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致敬何兆武先生兼说一些翻译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3 次 更新时间:2021-07-03 10: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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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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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闻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在北京逝世,感到无限悲痛。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对杰出人物离开我们所产生的理性层面的悲痛之感,更是与我们的生命运行息息相关、甚至可以归结为“对生物性存在”的一种精神痛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何兆武先生通过他的译作,是极少数能够进入我们以精神生活为标志的生命活动的巨匠之一。巧合的是,惊闻何先生仙逝的时候,正是我再次研读何先生的翻译大作《哲学问题》(罗素著)的日子,这就更加强化了老人家的离开在我精神世界中敲击出的悲痛回响,它绵延不绝,我好几天都不能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我对何兆武先生的尊崇和热爱,最主要来源于这位老先生极为优秀的译作,这些译作,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及何兆武与李约瑟、马元德先生合译的《西方哲学史》,是可以时常引起我拍案叫绝并发出赞叹的翻译作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这富于韵律感和美感的文字,曾经打动过多少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何兆武先生的译文古朴、典雅,语义精准,从来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他以平实的语言再现了哲学家们营造的神圣殿堂,再现了那些殿堂的静穆与庄严。是的,何兆武先生的译文在某些方面与现今人们的语文习惯不可避免也会有一些间隔,但是由于精准,由于透彻,由于典雅,由于庄重,它反而显示出无限的魔力,让你读之有一种品啜甘露的陶醉之感。

  

   以《西方哲学史》为例。我读过一些此类译作,品来品去,最终还是认为何兆武先生的这本书最好。众所周知,罗素本身就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在记述“史”的时候,往往会跳离开“史”本身,热衷于做哲学家式的观念阐释,这些阐释有时候甚至是与人们对某位哲学家的通论有一些距离的,比如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霍布斯、洛克、卢梭、叔本华……这必然会带来一些几乎无法避免的短处,那就是叙述过于静止而流于枯燥。然而何兆武以及另外两位先生的译文不仅没有放大短处,他们甚至通过中文的魅力表达销蚀掉了那些短处,使这部近80万言的专业性极强的哲学著作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流畅自然,并没有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整本书读下来,我们对单个哲学家的了解,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真是很奇妙的情景。就像我们阅读任何一本经典著作,通常除了会赞叹原作者的天才之外,总是要对翻译家表达敬意一样,我在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的某些精彩篇章时,每每都要忍不住停下来,翻到扉页看一眼译者的姓名,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

  

   何兆武先生离去了,这当然是翻译界的重大损失,然而就这个人的意义来说,又何尝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呢?毕竟我们只有一个何兆武,当下像何兆武这样的翻译家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由于缺失了何兆武所导致的阅读狭窄和视野损失,怎么说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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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不懂外语的人来说,阅读国外作家的作品,翻译者的作用太重要了。过去,我们拥有很多本身就能够称之为杰出作家的翻译家,正是通过他们,我们才接触到琳琅满目的世界文学,领略到那里的旖旎风光——如果没有朱生豪,莎士比亚的巨大诗情将无法宣泄;没有傅雷,在中国就没有那么生动感人的巴尔扎克;没有丰子恺,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用隽永优美文字描绘的俄罗斯风景就将无法在我们眼前展开(我认为丰子恺先生翻译的《猎人笔记》一定比屠格涅夫的原文《猎人笔记》有更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魅力,这本书的中文译文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炉火纯青的境界);没有李丹和方于,雨果将无法在中国读者面前展示他那炽热的人道主义情怀;没有汝龙,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契诃夫描写的各类小人物也不会那样栩栩如生地与我们谋面;没有刘辽逸,我们甚至连托尔斯泰史诗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都无法进入;没有巴金,我们将与屠格涅夫的《木木》、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失之交臂;没有杨绛,你也看不到那个可爱的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在这里,我有必要特别说一下刘辽逸先生。

  

   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刘辽逸先生的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永远是书架上的摆设。在刘辽逸先生的译本出现之前,出于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痴迷,我曾经下很大气力读过两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都因文字艰深晦涩而中止了阅读。就像一个登山的人无力爬上一座山峰,最终退回来一样,我徒然地看着那座山,知道那座山非常好,但就是爬不上去;我知道那必定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世界,可就是无法进入,你没有任何办法。终于等到了刘辽逸译本的出现。刘辽逸先生的译本为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高山厚土一般深刻、大江大河一样广阔、让人回肠荡气的史诗世界。数年来,我不下十次通读和钻研这部鸿篇巨制,它为我提供的文学营养,超过任何其他长篇小说。也正因为这样,把这部书送到我们面前的翻译家刘辽逸先生,在我心中就总是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无条件信服译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译者,仿佛是在直接品啜思想艺术品的美酒佳肴,感觉到畅然的醉意。

  

   整个来说,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作品,无论学术的还是文学的,都是健康严谨的,甚至可以说,那时候的翻译界有一种让人尊敬的静穆感,你几乎找不到随随便便地用垃圾文字堆砌的翻译作品。然而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国门打开,外国学术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成批涌入国门,翻译队伍也突然增大了,这里面难免就会有一些不具备翻译资质的人,出于功利目的操弄翻译,以至于随时都可以看到不忍卒读的所谓翻译作品。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相较于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水准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大规模沉降,现在想要找到一本优秀的翻译作品竟然成为了颇为奢侈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大师级的翻译家了,很多翻译作品,真可谓是译者不知所云,出版者不知所云,读者更不知所云。读这样的作品,你不是在爬山,简直就像陷落在了盘丝洞里,被缠绕着,揪扯着,它可以把你耗得精疲力竭,小脸儿刷白,直到你奄奄一息,躺在那里捯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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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了,我曾经买到一个省级出版社出版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齐泽克著)一书,说实在的,这本书翻译得实在是太糟糕了。我随便摘录一段吧:“在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他异性的尊重’的道德如何使两个重要的著名的‘敌人’——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走到了一起。他们各自道德态度的基本要旨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对无法融入主体的自我调解的不可减弱的他者性的尊重和开放,还有与此相伴的关于道德和政治之间的鸿沟的主张,这种主张的意思是,存在着一些假设的道德要求/标准,引导和维持着每一个具体的政治干预,而那些干预永远也无法完全实现那些要求……根据那套普遍的交流规则,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固定已经减弱了他者的他异性……”你看得懂这段文字吗?一定看不懂的,我想,就是把太白金星请来,丫也未必看得懂,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文字定义为“文字垃圾”而不说它是更糟糕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客气的了。

  

   简短的一段文字,译者怎么就把它给弄得如此不忍卒读起来了呢?要知道,如此这般的文字并不是因为没有上下文联系才不忍卒读,也不是因为读者不了解通行的政治哲学基本概念而不忍卒读,它之不忍卒读完全是因为译者根本不了解他所创造的概念的含义,不了解汉语的基本规范,不了解翻译应当达到的“信、达、雅”的境界究竟是什么境界,所以,整本书云山雾罩,昏天黑地,一地鸡毛,读者只能从像稀粥一样搅混在一起的文字中琢磨齐泽克大概说了一些什么。阅读这样的翻译作品,就像面对一碗馊饭,吃不得,扔不得,它带给读者的也绝不可能是阅读快感,面对那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堆砌,你甚至会产生把自己打一顿的冲动。这样的阅读已经不是阅读,而是一种苦刑了——谁愿意在宁静的夜晚躺在床上去承受苦刑的折磨呢?

  

   据我所知,一本书籍出版,要经过责任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等好几道关口,这样繁复的环节都没有阻挡住糟糕到可怕程度的译稿变成书籍,灾难性地走向读者,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至少在我极为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许多外国思想家、文学家都遭遇过齐泽克遭遇到的事情,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譬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译文呆板滞涩),譬如左拉(译者竟然把长篇小说《土地》改名为俗不可耐且带有地摊文学意味的《泣血乡恋》),譬如莫拉维亚(译者竟然可以在《罗马女人》的一页纸译文中出现十几个“但是”、“而且”、“因为”之类的字眼儿)。我常常想,如果这些思想家、文学家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伟大的中国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一定会伤心致死——不过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他把据说是他写的书拿在手里,也许会认为那些排列整齐的方块字表述的就是他的思想,他会非常高兴。他们哪里知道,这已经不是他的作品,这不过是一本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由另一个人用中文堆砌的“书”而已。

  

   唉!该怎么说呢?具体到我前面说到的齐泽克,整个时代都很浮躁,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省级出版社不浮躁,但是,作为读者,却能够做出选择,从此之后我不会再买这个出版社的书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不能被同时欺骗两次,我对这个出版社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从最终意义上来说,受损失的是出版社,是译者,这里面反映的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问题并不复杂。

  

   我认为,翻译学术著作,最重要的原则是概念准确清晰,你不一定有多么璀璨的文采,但是一定要通晓易懂,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目前竟然成为了奢望,很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著作被弄得佶屈聱牙,好像非如此就不能显示译者的学问。这就好比两个人谈话,一定要使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否则,你在那里呜哩哇啦地叫唤,对方如同镜里看花水中望月,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谈话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没有必要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的学术著作,这种现象就少得多,可见只要认真对待,此类问题并不难预防和解决,关键是要对读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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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界还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喜欢标新立异。

  

叔本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以《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中文书名行销于市,早已经深入人心,前段时间一位译者在一本书中却说,应当翻译为《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并且对“意志”和“意欲”两个词做了考证。在这位译者颇为流畅的译文中,把所有使用“意志”的地方都改成了“意欲”,这样一来,阅读的时候,至少我的个人感受是,每次遇到“意欲”二字都堪比嚼到了沙子。说实在的,我不认为那些概念上的细微差别到了必须改换书名的程度,我也不认为“意欲”比“意志”更准确。译者颠覆一种已经使用很久、约定俗成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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