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华东理工大学a．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b．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上海200237)

摘要：本文基于对皖南D村的驻村调研，以社会变迁为背景，文章着重从家本位思想、人生意义与代际责任失衡三个方面对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进行分析。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的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他们不再守候着那一套传统归属伦理，而是追求每个家庭努力把日子过好。这是农民主动适应国家政策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观念的转变是国家宏观政策、村庄性质和现代性观念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农民；生育观念；家本位；个体化.

Practical ethics：social foundation and the tr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fertility concept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village of D in southern Anhui

Yang jun  

（a．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b． Center for China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tudi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

Abstract：In the village of D in village based on investigation, to social change as the background, farmers' fertility concept change analysis from a standard thought,the meaning of lif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imbalance of three aspects. Farmers' fertility concep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birth to modern fertility values, experienced a long-term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 from action to change the process of idea. Logic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t farmer 's life significance from a " live" to "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 They are no longer waiting for that set of traditional attribution of ethics, but the pursuit of every family to have a good day. This is the farmers on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reality pressure to adapt and rational choice. This change i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national macroscopic policy, the nature of village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permeability results.

Key Words：Farmer; fertility concept; family standard; individual.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变迁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大体上涵盖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领域的理性化及其互动过程[1]。生育观念作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展开的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深层“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农民生活于社会之中，本身就属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农耕社会，生殖繁衍是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存在基础，或者说是家庭对于每一个农民作出的必然要求。这一点是以传统风俗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今，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他们正在从传统的家本位思想中解脱出来，重新嵌入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背景的个体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新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诠释。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意识

当前，关于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在制度、政策层面上研究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被动选择”的转变方式。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从扶贫致富、提高农村妇女素质、提供生殖保健服务、帮助农民掌握生产技能、增加农民发展机会、传播节育知识等多个方面，引导农民生育观念转变[2]。二是强调从行为者主体出发，进行“主动选择”。 由于生育、养育孩子成本的增加，农民在选择孩子性别更加倾向于女孩，抑制了对生育孩子数量的选择，即使孩子能给家庭带来社会地位、声望等效用，但是成本远比效用高[3]。这是农民生育观念理性化的表现，农民之间比较的结果会自然导致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三是强调地域上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城乡地域之间的不均。他们认为，在对人口的性别偏好问题的认识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不一样，文化素质高的人与文化素质低的人不一样，后者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重男轻女偏见[4]。显然，上述研究过多地集中于社会政策、成本—效益以及区域差异性对农民生育观念的影响。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缺乏专门对农民生育转变微观层次的研究。鉴于此，笔者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从人生意义、从家本位思想、代际关系三个方面描写了农民生育观念的演变过程，并从结构与文化两个维度，对不同年代农民的生育观念的转变现象进行分析与阐释。结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分析，笔者得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业化、城市化浸透着农村社会。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的生育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的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

二、研究方法与D村生育状况

（一）研究方法

2012年暑假，笔者在皖南的D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着重考察了D村的农民生育观念转变情况。在调查中，笔者采用实地调查法（也叫田野调查法），资料收集的方式采取半结构访谈法与无结构访谈法相结合。调研中，半结构访谈的主要内容为：生育行为基本情况，生育观念演变产生的原因，年龄结构，家庭人员的教育程度等；无结构访谈的主要内容为：家庭生活、养老问题、生活习惯、代际关系、人生意义等。笔者主要从A、B 两个维度访谈与收集生育观念材料。A：1987年以前的生育观念，1987—2000 年（D村是1987 年实行计划生育） 之间的生育观念，2000年—2012年之间的生育观念；B：50岁以上的生育观念；37—50岁之间的生育观念（既是父母也是儿女）；40 岁以下的生育观念。笔者在皖南D村的调查时间为一个月，共收集案例为200 例，同时对D村8个村庄12 户家庭中的不同年龄阶段人的生育观念演变历程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质性分析。

（二）D村生育状况

D村地处安徽省南部丘陵地区，D村庄总人口为802人，2011年人均收入7500 元。D村农民的年龄分布及特征为：50岁以上的群体，身份是父母（或祖父母），她们的生育年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时代度过的，同时，一部分农民生育年龄又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度过的，大多数人生育男孩的数量多。从笔者调查的200 例看来，具有3 个以上孩子的为127例，占83%，其中拥有3个男孩的家庭占36.4%；拥有2个男孩的家庭占26.3%。37—50 岁之间的群体，她们中多数人的生育行为是在计划生育实行以后确立的，其身份是父母或祖父母。他们的生育性别比较为均衡，其中生育一个男孩以上的家庭占10.5%，生育一个以上女孩的家庭占3.4%，而独生子女家庭为86.1%。37 岁以下的群体，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才踏入生育年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中学教育并有外出打工经历，在这一年龄阶段的家庭中，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一个都没有，生育一个男孩的家庭占36.7%，生育一个女孩的家庭占63.3%。

三、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农民生育观念的演变历史

（一）家本位思想与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生育观念改变。

中国的农耕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形态。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整个家庭的基本需求，没有剩余的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而，家庭就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也是十分简单和安静，‘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文化模式。因此，生育在家庭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增加劳动力可满足生产方式的需要；在家庭内部完成对整个家族的继承和发展；保证完成对老人的赡养。由此可知，传统的生育观念极端强调生育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只要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制度不发生改变，农民这种生育选择的行为也很难发生变化。

在50岁以上的农民看来，一个家庭必须要有更多的男孩，男孩既是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农业时代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增加家庭劳动力，发展家庭经济，是一种经济需求；晚年有子女照顾父母，是养老保障需求；壮大家庭势力，在邻里免受欺负，在社区有地位，是家庭社会地位需求；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是一个家庭文化延续的体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价值观念、处世之道、行为逻辑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生育观念就是其中之一。37—50岁农民认为，生男生女都无所谓，最好是能够生一儿一女。在他们的眼里，生男孩需要修房子娶媳妇，多生一个男孩就需要多修一栋房子，而如果是女孩，出嫁之后，自己的经济压力就会减少，生活就会过得很轻松，平时可以上上班，打打牌。按本地的习语讲就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正如一位妇女所讲得那样：“男女都一样，生两个孩子有个伴，生男孩是好兴旺、好发人，总归有点老传统。现在的人觉得生女孩更好些，压力更小，负担更轻 2。

而在80、90年代的青年人中，大部分家庭仅有一个孩子，并且大都是女孩。平时，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白天在附近工厂上半天班，其余时间到处玩玩。现代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家庭日常的开支增大，孩子上学的教育成本高。因此，出于经济的压力农民都不愿意生育男孩，只要家庭里的生活好，农民身体健康，孩子读书有出息，这样的生活就是最幸福的。

三个不同年龄阶段人的家本位思想告诉我们，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观与社会性价值观的观念转变上[5]。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从家本位思想，进入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背景的个体化状态。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过程。

（二）从归属感与人生意义转变看生育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的全部生活以家庭为单位。而这个家庭就是农民的最终归属。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作，换取生活必须用品，以满足整个家庭的需求。每个人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寻觅到人生的意义，保证家庭的继承和发展就成为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因而，对于妇女来讲，生育子女是他们能够为家庭做出的最大贡献，如果她们不能或是不生育子女，很难再找继续生活的目标。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家庭的妇女躲在外地生孩子，尤其是男孩，然后回到村里等着罚款。其中一个家庭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孩，第五个终于是男孩。

这反应了农民的“过日子 3”态度，他们把生育儿女当成是人生意义和归属感的重要部分。更有一位农民讲到：“生育更多的孩子（特别是男孩），男孩有了能力，自己也只能挣得个好名声，自己受得苦自己知。这表现出，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生育孩子不是为了让自己挣更多的钱，而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从而享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不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来自外在社会制度强制性的效果；相反，正是农民追求的一种纯为精神上满足的‘过日子’生活。农民经常说：“生育更多孩子，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方式。如今，我们年轻人的人生意义已经不是生多少孩子，比谁家孩子多，比规模大。那个时代已经过时了，这是个开放的时代 4。”

  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民的生活意义已经不是指本本分分地“过日子”。他们期望把人生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用于孩子的教育、为孩子结婚盖房子，过上一种更加轻松和幸福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人生意义和归属。正如他们所讲的那样：“即使我们再苦再累也不能亏了自己，活一辈子多不容易呀，我们这里的俗语‘吃光、用光，身体健康’ 5。”

农民的生活观念逐渐趋向于个体化，他们不再认为应该为了维护传统(如家庭的延续)而行动；相反，个体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选择性的使用传统[6]。现实情况是：在乡村个体化过程中，个体与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家庭、村落等)之间的联系愈加松散，个体所归属的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减弱，个体更加关注自我权利与情感的表达，更加重视和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宗族地区的祖先崇拜和血脉传承来理解当地农民的生育制度和意义世界，“都是给娃过日子”，“只有男孩才能继承这个家”，这是农耕生活的生存伦理。如今，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7]。 农民不再守候着他们那一套传统归属伦理，而是追求每个家庭努力把日子过好，这在整个村庄层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三）从代际责任失衡看生育观念的演变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文化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俗话说：‘百感孝为先’。最典型的莫过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8]。这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下一代的继承人，是最大的不孝。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应该对自己的父母带有一种感恩、感激之心，这是深入到每个农民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其中既包含生育意愿：前者期望多子、后者期望养儿——对子女数量与性别的期望；又包含生育动机：前者为了多福，后者为了防老——选择前述生育意愿的目的。正因如此，其中隐含了特定的生育偏好，追求生男孩，养儿防老。这是传统社会评判家庭延续能力的一个标准。正像农民认为的那样：“生更多的孩子既是一种家庭劳动力的需要，也是一种传统观念，生男孩是‘大喜’，生女孩是‘小喜’，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是一个社会现象 6。”

传统的生育观念是只要男孩养老, 女孩不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就是女孩生活宽裕自愿与父母一起生活也不行, 这将被视为丢面子或男孩不孝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流动，人们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民的生育行为逐渐理性化。 他们既考虑自己的现实生活需求,也越来越注重外界的评价，因而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9]。现代观念认为, 在赡养老人的性别角色上, 男女都一样, 儿女都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老人只要自己愿意, 可以自由选择与女孩或男孩同居生活。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具体说来：农民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强调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代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化，养儿防老的孝道文化也在慢慢瓦解。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理性化，从而带来了生育观念的转变。

在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时，农民的生育观念也悄然在改变。在他们的心理，生男生女都一样，重要的是如果过好日子。如今，性别已经不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大部分人渴望拥有的生活。因而，他们在生育目的上做出了重大选择。村民普遍反映:

(1)男孩有负担，自己能劳动就劳动，自己活不了几年了，自己快老了，不行了。如果自己能干活又不干，还给儿女增加负担，我们的矛盾就会增多，还是自己养自己比较好 7。

(2)现在做媳妇，每个月婆婆给他1千元做零用（主动给的），媳妇自己带小孩，男孩在上班，父母有时候拿点钱出来帮男孩还账，二哥去年结婚，在宁国买房，父母给了10万元。最后，买房子一次付清 8。

我们可以总结出, 传统生育观念的文化基础已经发生改变, 传统的养儿防老之间的平衡代际关系正在弱化。老人不但给儿女钱盖房子，还照顾孩子，而儿女对于老人的回报则是有限的。老人逐渐变成自己养活自己，儿女对于老人的照顾也是很少，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有限养老”，催生和加速了现代生育观念的生成。因此，生育观念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养儿防老的义务性在降低，代际关系逐渐失衡。现代生育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个体化生活方式的体验。农民不再守候那一套传统家庭伦理，而是追求更加现实的都市化生活。

四、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结构与文化的双重解读

(一)村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内生性因素

从根本上讲，生育观念是与村庄的社会性质、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在本村庄20初出生的人中，每个人的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族谱以及名字的论资排辈。乡村有一套非正式制度和象征体系支配村庄各种规范和社会习俗。但是，在村庄迁移的过程中，宗族关系发生了断裂性。之后，祠堂没有重建，族谱没有被续写，辈分也出现了断代。在祖辈三代之间，已经没有人继续使用派别起名字，没有积极的祭祖仪式。以家庭为代表，清明节仅仅上三代以内的坟墓，这就造成了宗族观念的淡泊，宗族势力的衰弱。村庄迁移之后，村内有20多个杂姓聚居，实现了异姓通婚，村庄的姻亲关系发达，在村庄范围内村民之间缔结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生产生活上的互助机制。正如一位村民讲到，“除了娘舅，无好妻；除了栗子，无好火”，这正是村民对姻亲关系密切的表达。在村民修建房屋过程中，亲戚之间会互相帮忙，无需任何工钱，仅在修建房屋的主人家吃一顿午饭；在插秧和收割稻子的季节，亲戚之间会互换自己的劳工，在生产生活方面形成合作的状态。但这仅仅是一种功能上的互助，在村庄内部没有形成类似于集体意识的强烈的内聚力。

由于缺乏激烈的宗族竞争，难以形成传宗接代的观念，农民的本体性价值相对缺失。在传统农业社会，男性劳动力占有相对优势，农民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倾向，但这种倾向主要是基于家庭适用主义考虑，即“养儿防老”、满足家庭劳动力的需求。如今，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现实生活取代了伦理生活，个体化生活瓦解了共同体生活。按照著名法学家梅因的话来说：人们正在从群体生活转向个体生活；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已经烟消云散了。如今，农民追求一种轻松、舒适、个体化的现代生活方式。

（二）国家权力入侵与生育观念转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农民生育观转变的外在推力和强制性力量。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施30余年，为缓解我国人口压力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政策也带了家庭社会结构、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村庄难以形成顽强的抵抗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农村, 全面推行了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制度, 实施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并积极探索建立了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长效节育措施奖励、节育手术保险、城市计划生育夫妇年老一次性奖励等制度[10]。

为了有效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乡镇设置了诸多计划生育扶贫活动。其一，各乡镇职能部门深入到乡村参加‘三结合’活动。实现了乡镇与村庄‘一帮一’服务。这包括生育技术服务、卫生知识的宣传以及宣讲就业培训等。其二，帮扶了大量的计生户群。乡镇府联合农业部门，开办了各种技术服务培训班，把技术送到农村的每家每户。这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直接性的帮助。在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方面，D村自上世纪80年代就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独自子女家庭最光荣等口号，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这为该村树立现代生育观念营造了空间和条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各乡镇积极推广计生系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对那些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 通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以及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等制度予以帮助[11]。

（三）“现代性”观念进村是生育观念转变的外在因素

观念作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展开的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深层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一种人的文化心理性质和内在性秩序更为深层的变化”。“现代性”观念进村促成了农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农民的生产资料不在仅仅满足生活必须品的需求，他们的生活资料更亲睐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这导致了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化。在乡村社会中, 行动主体农民以理性化的形式对乡村资源进行认知、理解和行动，积极参与到外在的社会关系中，推动了自身消费结构的转变[12]。农民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由自给性向商品性、由结构雷同型向差异多样型转变。

在此背景之下，消费主义导入促成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家庭收入总量既定的条件下，通过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来提高家庭日常消费水平。由于生育孩子、养育孩子的成本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不再把生育作为家庭生活追求的重要指标。消费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后现代性理念，强调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正如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我消费，我快乐；我选择，我快乐’。这种理念很快渗透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是笔者所调研的村庄，宗族观念淡薄，消费主义观念的渗透更加彻底。因而，很多农民要么转变了生育观念方式，要么走出村庄，追求更加繁华的都市生活。这是生育观念转变的新趋势，也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新方向。农村人口流动正由“个体模式”向“ 家庭模式”转变，这一转变势必要求农民组建适宜于流动和城市生活的小型家庭。[13]

五、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与农村社会转型

当前皖南农民的生育观念相对于传统生育观念已发生了较大转变：从家本位思想看，农民的生育观念从家庭伦理，进入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背景的个体化状态。这是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过程。从人生意义和归属感看，农民不再守候着他们那一套传统归属伦理，而是从追求“过日子”转向每个家庭努力把日子过好；从代际关系上看，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平衡代际关系正在弱化，儿女对老人变成了一种“有限养老”。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方面讲，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比较彻底的后果；从文化方面讲，这既是现代性观念渗透村庄造成的重要影响，也是农民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等观念的结果。因此，放眼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生育观念的改变有着复杂的因素。但是，结构和文化影响生育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理解农民生育的转变，不仅要有宏观的视角；同时，也要挖掘微观社会的基础，尤其是从村庄文化、村庄性质出发，来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进而归纳出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制。

由此可见，生育观念转变的方式是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转变；是超社会经济发展之前还是滞后；是通过人口控制系统依靠控制人口的方针和策略人为的干预人口生育观念的转变还是通过发展社会经济来诱导自发产生的转变[14]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当前皖南生育观念的变化并不同步于或滞后于农村社会的转变，但对农民的生育行为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观念的转变也是农村社会转型的表现和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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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艳，南豪峰.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演变逻辑——以豫东与豫西南的农区为例[J].社会工作,2007,(5):59-61.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合作研究”(07BSH01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1年“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一般项目《流动的农民—上海郊区“农民农”问题研究》（IAS-FudanXSGZF11001）资助

作者简介:杨君（1987—），男，四川南充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 

2D村调研访谈资料

3吴飞将“过日子”理解为“一个人以家庭为中心经营生活的过程。而陈辉认为“过日子”的本质就是家庭生活的实现和再生产。这里面包含两个环节，一个是有“日子”可过，另一个是把日子“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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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村调研访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