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鹏程:检察文化的概念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3-09-04 22: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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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鹏程  

  

  【摘要】我国近些年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检察文化的概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提出检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分析和界定。从进一步推进研究和实践的角度考虑,可以将检察文化界定在精神成果的范畴之内,突出检察职业规定性的本质特征,并可以初步将检察文化的内容划分为检察观念、检察伦理和检察形象等三个层次,从而为检察文化建设和理论研究提供基础性的框架和路径。

  【关键词】检察文化;检察职业规定性;检察观念;检察伦理;检察形象

  

  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检察工作中创造、发展和传承的,体现检察职业规定性的检察观念、检察伦理和检察形象等精神成果。它伴随着检察事业而产生和发展,是检察事业的一部分,也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客观辨析现有检察文化概念,科学厘定检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的概念,是开展检察文化理论研究和检察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一、检察文化概念批判

  

  文化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文化现象的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和多面性。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对1871年至1951年80年间出现过的161种文化定义[1]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这些定义大致可以分为描述性定义、结构性定义、价值性定义、历史性定义、主体性定义五种类型。长期以来,文化作为学术概念就一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即“大文化”,是指人类有别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人类劳动及其改造过的东西都是文化。正如我国文化学家邴正所言:“文化,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人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成果。”[2]狭义的文化即“小文化”,是指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相对“大文化”而言,它强调人类的精神财富,但不排除文化这种精神财富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和行为载体等形式来体现。这就把物质形态等客观形式与其中包含的文化内容区分开来了,也把物质和文化区别开来了。从文化学本身的历史来看,它也经历了一个由以“大文化”为研究对象向以“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转变过程。当代的文化学都是在肯定“大文化”的前提下,重点研究“小文化”。换句话说,现代文化学基本上是以狭义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检察文化理论也应当采取这一立场和方法,即以“大文化”为背景,以“小文化”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检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检察文化建设的兴起,检察文化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诸多检察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是例证。批判现有的各种检察文化概念,不是要否定其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恰恰是为了吸取其精华,克服其局限,更好地界定检察文化这一概念。

  有人认为,检察文化是检察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一系列抽象的精神成果。[3]这一概念明确了检察文化的主体是检察官,渊源是行使职权的过程,内容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精神成果。这些认识的立足点和基本方向都是可取的,在检察文化研究兴起的初期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界定把检察文化的主体局限于“检察官”,忽视了其他检察人员,也排除了“检察机关”,没有包含检察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把渊源局限于“行使职权的过程”,忽视了“检察机关自身的业务、队伍和检务保障建设以及内部的管理活动”等蕴含着检察文化的活动;把内容局限于“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一系列抽象的精神成果”,忽视了行为方式和情感等心理因素。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检察文化是指检察人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一系列抽象的精神成果,乃至于包括信息化建设等科技强检内容在内的检察机关物质建设成果。简单地说,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创造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的总和。”[4]这就把信息化建设等物质建设成果纳入了检察文化的范畴,并把检察文化分为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三部分,因而使检察文化概念又变成了一个“大文化”概念。这说明,在界定检察文化概念时,既要注重全面概括检察文化的精神内容,也要注意把检察文化与其载体包括制度、行为、物质等区分开来。

  有人认为:“检察文化是指在一定国体和司法体制下,检察制度、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5]这也是早期提出的一种检察文化概念,其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一是突出了“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找到了检察文化的根基和主要载体;二是把检察文化与一定的“国体”和“司法体制”联系起来,注意到了检察文化的国家性、阶级性和司法性。但是,它对检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界定比较抽象,不便于人们把握检察文化的范围。有人提出:“检察文化指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检察思想、检察规范、检察行为、检察设施、检察技术等诸多方面,是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基本操作理念。从结构上看,检察文化是具有检察工作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6]这个定义的进步性主要在于它突出了“检察工作特色”、“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基本操作理念”,但是,相比前一个定义,它又向前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把“国体”具体化为“社会主义条件”,把“检察制度”摘除了,这既把检察文化限定在社会主义类型,忽视了资本主义检察文化,也忽视了检察文化的主要载体即检察制度。也有人指出,检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衍生的法律文化,是其在检察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体现,具体包括检察物质文化、检察制度文化、检察行为文化、检察精神文化。[7]这就把“检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等同起来了。但值得商榷的是,检察文化是不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衍生品”?我们认为,检察文化不仅仅只是副产品,还是蕴含在检察工作及其全部条件中的精神成果,是检察文明水平的写照。检察文化既体现在职能履行之中,也体现在与职能相关的队伍建设、保障建设、公信力建设等方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只是检察文化的主要实践形式,而不是全部。

  有人认为:“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中国检察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文化,是中国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在长期的工作、生活及其他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体现,是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检察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的总和,是人民检察官群体通向守卫社会正义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路径。”[8]这一定义反映了近年来检察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水平,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定义,其可贵之处主要是,注意到“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都是检察文化的主体,注意到检察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也注意到中国检察文化与世界检察文化的异同。但是,它也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二是忽视了检察机关自身建设作为检察文化渊源的重要性;三是模糊了“大文化”与“小文化”、“检察文化”与“中国检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的界线。

  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在长期法律监督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相关的思想观念、职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以及相关载体和物质表现的总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这个定义从三个方面把人们对检察文化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是明确了“法律监督实践”和“管理活动”都是检察文化的来源,克服了将检察文化仅限于职能活动的片面性;二是列举了检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思想观念、职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以及相关载体和物质表现”,突出了“职业性”和“行为方式”;三是明确了检察文化的归属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功能即“检察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有助于澄清一些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认识。但是,它仍然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只见机关,不见人”,忽略了检察人员的主体性地位;二是把精神成果与其“相关载体和物质表现”并列作为检察文化,失之于宽泛,容易陷入了“大文化”概念,与该定义的主旨相左。

  

  二、检察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检察工作中创造、发展和传承的,体现检察工作职业规定性的检察观念、检察伦理和检察形象等精神成果。这一概念概括地界定了检察文化的主体、渊源、存续方式、本质和内容,是在批判和继承以往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检察文化建设的实际,强调了检察文化的精神属性,区分了检察文化与其各种载体。

  检察文化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首先,检察文化是一种机关文化。它既是具有机关性质和特色的文化,也是以机关为建设主体的文化。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机关共性的一些文化特征,譬如组织性、纪律性较强等,在检察文化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换言之,检察文化是机关文化的一种形态或者一个类型。同时,检察机关是检察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实施者,也是主导者、决策者,因而是检察文化的重要主体。其次,检察文化是一种职业文化,即反映检察人员职业特征的文化,也是检察人员这个特殊群体共有、共创、共享的文化。检察人员是检察文化最活跃、最现实的主体,是检察文化的具体创造者、受益者和传承者,因此,我们不能把检察人员排除在检察文化的主体之外。最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作为检察文化的主体,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各有侧重。一方面,检察机关与检察人员是一体统一的,检察机关是由检察人员构成的,检察人员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与检察人员又是有角色差异的,检察机关是决策者、组织者,而检察人员是具体的执行者、创造者,检察机关是抽象的、组织性的主体,而检察人员是具体的、群体性的主体。没有检察机关的正确决策和组织实施,检察人员的文化活动就难以确定方向和形成合力;没有检察人员的具体文化活动,检察机关的决策和组织就无法实现。突出检察人员的主体性地位,有利于坚持检察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利于激发检察人员文化创造的活力和文化传承的自觉、自信。一般来说,检察文化为检察人员适应环境提供手段,为检察人员顺利开展检察工作提供条件;检察机关则为检察人员创造检察文化提供舞台,为检察人员的发展提供空间和保障。

  检察文化的渊源是检察工作。检察工作是检察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检察文化是检察工作过程中创造、发展和传承的精神成果。检察文化作为检察工作的结果具有肯定、彰显和支撑检察人员精神状态和职业形象的功能;如果检察工作在总体上或者结构上出现了偏差甚至失误,那么检察人员的精神状态和职业形象都会受到消极的影响。正是检察工作改造了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也更新了检察文化,因而只有检察工作才是检察文化的渊源。检察文化是在检察工作中创造和发展的,也是在检察工作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离开了检察工作,检察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检察文化的存续方式是创造、传承和发展。“文化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是链条,是环扣,每一个细节都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人们每时每刻也在已有文化基础上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化。人类文明的进步,便是文化改良、创新、创造和发展的结果。”[9]从总体上看,创造、传承和发展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与检察文化的基本关系,也是检察文化存在的基本方式;但是,创造、传承和发展的目的都是“享用”,主要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享用,即满足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文化需要,也可能为社会所享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检察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检察文化的创造或者创新正是源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对检察文化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反映了检察事业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要通过提升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能力和条件,更新检察文化来解决。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提升自身能力和条件的活动就是检察文化创造。相对检察文化的创造来说,检察文化的传承是指检察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转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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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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