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6 次 更新时间:2013-10-21 21:27:28

进入专题: 陈寅恪   史料学派  

盛邦和 (进入专栏)  

  

   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将其与傅斯年归为同类,无所区别。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陈寅恪与傅斯年虽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然而,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史心”有异,即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与胡适关系密切,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主张治史不必先存一个“主义”(其实他绝对有“主意”,有“主义”),由此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建立,总有贬词。傅斯年追随骥尾,所持史论,与胡相近。本文述论陈寅恪民族史学的昌言,且证其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

   另外,笔者持一种观点,即凡文化当大体具“三圈层”的构造。其外圈为器械文化、其中圈为制度文化,其中心内圈为精神“心灵”文化(对于何为“心灵”,笔者将另文作解)。器械文化背后支撑的是科学求实精神;制度文化背后支撑的自由民主思想;心灵文化背后支撑的是“传统”哲学(或宗教)理念。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化建设中,西学派于外两层文化重构,其功甚巨,而对作为文化内核的心灵文化再造,建树稀少。殊不知,在文化构造中,就“体”、“用”而论,外两层文化属“用”与“工具”的范畴。是为“器械工具”与“制度工具”。胡适、傅斯年们一生所为,证明他们是可贵与优秀的西方“工具搬运工”,而非致力于中国“本体”心灵再造的“灵魂工程师”。

   世界上没有没有“新心灵”文化的“新文化”,世界上也没有没有“新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胡适与傅斯年好象都不理会这一点。他们既张看“自由”“民主”的世界,即将“传统”的来路否定;他们既仰望杜威的桂冠,即向孔丘的布衣上泼污。

   而我们来重温陈寅恪,他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他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虽千万人吾往矣,已经从胡适、傅斯年及他们的后代子孙睿智“科学”的头脑上跨过去了。他既是“民主”的又是“民族”的。他一生所为的,既是考实的,又是思考的史学,就是反复说着这么两件事。

    

   一、“民族文化之史”的建立

   陈寅恪对民族文化注以关怀,对其近代颓唐怀忧虑之念。他感叹: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际,迄乎近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冲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

   在他看来西力东渐,既给中学注入营养,也给中国带来危局:其一是社会经济之制度的变迁;其二是伦理纲常崩坏。而对于后者他尤为忧心。他解说王国维之死的历史之谜,论王乃为中国文化衰落而死:“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他承认自己思想与王国维相近。在给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他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他并不甘心中国文化就此不振,而确信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他预言,西方学术的输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不会是绝对的悲剧,中国有对异域文化受容消化的最大功能。由此看出他积极的文化建设心态。

   他论证道教思想云:道教对于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地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其既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态度中国自六朝以后就已经有了。他将目光转向儒家,说中国即使输入北美、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故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此态度,乃是道教之真精神,也是“新儒家之旧途径”,已为“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确实,一国家、民族之思想文化都不可长远禁锢于一幽闭环境,大凡经历若干种挑战,即所谓“文明的挑战”。

   中国思想发展有此经历,西方思想发展也有此经历,且其表现更有甚于中国。思想与文化有开放才有借鉴,有进步,有挑战才有反省、有活力。只是幽闭,总要窒息,因其内部的腐化,一蹶不振。没有挑战,总无活力,因其长期的怠惰,自衰自灭。

   文明的挑战包括:第一、社会状态的挑战。社会在发展,从原始自然社会演化为土地与农民社会,再演化为市场与市民社会。此后还要变化,生生不息,以至无穷。文化属于社会,文化随着社会走,社会每进一步,文化所遇的挑战增一分,进步里程也增一分。社会往前走,文化不动,社会将因旧文化的拖累,停滞不前,到头来一国家与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俱亡俱灭。

   具体说来,中国与世界一样,迄今以来社会的进程经过以下几步:自然社会——农业社会——工商社会。自然社会自有自然的文化,农业社会自有农业的文化。工业社会的届临,必导致工商市民文化的诞生。文化于社会既不可超前,更不可滞后。陈寅恪说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如果真是这样,其思想还停留在“洋务”时代,不能不说在应对社会变迁方面,或为滞后。也出此原因,陈寅恪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同日语。然而还是要说,陈寅恪似乎将自己的思想做了过低的评价,他对学术“自由独立”的表述与追求,说明他思想中已经隐藉着现代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外域文化的挑战。全世界论其主要文化区有四大文化区,即为基督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再就是东亚儒家文化区。自古代至近代,中国文化属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一直与世界的其它文化发生联系,接受挑战,在取长补短中生存与进步。陈寅恪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早已有过接受外域文化挑战的经验,这就是佛教思想的传入,及儒、道思想对佛教思想的包容与吸收。由此,他表明自己的文化建设观:1、中国应大胆接受外域文化(眼下是“西学”)的挑战。2、以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与吸收外域文化,使中国文化在接受挑战中国更新。3、外域文化不可替代中国文化。即目下流播的“北美、东欧之学”,自当取其精要,但其于中国获极重要的主流支配的地位,此既不可,且也不能。终将侧于中国思想界之一隅,其结局一如玄奘西天所得唯识宗于中国之旧例。4、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最为重要。

   六经皆史,经史不分,是中国文化特点。陈寅恪继承、发扬传统,有意从史学做起,立志建立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他感叹“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中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他无不心酸的悲叹: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若何?而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他疾呼:重建新史,“诸君试一参究之,以为若何?”

   阅读陈寅恪史学著作,十分深刻的印象是他用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认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列举史例说:“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明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他接着强调:此点乃是治中古史之最要点,“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何为民族?民族与以下诸因素:属于同一个种族(血统);属于同一个文化(教化);居住于同一个地域。陈寅恪提出的观点是,在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陈寅恪此种“文化”至上主义,形成他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支撑。最终成为他观史、治史的基本理论原则。据此我们也有理由将他的史学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史学。

    

   二、“史料学派”的别途

   傅斯年与陈寅恪有多年的交往,他们是同辈人,陈寅恪稍年长。两个人同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留过学。回国以后又长时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共事,在学术上也有相似之处,如许冠三所说,同属于“史料派”。

   许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说:

   直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1928>,提出‘近代历史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而与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发祥地的新考据学遥相互应,史料学派才宣告诞生。史语所创始人兼终身所长(1928—1950),傅斯年是这个学派的旗手兼舵手;遥领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二十年的陈寅恪,则是副舵手。就实践层次说:寅恪的作风或许更能代表史料派的宗旨。

   傅斯年与陈寅恪关系一直很好。傅斯年平时重礼节,然而对自己瞧不起的人,常傲慢复加尖刻的语言。傅的侄子傅乐成说:不过他对于蔡孑民、胡适之、陈寅恪诸先生的恭敬,毕生如一。以上看来,陈寅恪也当属于史料学派,且从“学术群落”而论,傅斯年的史料学派与胡适担纲的“科学派”史学同属一源,与顾颉刚史学也极为亲近。故陈寅恪也当与胡适史学流派结有密切联系。

   陈寅恪确实十分重视“史料”,是属于史学队伍中考实的一派。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也说明研究陈寅恪史学,将其与傅斯年联系起来思考是应该的。当然,王国维也属重视史料的一派。他的两重证据法的提出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陈寅恪对王国维甚为推崇。说王的论学大旨有以下的特点:其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辨证。其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故籍互相补证。其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的研究方法与王国维有共同之处。他对敦煌史料的研究可以说是做到了“地下实物”与“纸上遗书”的互为辨证。他还采用蒙文本与满文译本对《蒙古源流》一书做充分的校正研究。

   他与顾颉刚也有共同语言,说“吾人今日治史者之职责,在逐层消除此种后加之虚伪材料,庶几可略得一似近之真”,从某一角度看,陈寅恪同意顾颉刚关于古史“层累造成”的学说。

   陈寅恪还主张使用新史料,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他又说:“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史料学派极为重视考古,所得考古资料当属于“新史料”,故陈寅恪与史料学派当有学术的心灵沟通。不过笔者还是认为陈寅恪无论与胡适的“科学派”,或是傅斯年的史料学派,或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都有差别。

   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等论史态度有区别。傅斯年认为,一方面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又说: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西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入手,一方面应当“破坏旧有的主义”。

   可见陈傅斯年对传统仍以批判“破坏”为主,恰与胡适同调。至于胡适甚至不同意将“学术”与“民族主义”作一丁点的挂钩与联系。他下面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盛邦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陈寅恪   史料学派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776.html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