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军喜:记忆与历史: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3 次 更新时间:2012-09-23 16: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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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军喜  

  

  内容提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建构,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的目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一条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一种革命后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根据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

  

  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在这种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涉及以下问题:一、孙中山为何要建构辛亥革命史?二、孙中山是如何建构辛亥革命史的?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有何影响?透过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伟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当革命还在进行且结局尚难预料的时候,就已有苏生所编《中国革命史》出版,② 这是最早的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书。民国建立后,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著述不断涌现。③ 这些著作或资料汇编,制造了“辛亥革命”这一名词,也确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均可视为彼时的当代史。

  孙中山一向重视“历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挖掘资源来宣传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意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史编纂机构,编写民国开国的历史,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④ 不过那时民国初建,百业待举,孙中山的注意力还在政治建设与实业建设,编纂一部“革命史”,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脑中的设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修改之前他有关革命的记忆和叙述。他通过演讲和著述,逐步建构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促使孙中山建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原因就是他对“革命”的话语权可能丢失的担忧。民国建立后,各种有关革命的书刊不断涌现。孙中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书刊流传,可能会损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国日报》笔政陈春生,将1895年来所搜集之革命史迹,辑成《革命史稿》,由兴中会老同志容星桥转请孙中山代为印行,遭到孙中山拒绝。孙中山认为,“陈君春生虽久主笔政,然对于革命仍是门外汉,其所收藏不免街谈巷语,挂一漏万,殊不足为革命之史料。”⑤ 显然陈春生笔下的革命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张相文因编纂《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提出要将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会党,同样遭到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认为,“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恉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⑥ 孙中山不愿将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会党,显然意识到了会党与革命的“现代性”不相容,他担心若上溯至会党,可能会损害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所具备的“现代性”。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革命党与会党的不同,他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明朝的遗老组织天地会,亦叫做洪门,在我们中国南部亦叫做三点会,长江一带又叫做哥老会。他的宗旨在反清复明,光复汉族,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不过他们只主张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们的革命,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⑦

  正是出于对“革命”可能被“误读”的担忧,孙中山开始撰文建构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在“有志竟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⑧ 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⑨ 可见孙中山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确立他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同时他希望他所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能成为今后国史的“干骼”。⑩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实际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注意其主义的宣传,特别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转变。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显然是与其对三民主义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孙文学说的一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宣传真正的革命思想,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确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基。(11) 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帝制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各种乱象,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为此,他需要建构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强调革命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如孙中山在1921年所说,“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12) 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就成为孙中山宣传主义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环。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

  关于革命原起,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13) 在这里,孙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认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有关革命事由的叙述,也没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实,却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谈革命”的情景,随后详述了武昌起义前他所经历的“十次”失败。(14)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即有志于革命。随后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15) 这样,孙中山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就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条主线。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两天后才从当地报纸中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随后他赴英、法寻求外交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时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里,孙中山这样描述了他与武昌起义的关系:“自广州一役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事领袖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按武昌之成功,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16) 孙中山所说的罗氏即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17) 之前孙中山确曾与侯耀有过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两次与孙中山有过会谈。侯耀也确曾意识到“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18) 但是,关于武昌起义后领事会议席上力主不干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报告中从未提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文档里也未见有关于此事的记载。(19) 相反,武昌起义后侯耀的报告中多次要求增派军舰,随时准备武力干涉。(20) 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是凭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建立起他本人与武昌起义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21)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方略,当然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一党专政,并非是要取消革命。(22) 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制革命,就是不拥护三民主义,其后果就是中华民国被官僚武人摧残,最终导致革命失败。(23) 因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背离了他的革命方略。

  总之,孙中山通过修改或增加记忆的方式,对革命原起、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从而建构了一套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这种影响在孙中山去世以前表现得尚不明显。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24) 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该书关于革命原起,虽然也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讲起,但并不局限于兴中会,对光复会、自立军等团体的革命事迹也均有提及。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北迁,也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相反却认为这是“谋共和之幸福、跻中国于富强”的前提。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迫切需要塑造、建构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25) 辛亥革命史的编撰也成为塑造孙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径。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得以形成。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国民党为正统;写领导人,则以孙中山为中心。在这一主线下,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完全被边缘化或附属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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