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是个逍遥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0 次 更新时间:2013-10-19 2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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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丽丽  

  
九十二岁的历史学家何兆武,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跌宕起伏。回忆往昔,他说自己能理解他人与己不同的诸多选择,但自己更愿做“逍遥派”。而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有效地活着。

   何兆武,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出生于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作为中国知名的历史、思想文化史学者以及翻译家,何兆武著作等身,却历来隐遁在大部头之后,直到2006年推出口述史《上学记》,才性情尽显。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随笔,让当下人嗅到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自由空气,也让很多为教育困境而焦虑的人为之向往。

   1921年出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跌宕起伏。在《上学记》中,他既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又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天性顺和、不容易激越,是何兆武留给他人的深刻印象。如今,人至暮年,回顾往昔,何老说自己一生中更愿做“逍遥派”—派系面前,他能理解他人与己不同的诸多选择。而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有效地活着。

    

   有效地活着

   电话中,何老很快就答应接受采访,至于时间,“我反正退休了,都可以”。

   清华大学西南一隅,是一片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年代久,颜色几近暗沉。有梧桐树穿插其间,高大茂密。中间一栋楼的拐弯处是一个大的自行车棚。多年前,时年八十余岁的何兆武,还常骑着自行车来往,同在清华教书的葛兆光看见了,不由得生叹:何老真是健康。

   推门而入,何老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下意识地起身,腾出自己的座椅让予你,显然,腿脚已有些不便,步履迟缓地挪到床沿上。

   这是一个堆满书的狭小房间,书桌凌乱。桌旁是一个单人床。他已经九十二岁了,因为摔了一跤,右腿植入金属架,现在极少出门,身体已大不如从前。

   但此时此刻,何老像个学生一样端坐着,准备接受提问。

   很少能见到像何老这么爱笑的老人,说话声止住了,笑容和笑声还闪在那里。听力有轻微障碍,偶尔会答非所问。而且,越近的东西越不容易被他记住,他间或会重复自己的话,像复读机,仿佛这些词句是第一次被他如此排列、组织,表情无辜,且充满兴致。

   交谈中充满了空白和停顿。偶尔,他会在十几秒后,奇异地为前一个话题,补上一番叙述,但大部分时候,就空在那里,荒着。

   他脑力尚健,完全接得住很多形而上问题的回答,只是,这样一些瞬间,还是让人知觉,衰老和当时窗外的暮色一样,已经慢慢降临。

   每个早晨醒来,何老会颤巍巍地推窗,拉窗帘,换空气,在屋子里练练自己编的活动操,然后热面包片,涂cheese,张罗早饭。保姆跑来帮忙,却被他推开。偶尔出门遛弯,上下楼梯,他也是如此,坚持自己来。去校医院看病,排很长的队,有年轻人礼让,让他插个队或者坐到椅子上,他都拒绝,他愿意和所有人一样,就等着,“又不是不能站了。”他说。这或许是他保持尊严的方式之一。

   “要坚持有效活着,无效活着太痛苦了。”他说。他最惊惧的,是成为已故爱人生前那种老年痴呆症患者——事事依靠别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十余年里,他们几乎没有交流。

   他的爱人也是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姐姐的同学。书桌上,放着一张放大的她的照片,只是已经记不起摄于何时。

   “文革”时,何老和历史学家顾颉刚、谢国桢一起被关到牛棚。顾颉刚威严,不多言语,而当时八十有余的谢国桢则一团欢喜,总乐呵呵的。当时的何老,问谢老:“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一定得益于您的开朗。”谢老却说不然,其实“精神上特别压抑”。他当时颇为不解:“大家都尊你大学者、老前辈,还压抑什么?”谢老说:“我熟悉的亲友几乎都不在了。”

   而现在,他领受了那种感觉,“我这一辈的,大多数都走了。现在,我时刻准备着。”

   他爱人照片旁边,是孙女在澳大利亚读书时的照片,隔三差五,孙女会过来陪他。

   “她不喜欢读书,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也由着她去。”“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她从小跟着我长大,很亲。”

   他笑得圆融,完全没有长辈的威严或者读书人的清高自持,一副惟愿所有人依天性,自然而成的通达。

   当年,对自己的儿子他也不横加干涉,顺应他自小喜欢打鸟的个性,支持其成为一个在野外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的工作者。他赞成依着自己的兴趣来,这样无论是否出成绩,自身就有个满足。

    

   逍遥游

   何兆武就是一个非功利读书的样本。西南联大七年,他接连读了四个专业,就是因为一直不明确兴趣在哪。而当时的教育制度也给了他这种自由。中学时,因为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神殿到中世纪的教堂,他都觉得有趣,就报了土木建筑系。到第二学期,他发现兴趣不在此,就换了历史,而原因他已记不清,兴许是当时的战局让他充满疑问。其间,他发现对繁琐的历史考据并无兴致,并不认为把一个人的生卒年份考证出来,就等于理解了历史。

   许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历史观做了总结:“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历史也会一无所知,虽说他可以复述许多辞句,但是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本科毕业后,受好友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系研究生。可没多久,就因肺病,休息半年。在这期间,何兆武读了丁尼生、勃朗宁、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歌,因为欣赏丁尼生的人生观,在第二年他就转入了西洋文学系,跟着吴宓读研究生。在吴宓与人闹人际纠纷离开后,他又跟着美国人罗伯特·温特学文学批评。

   何兆武说,“我年轻的时候,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没有排除一种驳杂的思想。”也或许因此,他从来不是一个容易偏执的人,总是留有余地。——他表述自己的观点,你反驳他,他并不急于辩解,“你说的这种,也是可以理解”。

   19岁那年夏天,何兆武读到傅雷翻译的《恋爱与牺牲》,作者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认为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的。当以此宽厚、同情来看世界,可发现整个世界处处值得怜悯。这给他很大的启发:人生多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文革”时,同在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平时闷不作响的会计,有一天也参加了造反派,何兆武有些纳闷,有一天问起他,怎么突然这么活跃,会计说:“还不是为了饭碗!”

   何老说,他能理解会计的选择,毕竟人要吃饭,在这点上,他是唯物的。他说,如果你黑夜行路,遇到强盗拿刀打劫,你是交出钱包还是誓死抵抗,如果有危险,他可能选择交出钱包。

   但有些人不这样选择,在社科院历史所,他有一个好友杨超,德才兼备,是前辈侯外庐的得意门生。1968年,抓“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历史所揪出将近三分之一,凡被揪出来几乎没有不承认的,但是杨超不承认,他拒绝交代别人,写了一张字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然后自杀了,年仅三十九岁。何老对他抱以惋惜:“他就是太认真了,别人都跟演戏一样随风转,他却来真格的,难道你就看不穿吗?”

   “文革”时,何兆武不参加任何组织。“我确实弄不清楚每个派别做的是什么,所以从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我做逍遥派。”

   但是,何兆武有自己的政治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他都参加,但除此外,他都不参与。一来受父亲告诫,政治是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要远离;二来有自知之明,感觉自己不是那块料,并不容易投入热情。很多时候,他愿意做一个旁观者,走在历史边上。

   但他并不圆滑,对待紧跟高举的人,譬如冯友兰,他在《上学记》中也有过讥诮:“1949年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有一段江青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批孔高潮之际,冯先生已届八十高龄,以梁效写作班子顾问的身份随江青去天津,不幸因病住进医院,病榻之上,还立即写了一系列咏史诗……”出版后,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对媒体表示有所不满,何老笑着说:“冯先生的姑娘不同意,说诗歌的出处不对,但其实,可以例举的很多。”

   何老觉得人要把名利看淡一点,但是想到的确有人以此为乐,他也就笑笑。他举例说起薄熙来庭审中,英国人向薄谷开来索要的金额。“1500,万,英镑?”他小心谨慎地排列这个数字及其后缀,步步生疑,带着惊讶。“如果索要这个数额,应该意味着他猜测对方有这个财力吧”。

   他也有一些小机敏和小“狡黠”。“文革”时,每天早晨起来,会有仪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会生疑,暗暗想,毛泽东明明在老三篇里说,人总是要死的。但他自己还是会从众,祝愿,说一些假话,因为当时的氛围如此。

   何老讲起一个笑话。“文革”时,在河南,有辆卡车抛锚了,修理半天没修好,正好看见对面一辆卡车过来,于是招手。车停住,这边人打开小红书,大声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车出问题了,请帮忙。”对面非常淡定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力量,要放在哪里,就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叫自力更生。”说完,就开车走了。

    

   一头雾水,一生荒废

   “如果‘文革’没有结束,你的人生会如何。”

   “不可想象”,他答。“关键看谁掌权”,又补充。关于“文革”,他说自己搞不明白的太多。

   何老频繁使用“内幕”这个词。

   书桌上,那本正在翻阅的聂元梓回忆录里就藏着这样的疑问:一个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被毛泽东盛赞的,“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却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想不明白,不了解内幕。”他叹道。

   此书旁边,放置着一本《邓小平时代》,他已经大致翻过,“他(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可能知道详细内幕,必然充满推测和想象。”

   何老口述的《上学记》为很多人关注后,很多人寄望他的《上班记》,他却连连摆手,没有“上班记”了,原因在于,自己不做官,根本不了解很多事情的内幕,无法讲述。比如上世纪50年代,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牌子上写的是“科学院”,实际上却属于宣传部门。在他来看,科学是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而宣传是先给结论,再去研究,两者本质不同,却混为一谈,他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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