反映了中共自身文化认识和文化政策上的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新启蒙运动既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不同,也与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相异。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领导者和理论基础两方面。他们认为,“法国文化上的启蒙运动的任务是由第三身份来完成,但中国的第三身份,因为受了半殖民地性的限制,显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此,新启蒙运动“不能像法国一样只停止第三身份的要求上,眼光必须要看得远大些。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定要把更前进更新的文化纳入考虑之中。”同样,新启蒙运动也与五四启蒙运动不同,“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是以第三身份为领导的,但是到了后一个时期,运动的性质便改变了。到了现在新的文化运动应该是较五四时代为更高阶级的发展,更深入,更扩大,决不是再回复到五四时代去。”这个“更前进更新的文化”或“更高阶级的发展”就是指马克思主义。陈伯达说:“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虽然当时已有动的逻辑抬头,但动的逻辑并没有占领支配的地位,占领支配地位的,一般地说来,还是形式逻辑。但我们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动的逻辑却无疑地是占着支配的地位。大革命以来,动的逻辑的逐渐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才使目前新启蒙运动的提出成为可能。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并不隐瞒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又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到新启蒙运动的叙述之中。他们强调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民族主义的”,“必然要与民族解放和国防发生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民族主义因素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基础。张申府同样强调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他说,“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运动。”正因为如此,新启蒙运动虽然带有强烈的“左”翼文化色彩,但同时又带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特征,表现为不同思想派别的联合运动。

    

   二、理论自信与主体文化的构建

   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大联合运动,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中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说:应该唤起每人的自觉,每人都应当思想,都应当对于所遇见的任何事物,从事批判,每人都应当重新估价一切,都应当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精神的镣铐),从事发现自己的真理。”这一原则同样被自由主义者所认同。张申府也认为思想自由是新启蒙运动的核心,并进一步把思想的自由与文化的民主联系起来。他说,“新启蒙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号召文化的民主或民主的文化。”可见,无论是陈伯达还是张申府,都认为“思想自由”应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

   尽管各派都认同思想自由的原则,但对“思想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并不是要放任思想的自流,而是要通过思想的自由竞争,达到思想的统一,思想自由只是“引导人们思想走上真理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并不要求参加新启蒙运动的不同派别和个人放弃各自的基本思想或立场,“马克斯主义者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尽管保持各自的立场,从这些立场上说话。”但对于各派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批判中求统一”。以“自由”求“统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思想自由的真实含义,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新启蒙运动中的“新文化”的评判基础之上的。

   在新启蒙运动内部,存在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竞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宣称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创建一种“新文化”,并且这种新文化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陈伯达说:“我们认为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同时我们还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我们还要在中国多方面地创造新文化,我们要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这是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着重点。”张申府也指出:“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过,陈、张之间对“新文化”的体认是完全不同的。陈伯达心目中的“新文化”是以“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文化,而张申府心目中的“新文化”则是以罗素的哲学为核心的文化。

张申府并不排斥辩证唯物论,但他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和理解与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他说:“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显然,张申府把当时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当作新哲学的正统,并试图把它们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这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新启蒙运动哲学基础的主张大相径庭。陈伯达指出,哲学的历史是反映社会斗争的历史,而哲学内部最重要的斗争从来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本质上都是主观唯心论,“是辩证唯物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企图把他们拉到一起,“乃是绝不可能的,又是对于真理绝对有害的企图。”他还指出,所谓“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是“帝国主义时代垂死的资产阶级之毫无生气的哲学思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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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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